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文为生，乐此不疲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分享，仅从我个人积累的写作经验来谈及，并不具备什么普适性。另外，写这类分享，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已经功成名就来说教或是给年轻人一点人生经验。这让我多少有些惶恐。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也很有必要在开头，先把自己的底细亮出来。这样下面再说些什么显得趾高气扬的话，也指向一个道理，我不仅无知无畏还多少有些浅薄。

我今年三十八岁，从初涉写作（二○○五年）到如今，也有小二十年时间。可要认真来算写作生涯的话（二○○九年），也有十五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匹配我写出来的作品和取得的一些成绩，远谈不上有什么骄傲和窃喜的。唯一可以自傲的一点，我的确在持续写作，笔耕不辍，投身其中，在小说浩瀚如烟，且大师辈出、经典作品群星闪耀的人类文学史上，写出了那么一批注定会泯灭的冠之小说之名的东西。这也恰好契合了我刚开始写作时，给自己内心的一个心理暗示，“嗯，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这篇小说，而我把它写出来了。”我以此来确定自己写作的重要性，在穷酸落魄的时刻来维持内心的那点自尊，且有些瞧不上身边那些忍受生活、循规蹈矩工作上班的人。如今来看，我这句宽慰自己的话，显然是可疑的。原因在于，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由你的手多写出一篇小说，缺少的是“好”的小说。问题是，谁也不是凭空写出好的小说，都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么多年下来，看到自己可喜的进步，小说逐渐写得像样，也算是一种宽慰。而作为一个写作者，无非就像保罗·奥斯特关于青年时期的回忆录《穷途，墨路》中所写的：三十岁上下，我碰到的每件事都以失败告终，那几年我熬得很苦。婚姻以离异告终，写作一败涂地，钱方面也是捉襟见肘。我可不是在说偶尔的亏空或是勒紧腰带撑一阵子就行，而是持续的穷困潦倒，缺钱缺到无以为继，胸闷气短，这毒害了我的灵魂，令我陷入无穷无尽的惊惶之中……卖文为生，莫过于此。

前阵子，一个在高校教写作的朋友，把一篇学生的小说发给我，让我谈下看法。我大致浏览了一番，给出了以下的结论：“天资和我一样平庸，让他先写十万字的废稿练笔再说。”我又怕打击到学生的积极性，补充道：“起码说明他还是有前途的，最不济也像我这样。”那我是什么样子的呢？许多年后，当我出了几本书，头顶“作家”的头衔招摇过市时，过去的同学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他怎么还能当作家呢？上学那会儿作文也写得不行，字都认不全。这话说得基本没错，我后来参加一些活动，也有热心的家长领着孩子去旁听，结束后拉着我，说自己孩子语文不好，怎么办呢？我说我的语文也不好，写作文和写作是两码事。而且很大程度上，太会写作文，作文写得太好，反而有损文学创作。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按下不表。我认识的字词也的确不够，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不能自如掌控语言，有时无法准确用词语表达。这就导致我的写作更多的是平铺直叙，当然这种写法也和自己的文学审美一致，不过总归是自己受到局限。我的小说少见那种所谓辞藻的堆叠和华丽的书写，这又涉及文采和文笔，也算是另一个可以延伸的话题。简单来说，语言要切实准确，言之有物，耍花招是很初级的。相较当下，许多的年轻写作者会去读高校的创意写作专业，我是个野路子，没有经过系统的所谓写作训练和阅读。这一点，我会在后面展开来说。总结下来，可以说，文学是宽容的，不以智商和学历为门槛，接纳了我。

每个人的成长路径不同，要总结出一条或是几点是不容易的。我总觉得，写作无非就是一个人坦诚地表达出自己对世界或是生活的认知，用你的生命去感受，再通过文字去体现。而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你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就无从去教育。你出生在哪里？父母如何？童年如何度过的？身边有什么样的朋友？在起初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都是身处被动中，无从去选择的。但另外一点，在文学的怀抱中，所有的苦难都是你的营养。海明威曾经说过：“当一个作家最好的条件是有个不幸的童年。”阿德勒又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拿莫言举例子，童年时期饥饿的惨痛经历，在他成年后的写作中成为挥之不去要用文字去描摹的，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就是这样。那么对于生活幸福的人来说呢？我觉得，你要有一颗同理心，去理解他人，也要做好思想准备，深入文学将会减少你享受世俗的快乐。

