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谏诤臣,还是权贵爪牙?“小人物”刘栖楚的多面人生
作者: 郑晓长庆四年(824)三月的一天,像往常一样,百官于大明宫紫宸殿门外等候唐敬宗上朝召见已有多时。
这一年的正月,患病一年多的唐穆宗去世,十五岁的唐敬宗继位。和他的父亲穆宗一样,新皇帝甫一嗣位,即嗜寝乐色、畋游无度,终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肆意挥霍唐宪宗好不容易打下的“元和中兴”局面。
不过这一天,唐敬宗显然更加过分,太阳已经高高挂起仍未露面,众多官员等得是四肢僵硬、头昏脑涨,一些年纪大的以及身体素质不佳的,几乎都要冻僵昏死过去。
总算,唐敬宗最后还是出现了,但匆匆与大家见面后就宣布退朝。百官退后,左拾遗刘栖楚突然上前,大声说:“如今外则四方不宁,内则先帝灵柩在侧,哀乐之声未绝,陛下正当年轻,正是励精图治之时,如今您却只顾嬉戏游乐,政事未见起色,而不孝之名早已远扬天下。如此下去,恐怕国祚不长。我身居谏官职责,只得以死进谏,请皇上明察。”说着,重重磕头于阶上,响声连连,血流不止。
事发仓促,在一旁的宰相李逢吉瞅见唐敬宗脸色,连忙说道:“好了!刘栖楚你别磕头了,聆听皇上旨意!”刘栖楚抬起头来,却并不起身,紧接着又说起宦官擅权作威的事情。唐敬宗脸色更加难看,连连挥手让刘栖楚出去。刘栖楚仍坚持喊道:“不用臣言,请继以死。”李逢吉赶紧又说:“刘栖楚你说的皇上都已经知道了,现在就出去候旨吧!”刘栖楚这才起身退出
门外。
所幸,在随后讨论如何处置刘栖楚时,宰相们都对他的行为表示了肯定,唐敬宗也不再追究,还命人前去安抚,让刘栖楚安心回家。
没过多久,朝廷下达诏书,提拔刘栖楚为起居舍人。刘栖楚却没有接受任命,借口身体有恙,跑到了东都洛阳。
事情没有结束。这一年十二月,几个谏议大夫联名上书请求与唐敬宗议事,唐敬宗突然问道:“上次那个以死相争者,不在你们当中吗?”皇帝此言一出,当天刘栖楚就被任命为谏议大夫。
要知道左拾遗,从八品上;起居舍人,从六品上;谏议大夫,正四品下。唐代官阶虽然并不是代表官员地位与重要性的唯一凭据,但这也从侧面表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刘栖楚的仕途如火箭般飞速上升。
看来,当日的触逆龙颜不但没有让唐敬宗不满,反而使他记住了刘栖楚这个人,并对其青眼有加,超常擢拔。当上谏议大夫没多久,刘栖楚又升任刑部侍郎,数月之后再获重用,出任京兆尹,成为首都地区行政长官。
刘栖楚进谏的情形,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他因为进谏,不但没有获罪,反而被皇帝所赞赏并予以提拔,也并非个例。历史上张释之、汲黯、魏徵、狄仁杰等人的进谏故事,甚至更加精彩,也更加凶险。
但这里有意思的却是刘栖楚这个人。
刘栖楚,在新旧《唐书》中皆有传,但都很简短,只有四百余字。传中起笔就说他“出于寒微”“其出寒鄙”。可能是由于家境一般,家中无力负担他的学习费用,刘栖楚并没有走读书入仕这条道路,他的人生出场,只是从镇州(今河北正定)一个小吏开始。
不过刘栖楚应该是很快就显露出了和一般小吏不一样的才干,史称他“性诡激,敢为怪行,乘险抵巇,若无顾藉”,意思是个性强烈、行事大胆,敢于言人不敢言,做人不敢做,当时镇州所属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也很快注意到了他,“奇之”,于是向当朝宰相李逢吉举荐刘栖楚,李逢吉便将他提拔到了朝廷当左
拾遗。
到此,事情看起来很美,仿佛又是一个草根凭借个人努力、又有贵人相助的成功故事。但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李逢吉不论是在后世还是当时,评价都不高,被认为“性忌刻,险谲多端”,“妒贤伤善”、睚眦必报。他执政期间,积极拉拢党羽,多方搜罗爪牙,将刘栖楚调到京城,正是看中了刘栖楚“性果敢”这一特点,“以为鹰犬之用,欲中伤裴度及杀李绅”,作为打击陷害裴度、李绅的利器。以李逢吉为中心,“所亲厚者”“从而附丽之者”的得力干将,被人蔑称为“八关十六子”,刘栖楚便赫然位列其中。刘栖楚也没有“辜负”李逢吉的期望,在李逢吉策划主导的罢裴度、逐李绅等一系列事件中,“嗾而为奸”,冲锋在前,出力不少。事实上,从他前面进谏时不听皇帝倒听李逢吉的话也可以看出,他给足了李逢吉面子。反过来,李逢吉“喜助己”,对他的表现亦是十分满意。
