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鲑、灰熊、乌鸦
作者: 慕明螺旋桨飞机降落在海滩上时,一只趴在水边的年幼灰熊抬起头,看了看我。正值洄游季,浅湾里挤满了筋疲力尽的银鲑鱼。墨绿灌木匍匐在地,叶片下缀着发黑的蓝莓。过了一会儿,熊站起来,涉过曲折滩涂,走进了凉爽的高草丛中。
“在任何别的世界,你都不能离灰熊这么近。它们在这儿饿不着。” 来接我的船长塔皮萨说,“岛上的熊来得比人早。海平面上涨后,它们就回不去了。现在,我们有好几个单独的熊群。” 她长着本地人的宽阔棕脸,圆润下巴上有三条垂直刺青,穿法兰绒格纹衬衣和皮背心,头戴皮质船帽,帽子侧面画着翅膀和螺旋状标记,是鸟的眼睛。“熊会游泳吧?”
“有些能沿着海岸游一小段,但不够横渡的。”
我点点头,“人的耐力比熊好。”
“那你不妨试试看。” 她接过登山包和手提箱,塞进船舱,瞥了我一眼。卷边商标从船帽下的红毛线帽内侧翻出来,翘在染蓝的长发辫上。
汽船马达轰鸣。两分钟后,视野中的最后一艘捕鱼船提起闪闪发亮的饱满鱼网,消失在后方。船长一手把轮盘,一手旋转调频按钮,间或有拉杂人声,报告鱼群位置或洋流走向。海面平静得出奇。有好几次,我以为看到了船的影子,但只是薄荷色的远古浮冰。
夜里十点,我们才靠近目的地。天仍是灰蓝色,粉红和橘红色的片状云层被压得很低,遮蔽了大半个冰川的顶端,陡峭冰壁上悬挂着一条条金黄余晖,从上到下,渐渐透明,最终消失在幽蓝冰洞中。靠近海面的部分,冰盖退却了,露出黑足般的层叠岩。过去数万年里,这儿没有动物足迹。没有人,也没有熊。唯一的先驱是苔藓,在海浪冲刷的岩层根部留下细小的绿脚印,一次次,直到踏碎整座山岩,然后,仙女木、柳兰和有晶莹红色果实的无患子就会从碎石间长出来,用根系为比它们更高大的植物制造泥土。无线电讯号变得微弱,最后只剩下一道平滑的白噪声。
“以前来过吗?”
“没有。”
“从下面来的人总是会拿走些东西。” 塔皮萨没回头,“开始是金子。后来是鱼、木材、原油、天然气。”
“这儿很富饶。” 我假装听不出她的意思,移开目光。两层楼高的冰山掠过船舷,冰上黑点长出了橙色的喙和脚,拍打翅膀,从耷拉的三角眼睛能认出是海鹦。我见过它,和戴户外帽的驯鹿、熊和雪橇犬的轮廓一起,出现在酒店广告和一日游优惠券中,在给孩子们的填色页上。
一沓几十年前的旅行小册子是我在出发前能搞到的全部合规信息。用厨房棉线扎成捆,包在蓝色垃圾袋里。卖给我的人坚决不让我拆开检查。“都是真正的书。” 他宣称,“上门收的,一个老太太,眼睛早就不行了。家里什么电子设备都没有。没有污染。”
于是,在付出预算的四分之一后,我得到几张沿折痕裂开的国家公园地图、散架的儿童绘本、十几本不同年份的广告和优惠券合订本。冰川邮轮广告上,举着香槟的游客含情对望,没注意到舷窗外的巨大冰山也看着他们。另一座小冰山正在桌角的不锈钢冰桶里融化。模糊的背景和一小角可触摸的细节,足够让人在回到办公室后闲聊几句,或是在社交媒体上炫耀几张照片,赏味期限不会超过一周。接着,他们拿走的东西——未经触碰的原始记忆,就会和票证存根、纪念书签、空白明信片一起,被匆忙塞进抽屉深处,和其他碎片一起,沉入黑暗,直到每次拉开抽屉都要费一番力气,直到某一次搬家,或者再也看不清楚。
曾经的人们就是如此奢侈。付出一个月的生活费前往另一个世界,换取一份稍纵即逝的体验,再近乎丢弃地封存。有人说,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作为成年人,只要想想我们还记得多少教科书中的内容,其中多少成为了“一部分”,就能意识到这多荒谬。一想到那些被浪费的记忆,我就忍不住吸气。我是那种会在打烊前买打折面包的人,小冰柜总是填得满满当当。分装、冷冻、复烤后,面包表面会重新膨起轻盈的酥皮,我会站在水槽边吃掉它们,省去洗盘子和擦桌子的工序。柔软的分层吸收了唾液,释放出黄油和小麦的风味时,一切就显得还没那么糟糕。
马达停了。船被蕴含太阳余温的波浪推着,滑入山底深影中。塔皮萨在空荡码头下锚,将我带进一间仓库似的小屋。手电筒光照出墙上的破烂渔网,我打开窗,黯淡天光混着咸腥空气涌入,稍微冲淡了木头的腐味儿。
“先睡一觉。” 她看我拿出没吃完的半个鸡肉三明治,剥开锡纸,又说,“她们请你吃早饭。别让熊闻到这个。”
“你说过,这儿的熊不攻击人。” 角落里,有一摞落满灰尘的子弹箱。
她耸耸肩,没说什么,消失在白夜里。
