石榴树下

缘分一场

那天，春节假期结束，我将行李草草地堆进行李箱，独自在卧室里站了很久，不敢走出去。我看着墙上爸爸的那张照片，是之前他送我到北京读书时，在天安门广场上拍的。他腰板笔直地站着，眼睛炯炯有神地看向前方，那时候的他多么神气啊。我盯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我，冷峻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凝固，连呼吸都被定格在寂然无声中，一切都好像停止了。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只想一直躲在房间里，直到我听到门外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我该出去了。

临近晌午的客厅被窗外投射进来的阳光照得惨白，仿佛笼罩在一层朦胧的虚幻中。爸爸弓身坐在沙发上，手臂搭在膝盖上，低垂着头，好像睡着了。阳光打在他身上，他也变得朦胧起来。听到我出来，他抬起疲惫的眼睛看看我，想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但因癌细胞扩散侵蚀而溃烂发脓的半边脸和多次手术导致牙齿脱落、牙龈萎缩而凹陷歪曲的嘴巴，使他的笑容看起来非常凄凉和无助。他好像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像一头受伤的老黄牛一样瞬间又低垂下了双眼。我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哽塞着，我想挨着他坐一会儿，但身体僵硬着没有向前。我麻木缓慢地向门口走去，阳光照得我有点眩晕。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门口，转过身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看到他眼睛湿润，欲言又止，但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就这么深深地看着我，我看到他眼睛里的委屈、悲痛、无可奈何和深深的不舍。我的泪水马上要涌出来了，不敢再看他，低下头，声音颤抖地丢下一句“爸，我走了”，转头逃走了，没有再看他一眼，把他一个人丢在惨白的阳光下。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四个多月后，正在上班的我，接到姐姐的电话，让我回家一趟。我忐忑地赶到家，天真地期待还能看到那双眼睛，却看到门口已经搭上了灵棚，他安静地躺在棺材里，身上瘦到只剩一层松垮的皮，脸上的颧骨高高隆起，溃烂的伤口已经发黑结痂，整个下巴和半张脸颊都深陷在黑色的漩涡中。听妈妈说，爸爸那天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可他执意要回家，妈妈用轮椅推着他，从医院回家的一路上，他一句话没有说，神色平静，坐得笔直，好像要奔赴一场重要而严肃的盛会。回到家后，他呆呆地坐在客厅中央，沉默不语。几分钟后，他终于痛苦地叫了一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家，没有留下一句话。那年他才四十六岁。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人和亲戚就常对我说：“你长大后一定要孝顺你爸爸，要不是他，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出生后没多久，就生了一场重病，在医院的保温箱里待了数月仍然不见好转，用他们的话来说，当时的我干巴又瘦小，跟个“猴子”似的。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困难，家底掏空也不一定能救活我，所有亲戚、家人，包括妈妈，都考虑把我扔掉算了，只有爸爸坚决不同意，他对所有人说：“她就算死，也要死在我怀里。”他坚持给我看病，我需要换血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血输给我，为了付医药费，他把能借的亲戚朋友都求了一遍，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连家门口的树也砍掉卖了。为了照顾我，他每天早出晚归，奔波往返在医院和家之间，筋疲力尽时也没说过一次放弃。他曾经说：“父母和子女也是需要缘分的……”因为缘分，我成为他的女儿，因为他的不放弃，我们父女的缘分才能继续。

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重男轻女，老二常常不被待见，但我从小却是他最疼爱的孩子。出门买东西时他总喜欢叫上我一起，即使一路上我们不怎么说话。走亲访友时他总让我陪他一起去，即使那时候我笨拙孤僻得不愿意开口叫人。他总是向别人夸耀我，即便我只是个灰头土脸的笨小孩，没有任何优秀的地方，但好像我只是我自己，就已经很值得他骄傲和疼爱了。小学时的我调皮，经常和班上的男同学打架，他从不指责我，只是告诉我：“如果打不过，旁边有砖头可以扔砖头。打赢了，回家煮鸡蛋给你吃。”他用这种野生的教育方式尽量避免我受欺负。再大一点，我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只有初中学历的他不能给我更多的帮助和指导，只能默默支持着我。北方的冬天冰冷刺骨，屋里比屋外更加阴冷，即使我穿着厚重的棉衣，写作业时依然会冻得浑身发抖。有一天他从外面带回来一台淡黄色的小小的电暖器，开心地摆弄好放在我的脚边，白色的发热管瞬间烧得通红，烤得我浑身暖洋洋的。后面几天，妈妈抱怨这个东西太费电了，但他不管，坚持一直给我开着。怕妈妈生气，爸爸不在家时，我就把电暖器关掉，蜷缩着写作业。爸爸在家时，我忐忑不安地窝在写字桌前，享受着独属于我的一片温暖。他总是叮嘱我不要学习到那么晚，我常常看书到很晚直接趴在桌子上睡了，迷迷糊糊中常看到他开门进来，无奈地说一句：“怎么又趴桌子上睡了。”他轻轻地把我抱到床上，给我盖好被子，收拾好桌上的书本，才轻声地关上灯和门离开。