人的感受力，也没办法去教。一般来说，敏感和容易触景伤情的人，更适合去写作，而什么都要理出个头绪和所以然，把这一切都看清楚偏理性的人，就不太适合文学创作。文学不是说明书，让你去解释世间万物和人情。人们去阅读小说，也不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目的，也不需要作家去充当人生的导师。小说是呈现和挖掘人性的，文学是以怀疑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以商量的口吻去与你的内心进行善意的沟通。那么首先，你要有充沛的表达欲，你想说点什么。而同样一件事情，每个人的看法和感受又如此不同。打个比方，你在繁华的闹市区看到全身脏兮兮面目污浊的工人，你是首先觉得他有损光鲜的城市呢，还是想到他背后的辛酸呢？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当然在小说的写作中，这两种不同的感受，都可以去塑造。但基本的一点，后者，更符合一个写作者。说良心有点远，起码能从外在看到背后，不去武断。还有就是悲悯之心。也不是说，刻薄、恶毒，成不了作家。有些大作家，人有问题。但，落实到文字中，我们就是要手持悲悯的笔墨，去理解或者说是洞察这一切。

再深入来讲，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你只要写出自己的感受就足够了。你写出自己的体验，就必然会得到共鸣。实际上，最开始写作时，我也就是抱着这一点。但另外一个问题又产生了，如何让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能达到足够的文学品质，什么是“好”的文字或是文学呢？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文学有那么多不同的流派和写法，你要寻求的又是哪一条道路呢？是影响了中国的先锋作家们以及他们张口闭口的福克纳、博尔赫斯、卡夫卡、卡尔维诺呢，还是更崇尚简练克制的海明威、卡佛呢？亦或是现实主义史诗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呢，还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曹雪芹，以及留有韵味的汪曾祺等人？这个名单还可以如此列举下来，有太多的大师们摆在我们的眼前，他们都各有各的好。总之，你要是想写作，要想太明白了，会发现，写作简直是太麻烦的一件事了。一连串的问题席卷而来。最简单有效的是，要知道什么样的写作风格、什么样的作家会让你感兴趣，要先确定自己的审美。什么样的作家会让你有一种“我也想这么去写”的冲动，那这类作家，就是你的师承。从模仿和借鉴开始去写。所有的写作者，无不是这么开始起步的，在这个过程中，总会逐渐找到独属于自己的路数。

以上这些问题，我并不能回答清楚。可是，不妨碍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以我个人的经验，去探究一二。

二○○五年到二○○九年，大概三四年的时间，我二十出头，人生经验有限，能处理的素材无非就是校园、男女情愫、对教育体制的抨击。我钦羡混迹社会的同龄人，为了搭乘当时兴起的“新概念”写作，也无病呻吟，感觉二十来岁就变老了。无中生有，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期间，我大概写了十万字的废稿。我先写在稿纸上，再去学校附近的网吧，对照着稿纸打字。写完一篇，就搜索杂志的邮箱，投过去。每次去网吧，先查看邮箱，次次都失望。二○○六年的寒假，我让父亲骑着摩托车载我去镇上的网吧，开机点开邮箱，又是没回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就在网上瞎逛。父亲在门口和旁人聊天，偶尔说起我写作的事。那时，我二十出头了，充满羞愧，现在只记得，阴暗寒冷的网吧里，我漫无目的，看些有的没的。这之前，写作曾经在我们父子中间燃起火苗。我第一篇发表的小说，叫《害人》，以“害虫”这个意象来形容我走丢的大伯。稿费三百块钱，我和父亲去邮局取钱，在镇上买了牛肉包子吃。我以为这会为接下来的写作之路开个好头，而再次发表，已经要等到四五年之后了。

二○○九年，我大学毕业两年，期间有三个月的工作经历，其余都在闲晃，以向同学和朋友以及家里讨钱过日子。好在我花销不大，也没欠多少钱。我和朋友一起想做点空手套白狼的事，也摆过地摊，群租在城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总之，这么浑浑噩噩过了两年多，百无聊赖时，也想起来写点小说，都不是很成样子。到了这年的秋天，我觉得自己精神上已经走投无路，肉眼可见地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废物。我审视自己的人生，与其说是自己重新点燃了文学的火把，不如说是一次投机式的尝试。我租了单间，把笨重的不能上网的台式机搬进去，还有几本平时看的书。这一个月的时间，我每隔一周左右坐公交车回家拿点钱，这么到了十一月，写完人生中的第一个长篇《不明物》，跑去了青岛。年末，对我来说，写作上更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以碰运气的方式，参加了“空中网”（手机网站，已经没有了）的征文比赛，拿了个奖，奖金一万出头，一半还债，又给家里点钱。转过年，二○一○年春天，《不明物》也签订了出版合同。我铆足劲，开始写新的长篇，用了大半年写完。当我再次以为写作之路要顺畅时，又陷入了困顿。有本书傍身，我也自觉以“作家”的身份对外示人，尽管还是没有工作，以写作为生，几乎没有收入。二○一一年六月，父亲去世，他临死还焦虑我是否能养活自己。对于这点，我也心存怀疑。总结一下，我这一段时期的写作，还是以青春小说为主，盲目的热情，追求市面上青春写作的惯用套路，有凯鲁亚克《在路上》的痕迹，也有韩寒的刻意幽默的桥段，又总以无疾而终的恋情点缀其中，呈现出年轻人初涉社会的无奈。我这一时期的写作，和文学的关系并不大。

