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为成人之道

作者: 《群书治要·文子·上礼a》

昔之圣王,仰取象于天b,俯取度于地c,中取法于人d。调阴阳之气,和四时之节,察高下之宜,除饥寒之患,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e。列地而州之f,分职而治之,立大学而教之g,此其治之纲纪也。得道即举,失道即废。夫物未尝有张而不弛、盛而不败者也,唯圣人可盛而不衰。

【注释】

a 上礼:崇尚礼义。节录部分强调礼义在治国中的作用,礼义远比施行法令更为有效。

b 仰:向上。取象:取某事物之征象。

c 度:法度,标准。

d 取法:取以为法则,效法。

e 人伦:指人与人之间主要的道德关系以及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后人称之为“五伦”。

f 列地:指分割土地。州之:设置这些土地为州。

g 大学:即太学,是在王都设立的最高学校。

【译文】

从前圣明的君王,向上取象于天以掌握自然规律,向下从大地取得标准以了解自然特性,中间从人取得法则。协调阴阳二气,顺应四季气候变化,观察土地高低适宜种植不同作物的情况,消除饥寒的忧患,实行仁义之道,来推行人伦的道德准则。分割土地设置为州,让官员分列职守来进行治理,设立太学来教导他们,这就是圣王治理国家的纲纪。符合道义国家就兴盛,不符道义国家就衰亡。事物未曾有过张而不弛、盛而不衰的,只有圣王可以强盛而不衰败。

【解读】

“人文化成”出自《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文”可以理解为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可以被人看到、听到、感受到,“天文”是指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人们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变化,可以掌握其中不变的规律,就能够为自身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比如,体察到春夏秋冬的规律,进而根据时节变化增减衣物,获得较为舒适的体感,这就是把握并运用规律改善生活。上有所示,下有所变,这是自然而然的变化规律,万物都是被动顺应,而“人与天地参”,古圣先贤通过六十四卦揭示天地万物的奥秘,教化人们效法天地,让人不仅可以顺应规律,更能掌握规律,开创生生不息的生活,从一身到一家,从一家到一国,从一国到天下,最终造就全人类和平美满的长久幸福。

“人文”与“天文”“地理”同时存在,其实万物本来一体,在表达或者描述万物之前,人与天地万物不分彼此。只是在现实生活中,要描述、观察总要有先后、左右才能表达明白,进而在不同思想指导下,在有限的表达方式里,形上与形下产生了割裂,直至严重对立,这是积非成是的结果。从思想上分歧不断,就会在现实层面不断显化,最终会酿成纷争、斗争、战争,这一现象自古有之,天下苦其久矣。中华文明高明就高明在智慧和方法上的统一,比如历朝历代的大一统,形式上是民族、国家的统一,而实质上是文化、思想的和合。只有回归一体的本来状态,才是最适宜人类与万物长久幸福生活的规律。

万物之中只有人能够透过表面现象看到变化的本质,运用规律打造辉煌的人类文明。圣人向上通过“天文”看到远大、崇高的理想境地,向下通过“地理”看到基本的规范、底线,中间看“人文”,认识到人本来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大人”,只是受到社会洗染不同,表现出参差不齐的品格特征,进而“化成”,就是帮助人们变化气质,恢复成为“大人”。

古人看来,人虽身处自然,但并不与禽兽为伍,而是有着更为高明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足以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造福万物。具体说来,人在习性上有“异于禽兽”的“几希”之处,虽说“几希”,但也是天壤之别。难在“人法地”,地上的现象容易观察且较为亲近,比如说古时人与野生动物混杂相处,常常看到动物的习性,习以为常而积非成是,误以为动物的“弱肉强食”就是人的生存之道,恰恰忽略了可以仰望星空的内在潜能。如果放弃这一点,人就落入禽兽;相反,牢牢记住这一点,人便足以成为真正的“大人”。比如,人活着确实需要“饮食男女”,这一层面的内容似乎与野生动物没有差别。但细细思考,为什么动物有体毛遮掩而人没有,人却会制作衣服修饰身体;为什么动物交配有时间限制,而人没有,则要通过具体伦理关系,以及一室之内的空间限制?如此种种都说明,人类通过观察,有足够的智慧选择天地之间既适合自身长久发展的规律,又能跳出规律的既定结果,避免不利结果对自身产生负面作用,避免堕入动物被动受制于规律的宿命,从而把握命运向美善的方向,或者说向成为“大人”发展。这“几希”之处弥足珍贵。

所以古人以道德仁义为劝善,是充分肯定人的潜力无穷,“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是完善的、无穷可能的。人只要抬头看到天地的全貌,理解万物运转的真相,就知道人的无限可能。这里的“人”是每一个人,而“个人”又是所有人、万事万物,所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道德仁义礼”中,“礼”为较低标准,落入形器,往往较为具体、烦琐,以至于被很多人误会为枷锁,实际上是极大的误会。又用制度刑法来止恶,因为现实生活中多数人只能看到形式,很难理解形式背后的道理,所以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养成习惯进而内化为思想、修养。如果不能按照良好的制度为人处事,则要通过更加严厉的律法,甚至刑罚,通过惩罚机制让人感受到恶果,对恶有更直接的感受,进而产生畏惧、悔恨、厌恶的内心情感,最终转为向善的想法和行为。

无论道德礼法,还是形上形下,都需要先行者引领,所谓“人能弘道”,圣贤君子首先做到,实现好的效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社会大众效法学习,慢慢都会变化气质。这里“小人”不是说坏人、恶人,而是很少接受道德教化的社会大众,对于为人的珍贵价值无从了解,就需要圣贤君子融入大众之中,同光合尘、身教言传,通过天长日久的积累,以“先觉觉后觉”,变化人心、开启民智。

总而言之,中华一万年文化史一直是关照“人”的文化历程,通过生活、教育恢复人的本性、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人与天地参”,人有着与天地相同的德能、智慧,通过人的活动,实现天下万物“止于至善”,方为“化成”。(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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