我从初中开始在学校寄读，每两周回家一次，到了高中，只有月末才能回家待两天。在我不回家的那些周末，他风雨无阻地骑车十五六公里到学校看我，每次都带上炖好的羊肉和各种零食，在校门口张望着等我下课。中午我们一起在食堂吃他从家里带来的饭，无论秋冬晴雨，打开饭盒，香喷喷的饭菜总是热气腾腾，我们聊聊这一周家里的事情、学校的事情，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沉默着，希望陪伴彼此，但常常又不知道说些什么。他不会像妈妈那样问我吃的什么、叮嘱我天冷要多穿衣，他总是沉默不语，但又每周都来学校看我，给我带来吃的穿的，陪我吃完午饭，看着我进教室了才走。初中升高中时，一向成绩优异的我，分数距离市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差了八分，成绩出来的那天中午，我站在学校空旷的操场上，六月的阳光将泛白的塑胶跑道晒到卷起层层热浪，热疯了的知了躲在晒蔫儿了的梧桐树叶间，烦躁地叫个不停，我感觉被罩在一个巨大的蒸笼中，沉闷得喘不过气。我犹豫地拨通了爸爸的电话。“爸……”颤抖的声音瞬间出卖了我的情绪，“中考成绩出来了……额……我没考上，差了几分……”我听到自己蚊子般越来越弱的声音，我的脸羞愧得发烫，炙热的阳光快把我点着了。电话那边安静了两秒钟，随即传来那个熟悉温暖的声音：“哦哦，没事儿，这有什么，咱努力了就行，下次就能考好了。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心里一阵绞痛，眼泪唰唰流了下来，我不知道是在心疼自己还是心疼爸爸。后来听妈妈说，中考成绩出来之前，邻居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常对爸爸说：“你家二闺女成绩这么好，考哪个高中都不成问题。”爸爸开心地听着他们的话，内心满是对我的骄傲。

爸爸做过很多工作，小时候挑过大粪，年轻的时候煮猪牛的下水卖，推着平板车走几十公里到乡间收沉重的下水，运回家后清洗、煮熟，再拿到市集上卖，又脏又累，特别是到了冬天，双手泡在冰水里冻得满是冻疮。从我记事起，爸爸开始“贩牛”，在北方买了牛卖到扬中地区，一家六口人的日常开销、三个孩子的读书费用，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贩牛生意开始做得有点起色时，爸爸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化工厂，整个厂子只有足球场大小、十几个工人，因为舅舅做得负债累累，每天被放高利贷的人追债，在姥姥姥爷的极力建议下，爸爸心软，一脚踏进了这个他一窍不通的化工行业。我看到他常常静坐着抽烟，地上堆满了烟头，我看着他早起晚归，应酬越来越多，越来越忙，我看到他短短几周，就花白了头发，苍老憔悴了很多。在我高二的一个周末，他到学校看我，唯一一次没有从家里带饭，中午他带我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小菜馆，点了几样我喜欢吃的菜，他坐在对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静静地看着我吃。突然，他叹了口气：“真难啊。”我抬头看到他愁云密布的脸：“怎么了？”“厂子的生意不好做。”说完这句话，他抽了口烟，不再说什么了，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我说生活的不容易。我不知道再问些什么，更不知道怎么帮他减轻烦恼，我又低下了头。后来的无数次，我问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多问几句？为什么不多听听他的倾诉？那时候他一定有很多心事吧！

那次吃饭半年过后，爸爸因为脑出血住进了ICU，等我后来知道并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妈妈说除了我，爸爸谁也不记得了。那天中午阳光很好，我搀扶着爸爸到医院后面的小花园里晒太阳，脑出血造成他整个右半身几乎麻木瘫痪，他只能在我的搀扶下一点点拖着右腿往前挪，像蹒跚学步的婴儿。在花坛边上坐下后，他双眼空洞地望着不远处的树，右手像断了一样没有生命力地垂在腿上，安安静静地坐着。“你记得我是谁吗？”那一刻，我忍不住地问。他缓缓地转过脸看着我，脑出血同时造成他说话困难，他用尽全力吐出的每个字都变得含糊不清，但我还是能听到他小心试探地说：“你是……你是楠楠吧？”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你记得我姐姐和弟弟吗？”他茫然地看着我，无助地摇摇头，那神情好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凄然，我不忍心再问了。