二○一二年春天，我给人写情景剧的剧本，到手一万，果断辞掉了美容医院的文案工作。工作的两个月，我小说一字没写。辞职后的第二天，也许是积压已久，我当天写了个四千多字的短篇。这一年，我写了四五十个短篇，篇幅不等，共计三十余万字。我似乎有些开窍了，把过去的几年所积攒的“小镇青年”或是“废柴”的生活一股脑地倾泻而出。当时一起写作的朋友相互推荐，我的这些小说开始零星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不时能收到稿费，让我心安了不少。这一年，也有朋友邀请我一块儿写电视剧。这只不过是又一次让我确信，我的才能和兴趣还是在小说上。写小说，除了对自己，不用对其他人负责，你只需要和自己较劲，当然有时也可以偷懒下，绕过可能的难点。写出的是什么样子就本来是什么样子，我这样来向自己交代。过去了十几年，我还能想起那一年创作力的旺盛，每天想着怎么写小说，写出一个停笔那么一两天，再写下一个。那是一种不为发表和出版的写作，只为了自我的抒发。我逐渐悟出一个道理，写你最想写的，不要考虑其他的，坦诚地暴露自己的困境、焦灼和不堪。这些小说包括后续两年又写的，二○一六年整理出版了《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这本书。后续的两年，我又陆续出版小说集《兄弟，我们就要发财了》《嘘，听你说》。有年春节，我一个常年在外漂泊的哥们回到老家，把我的书带给他发小看。哥们把他发小看我书的照片发给我，画面中，发小已经发福，露着鼓鼓的白色肚皮，躺在沙发上，一脸悠然自得。这大概就是我心目中，最适合读我书的场景：他生活不如意，三十出头的年纪，被生活敲打得没什么心气，看着我这号人在写他的生活。小地方，没背景，没资源，没能力，没钱，没女人，一切都不尽如意。书中所写的也都是这样的，苦闷，没劲。

二○一七年，我刚过了三十岁。从二○一三年到二○一六年，我住在村里写作，零星发表小说，不时从邮局拿点稿费。我出了几本书，没什么太大的反响。养家糊口的压力增大，偶尔写点剧本，也不是长久之计。我反观自己的小说，都是在重复过去焦虑青年的东西，我厌烦，却又一时不知道再去写点什么。我几乎挫败了一整年，十二月份，我开始写《余事勿取》。这时离我父亲去世，已经过去六年。我写他，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个故事的起点，来自多年前我收藏的一个当地的新闻：“夜遇抢劫 男子被剥光绑树林死亡”。警察在当天就抓到了一名嫌犯，很快涉案的三人都落网了。虽然是一起命案，不过事情倒有些随机和滑稽，三个人酒后路过劳务市场，临时起意抢劫。有了这样一个人物关系，我的创作动机是以这个偶发的命案刻画一九五○、七○、八○出生的三代乡村男性的命运。写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挺满意。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站在父亲的位置上去思考他的人生，让我终于内心坦然接受了他的死亡。这是文学带给我的另一层重要的意义。把目光放在乡村和身边的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因“凤凰读书”公号约稿，我用了差不多两年，以人物小传的形式写了二三十篇乡村人物。后来，集结成《都是人民群众》。这两年，是我在三十岁后写作题材上转型的重要节点。从此，我就没再为自己写什么困扰过。

二○一九年，我几乎一整年都在写剧本，没有写小说。当然写的剧本，最后也黄了。不过，我终于凑齐首付，在城区买了房子。二○二○年一月份到四月份，我和母亲老付住在村里，哪里也不能去，白天我和发小散步、打牌，晚上我缩在床上写《王能好》。这是一段安静且回忆起来有些模糊的日子。二○二一到二○二三年，我主要写了《沈颖和陈子凯》《土广寸木》两个长篇，间歇也写了二三十个中短篇。基本上，我的写作有了两个方向，一是聚焦在乡村，二是写日常的感触和身边朋友的境况。前者，我喜欢用第三视角去观察。后者以“我”来写，基本上也算是延续了过去的“小镇青年”，只是不知觉间，青年进入了中年。要是细说我这一时期的写作，二○二○年出版的《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众》让我获得了业内和读者的关注。《王能好》让我在三十五岁的这个节点，有了一个还算不错的交代。二○二二年，《王能好》入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二○二一年，我几乎全年都在写《沈颖与陈子凯》，九万多字，我写得很慢，从语言上，这对我是一个挑战和磨砺。二○二三年，《土广寸木》出版，又获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我持续多年写乡村，那些乡民们的生活引起了外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