我重新包好锡纸,躺了一会儿,想象洋流穿过海面下的曲折冰洞。海浪声里夹杂着白天的引擎声和肚子的抗议,我仍在移动。我总是在静止时更清晰地感到移动,时间和空间一波波冲刷过皮肤,它越来越薄了。某天早上的镜子里,它从右侧颞骨边塌下来,拉出两道半圆形的弧线,像错位的耳垂,以前我从来没想过,那里也会长出皱纹。床硬得像甲板,床单是沉重的防水布,即使隔着抓绒衣和冲锋外套,还是能感到一组粗大的平行缝线贯穿布面。是个数字。我躺在一片旧船帆上。一片迎击风浪的强韧织物,如今笨拙地委身于此。一种熟悉感包裹住我,但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自己能记住任何东西。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绘本书上的段落,让大人以为我提前认了字。我也无法理解遗忘,为什么别人会记不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最初的记忆是对周围世界的精确复写,像用一支新笔在新本子上写字。直到七八岁,我才意识到,墨水和纸张不是无限的,我刚刚用完了第一个本子。从发现遗忘开始,我有了将瞬间的光线、场景、动作印刻在脑海里的习惯,就像下锚。第一个锚点是个炎热黄昏,临近暑假,白衣红裙的队伍从灰色围墙中涌出来,散入等候的自行车流中。我对自己说,记住、记住这一刻。锚点是随机选取的,琐碎平庸,不适合写入日记。而在假期结束后上交的日记本里,那些用蓝黑墨水工整誊写的“一件难忘的事”,在第二个暑假到来前就失去了作为记忆的价值,稍稍改头换面,就能再次出现在作业本中。
在学习任何历史前,我无意中最早学习的,是区分真实和虚假的记忆,以及为特定需求伪造记忆。伪造的要点是充沛的、具有暗示性的自传性细节,看似合理完整的故事,以及共通的情绪或感受。大脑是一台连线机器,像自动织机,交错编织色彩纷杂的经纱和纬纱,具有意义的图案就会浮现。我们对意义的迷恋和对人脸、对故事的迷恋一样,是从长期进化过程中获得的本能,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也容易被利用。
伪造日记在当时没有给我带来好处。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除了我,没有人在乎那些文字的真或假、平庸或优美,实际上,根本没人看过。它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怀疑一切日记、笔记或者自传类型的记录。是真的吗?在看似确切的日期下,在第一人称事无巨细的铺陈背后,有多少真诚并不关乎真相,而仅仅是一种姿态?比起真实本身,真实的姿态往往更便于操作、更夺人耳目、甚至更容易成为可被度量的指标,从而更有价值。
后来我没再写过日记。没有日记本,也没有博客日记、社交媒体日记,没有音频、短视频或超媒体日记。我发布过一些书评、影评、旅游指南,还有些拙劣的小故事,以事不关己和虚构代替记忆。偶尔,我还会下锚,如今锚点像洋面上稀疏的捕虾笼,隐匿在波浪里,我常常忘记它们的坐标。
所以,灭绝来临时,我也没什么可失去的。
定居点是苔原山谷间的一组预制板房,最大的一座两层高,我进去时,坐在云杉木中岛边上的三个女人一齐看向我,第四个女人站在岛台的另一侧,将开水沏入一只透明塑料壶。金黄茶汤像一缕烟雾,从黝黑的植物碎片间升起,她放下壶,在围裙上擦手。套袖边缘露出的手背纹身和脸上的一样褪色了。现在,将她脸部特征抽象化的线条被眼袋、法令纹和木偶纹分割成了片段,让我在注视她时容易了一些。大厅没有分隔,一张能坐下三十人的长木桌位于正中,岛台在右,连接烹饪区,多层烤箱占满一面墙壁,锅子挂在对面墙的铁架上,各色刀具足够武装一支小部队。第三面墙开窗,窗户和水槽中间的墙面上挂着几排杯子。空气里有淡淡的烟熏味。
“柳兰茶,我们用它代替乌龙。她将漂浮木雕成的杯子塞进我手里,手指干硬得像木头。
茶水只有半发酵的酸味儿。几双手在台面上传递杯盘,旱金莲的圆形绿叶和黄色花瓣拌的沙拉有生涩的青草味儿,沾着胡椒粒的粉色熏鲑鱼则太咸了,我将蓝莓酱涂在面包上,咬了一口,硬皮几乎划破上腭。“都是自产的。我们有一小片试验田。” 另一个女人自豪地说。她戴猫眼墨镜,用一块橙色丝巾裹住头发,递来一只木盘,里面有两块切得方方正正的红薯,“能尝出区别吗?”