出院回家后，为了防止右半身的肌肉逐渐萎缩，爸爸需要自己做康复训练，他每天捶打、按摩自己僵硬的右半身，拖着麻木的腿艰难地保持着平衡，一点点挪动着重新学习走路，每次不一会儿就累得大汗淋漓。他的右手不受控制地抖动，丝毫使不上力，连勺子都握不住，只能先学习用左手拿筷子、勺子，常常夹不住将饭菜弄自己一身。他的嘴巴歪扭，说不清楚话，只能吃力地将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吐出来，但听起来仍然像是嘴巴里塞满了棉花一样模糊。除了身体上的疼痛和改变，他同时备受精神上的煎熬。作为一家之主、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难以接受现在这样的自己，他变得更沉默寡言了。工厂效益不好关掉了，他没有了工作，整天待在家里不愿出门，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现在的样子，有可能的话，他大概希望连我们也躲掉。除了康复训练外，他其余的时间都坐着。他或者安静地坐在院子里，从烈日当头坐到日落西山，一言不发，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或者打开电视坐在客厅，眼睛呆滞地盯着电视屏幕，任凭屏幕上播放什么节目。很多次，我看到电视上播着动画片或者广告，他仍然落寞地呆坐着，好像看电视的另有其人。我不知道那几年，爸爸是怎么一分一秒熬过那一个个孤独的日子的，当后来有一天他拖着残废的身体终于打开家门走向外面时，他是鼓起了多么大的勇气，来说服自己去面对别人和面对自己的。

爸爸脑出血两年多后，我的奶奶——爸爸唯一能在其面前做孩子的人——不堪忍受命运的捉弄，选择自杀了。这是继我从未谋面的爷爷、叔叔之后，爸爸第三个至亲的人自杀。葬礼那天，爸爸平静地面对来吊唁的亲朋好友，熟练地处理现场出现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像他从十几岁开始办理的爷爷、叔叔的葬礼一样。他表面的平静使我忽略了他内心的悲痛，那时候我只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没想过他在最难的时候又失去母亲的心情。直到我失去了他，直到我在他的葬礼上机械麻木地面对来来往往的亲朋，面对众人的围观怎么也哭不出来，可葬礼后的第二天在衣柜里看到他曾经穿过的衣服，在家里的墙上看到他的字迹，突然意识到他——我最爱的爸爸——永远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我永远地失去了他时，我嚎啕大哭，那一刻，我意识到奶奶走的时候，爸爸是多么痛苦！奶奶走后，爸爸很久都没再提起她，只是常常蹒跚着走到她曾住过的房间，默默地待很久，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命运总是在你猝不及防时给你一记重击，无论你之前被它打击过多少次，只要你还能站得起来，它那无情的拳掌又会毫无理由伸向你，直到把你彻底打倒，直到你看轻所有为生命做出的努力，乖乖地感叹“这就是命啊”。当一切不幸被沉默地承受，当一切动荡慢慢归于平静时，2017年年中，我那可怜的爸爸，身体还没完全从脑出血的影响中恢复，又被诊断出了鳞形细胞癌。他经历了那么多变故和痛苦，命运仍始终不肯放过他。刚开始他只是牙痛，镇诊所的医生看过后连忙劝他去市医院，在市医院拍片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遍布他的口腔和下颌，他又要做手术了。等我得到消息赶到医院，已经是他手术后的第三天。他的头发剃光了，人瘦了一大圈，罩在旧衣服里显得更加单薄。他的左半边脸、下巴、脖子都缠在厚厚的纱布里，从脖子处的纱布中伸出一条棕色的管子，连着床头边上的一台仪器，纱布和管子的连接处被血浸透了。他躺在床上看到我，无奈地咧了咧半边嘴，好像在嘲笑自己：“你看，我怎么又生病了？”当天晚上，我坚持留下陪床，因为医院床位紧张，爸爸只能睡在走廊尽头靠墙的一张床上，我在他斜对面两三米远处支起一张躺椅。晚上九点多，病人们基本都躺下休息了，昏暗的走廊上只有几个人在走动，我蜷缩着躺在狭窄的躺椅上，眯着眼睛假装睡着了。我看到爸爸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我，昏暗的灯光下，他显得那么消瘦、遥远，一滴泪从我眼角滑落，我心疼他，不敢哭出声，但泪水止不住地涌出来。他坐在对面，看着我不说一句话，他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