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人

对苏东坡来说，除了仕人文人和劳民，世上还有第三种人，就是那些谈佛谈玄之人、世外隐士和各种高人。这第三种人一直强烈地吸引了他。他要深入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方式，而是通过这些进行一次次心灵上的全面求证。他要借他们设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人为何而来为何而去、生存之意义和结果，以及途径。在他留下的文字和一些有关记录中，这样的相逢相处的场景简直太多了。比如他随手写下的《三朵花并叙》，记录的就是房州的一位通判告诉他的一个故事。这里说的是房州这个地方有一位异人，常戴三朵花，所以落下了这个外号。此人既能作诗，且所有诗句皆有神仙意境，令人向往，苏东坡专门为此异闻作诗一首。他记下的类似故事还有“偶至野人汪氏之居”：因有神灵降在室内，使这个大字不识的“野人”竟能够提笔书写篆字，笔法特异，也同样能写诗。在黄州的时候，苏东坡还深入探究以船为家的“鱼蛮子”，对这些漂流而居的人十分好奇。从记载中可见，诗人对这一类事情一生着迷，每有听闻便前去探访。其实这正反映出苏东坡某种特殊的心结，表现出他心底的浓兴。说到底，他自己就是一个隐藏于官场的“第三种人”。

这种嗜好与倾心，极有可能源于少年时代的上山学道，一度曾立志学玄。他一生都与道士和尚有着很深的交谊，在贬谪之地，也常有千里迢迢赶来探望的道人和僧人。奇怪的是，他虽喜欢谈禅论道，却不能信守清规。他在《中和胜相院记》里说，多如牛毛的戒条都是“为愚夫未达者设”，“若我何用是为”，而且对和尚的“荒唐之说”做过研究，认为常常“不可知”“不可捕捉”，故意与之争辩“辄反复折困之”，令其“往往面颈发赤”。“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他所佩服的司马光、范镇等人都不信佛，还曾这样评价范镇：“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谨，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却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肯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即毁佛骂祖，亦不害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在凤翔开元寺，一位老和尚执意要授给一道炼金秘方，能够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还一再叮嘱他不可轻易授人，否则祸害无穷。但只过了不久，苏东坡经不住上司凤翔太守陈希亮的一再恳求，竟然把这个秘方传给了他，从而改善了两人之间的僵硬关系。据苏辙的《龙川略志》所载，这位凤翔太守最后痴迷炼金术并因此而发了大财，最终却中毒身亡，苏东坡为此非常自责。

让后人不解的是，苏东坡既然掌握了炼金术，为何自己不为？他在被贬之期忍受了极大的贫困，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

他这一生遇到的怪人异人实在太多。有一个叫辩才的法师曾经为他的儿子苏迨治好了病：苏迨直到四岁都不能走路，一直靠大人背负，多方治疗皆无效果；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与法师成为忘年交，对方即为苏迨祈祷安抚，孩子竟然很快就能走路。“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赠上天竺辩才师》）这个事情令我们今天读来还大为惊叹：“摩顶”之法竟让一个不会走路的孩子变成“奔鹿”。此事在子由的《龙井辩才法师塔碑》中也有记载：“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请师为落发摩顶祝之，不数日能行如他儿。”

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僧道挚友就有数位，他们有的与诗人可谓生死之交。比如道潜是北宋著名的诗僧，在诗坛享有盛名，苏东坡“乌台诗案”惨遭贬谪之后，曾在黄州陪伴一年之久。晚年诗人被贬海南，道潜又准备渡海相随，为诗人力劝阻止。就因为与苏东坡的亲密关系，最后道潜也受牵连，被迫还俗并被捉到苏州狱中，直到建中靖国初年才得昭雪，重新削发为僧。

那位身骑骏马、隐居山林的侠客陈季常，更是苏东坡的好友。陈也是眉山人，是凤翔太守陈希亮的儿子，与诗人一见如故，东坡名篇《方山子传》就是为他而作。这位侠客年轻时狂放不羁，曾经带着两个身着戎装的侍女漫游天下：“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溪山好处便为家。”（《临江仙·细马远驮双侍女》）季常被父亲视为浪子，如此放浪之人却又特别惧内，东坡诗中著名的“河东狮子吼”一句，竟是写他。谪居黄州期间，陈季常七次探望，东坡三次回访。陈季常在江湖名头很大，拒绝了多少豪侠的慕名交往，却愿长居苏东坡的陋室。他就像诗僧道潜一样，苏东坡流放海南时也要渡海前往，被苏东坡劝止。除了侠客，诗人还结识许多名医，将一些侠义之士、斗鸡走狗之徒、博弈乐人等引为知己；琴师、卖酒人、乡间隐士，都是他的朋友。这些千姿百态的人物一如苏东坡性情中的多个侧面和多种元素，他们丰润了他，他也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

世界上的各种奥妙、无数风景，诗人皆能领略。这“第三种人”实际上预示了生命的原色，组合一起，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华。他们是自然人，是保持自我的完好标本。这些人没有被一个时代的风习和成见格式化，这才有任性的表达和自然的生长。苏东坡与这些人的交往常常被作为趣事和闲话记录下来，实际上存在或多或少的误解：诗人不是作为一个“他者”来到他们中间，而是寻到了同类，是一次次“归队”。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第三种人”。

（张秋伟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苏东坡七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