有脸部彩绘的女人说,她们住在这儿七年多了,起初人多一些,后来有些人走了,又有些人来了,现在岛上总共有十多人,今天大部分都去摘蓝莓了。在严格的配给制下,农庄自给自足,最大挑战是长达六个月的冬季,再过一个半月,她们就要开始混种覆土作物——大麦、燕麦、三叶草和冬豌豆。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它们无法孕育果实,唯一作用是保存土壤的水分和养料,为来年春耕做准备。
“土壤。” 戴墨镜的女人说,“最重要的是保护土壤。只要照顾好,她能带来一切。在这儿,土壤比太阳可靠。” 她似乎在墨镜后面眨了眨眼。“还能指望每年三个月不露面的男人吗?” 另一个丰满的小个子女人用和身形不符的洪亮声音补充道,接着大笑起来。
“您呢?您从哪儿来?您的家人也和您住在一起吗?您怎么工作?我们会受到什么影响?” 坐在最远端的短发女人问,她最年轻,也最严肃。
“我居无定所。”我回答。“三个月前我在春雪初融的火山口湖畔,那儿的人们有最深邃的眼睛,在海拔两千百米的群山间,整夜凝视清澈星空,和他们的湖一起,组成小小的、有机的望远镜阵列。六个月前我在北半球最大的地下溶洞里,得用手膝爬行进入,那儿的人们视力不佳,但都有一副好嗓子,地底的钟乳石大厅就是他们的歌剧院,黑暗中的咏叹调会沿着地下暗河传得很远。我的工作方法都是非侵入性的,问卷、印迹分析、神经影像扫描或者经颅电刺激,完全自愿,数据也会经过匿名化和混淆处理。最大的影响是我需要在这里生活一小段时间,然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们的数据会成为其他世界的某个人的一部分——当然,你们永远也不会见到他或她——这方面有严格的行业规范。我们注重隐私,数据描绘的具体内容对于所有经手人都是黑箱,包括我在内。采集后的工作不会在这里进行,而是在城市里的重建中心,具体的操作很复杂。这是个长链条,我只是其中一环。我在那个世界有个小房间,是一座老房子的半地下室,分租的,很便宜。春夏时节,雨水会倒灌进去,所以我现在来这儿了。不,不算是家,是没工作时睡觉的地方。我还有一辆开了多年的小车,她和我更亲近。我得说车是最伟大的发明,第二名是洗碗机、纸尿裤或者全地形轮椅,至少对女人而言。她现在年纪也大了,表面看起来完好,但轮胎上总有找不到的裂痕,打足气也会慢慢瘪下去,胎压警报灯一直亮着。我怀疑附近有某种动物游荡,以吸食车的精力为生。所以我现在不开她出远门了。我有过家人。”
“您自己移植过吗?” 年轻女人直盯着我。只有年轻人才会这么看人。
“没有,太贵了。” 我没说谎,工作不稳定,一点点报酬几乎全用在了路上。
她撇撇嘴,显然并不满意,但没再问下去。
“哈娜总以为要捐献器官似的。” 小个子女人快活地说,“其实是旧货市场、换季衣柜大清理。我们以前在那些东西上浪费了多少时间!”
“理论上,你们什么也不会失去。” 我澄清。
“我们失去得够多了。” 有脸部彩绘的女人安详地把空盘子摞成一摞。
她们向我展示了夏收后的田地。土层不厚,但非常平整,母鸡和海鸥一起在耙子留下的网格间啄食剩余的种子,两只大火鸡在田边灌木中踱步。主谷仓有七八米高,干草垛垒成整齐方块,直通房顶,木桶和麻袋中装满了玉米和燕麦。一辆皮卡停在谷仓边,在能看到大海的牧场上,散落着几头奶牛和绵羊。生活区的间隙点缀有小片菜地,高架菜床用金属薄板围成,以便收集热量。在这里,罗勒、香菜和茴香都变矮了,只有薰衣草依然像卫士挺立,代价是从多年生变成了一年生,蓝紫色的花穗已经发灰。温室玻璃极厚实,一盘盘微型菜苗整齐排列,番茄藤蔓蜿蜒攀爬,黄瓜花在支架间绽放。我有点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