行文至此,刘栖楚的面目开始变得有些模糊,或者说复杂起来了,他的人生也不再是简单的草根逆袭的动人故事。
没错,他是有能力。这个能力使他脱颖而出,得到王承宗、李逢吉的赏识,但同时,他又心甘情愿利用自己的能力为李逢吉效力或者说为李逢吉所利用,尽管他不可能不清楚李逢吉的人品、名声。至少在这一点上,他算不上君子,因为他违背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告诫,以及“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古训。进而,这甚至使得他“冒死进谏”这件事也变得可疑起来。以他大胆偏激的个性,难以排除他是利用皇帝新立且尚年幼的时机,剑走偏锋、豪赌一把。成,则声名鹊起、别开天地;不成,谅唐敬宗也不会拿他怎样,更何况还有李逢吉在后面为他撑腰。从他“进谏”之后的结果来看,如果确实是怀着这一目的,那么他是成功了。
然而,又可以因此说刘栖楚不是一个“好人”吗?事情仍旧没有那么简单。
刘栖楚担任京兆尹后,“峻诛罚,不避权豪”,实行严刑峻罚政策,对于高官权贵、豪门大族,从不手软。当时长安地区有不少恶少,寄名宦官集团控制下的神策军中,平日为非作歹,一有风吹草动即隐匿军中,地方官员对此束手无策。刘栖楚不为所动,“一切穷治”,纵然躲藏到军中,一样坚决揪出来,以至于神策军中一说到刘栖楚,都为之悚然。刘栖楚上任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宿奸老蠹为敛迹”,长安城治安焕然一新,人们纷纷将他比作西汉时期的另一位著名京兆尹、同样不畏豪强的赵广汉。
京兆尹难当,能让长安城人民留下好印象的京兆尹显然不多,所以人们才会不辞久远,将刘栖楚与九百年前的赵广汉作比。这也说明刘栖楚这个京兆尹当得合格,得民心,有民望。
京兆尹是刘栖楚仕途的顶点,然而这段好时光没有持续多久,刘栖楚便遭遇了重大挫折。或许是短短时间内一帆风顺,再加上原本性格就特立独行,刘栖楚似乎变得更加骄傲自大。面对新上任的宰相韦处厚,也不假以辞色,还盛气凌人,以“厉色慢辞”相待。与此同时,政治形势发展迅速,赏识他的唐敬宗已死,提拔他的李逢吉也被贬出京,孤立无援的刘栖楚被韦处厚“恶之”,找了个理由便将他调离出京,到今天的广西桂林担任桂管观察使。第二年,也就是太和元年(827)九月,刘栖楚便死于他乡任上。三年时间里,刘栖楚仿佛经历了从天上到地下的来回转换,出人意表,高光展现,戛然而止,最终抑郁而卒。
刘栖楚的结局,使得他的面目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们才刚以为他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他却以在京兆尹之位的骄人业绩,特别是不畏豪强、不惧宦官的表现,表明自己并非欺软怕硬之辈。若说他只是因为有皇帝的加持、李逢吉的撑腰而有恃无恐,不将其他人看在眼里,也不对,因为唐敬宗已死,他依然故我;李逢吉虽说是他背后的大树,但李逢吉自己也是因为攀缘宦官才得以上位,他不可能去故意得罪靠山的靠山。更何况李逢吉倒台后,他也并没有对新宰相韦处厚转变态度,重新寻找依靠。《新唐书》说他外表怪行张扬,“内实恃权怙宠以干进”,看来也不那么准确,至少他并没有朝三暮四。
或许,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复杂的人性,原本就无法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来定义,但不妨可以说,这是一个既狂狷又懂得“规矩”的人,并且甘心以自己的狂狷为提携他的人所用;这又是一个既明白游戏规则而内心依然不安分的人,甚至不惜身撞南墙、头破血流。很难说在这样复杂的多面性中哪一面占据主导,更可能的是彼此交织,连他自己都分辨不清。也很难说这些多面性中哪一面才更加真实,他投靠李逢吉,未必就是卖身求荣,或许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在其中?他得罪韦处厚,也未必是一根筋拧到死,也可能又是另一种形式的投机。例如,他当初帮助李逢吉打压裴度,但后来裴度再次进京拜相,他也主动地和裴度搞好关系,丝毫没有“厉色慢辞”,展示出了足够的“聪明”。
多面的刘栖楚,仿佛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普通人在唐代官场艰辛“奋斗”的非典型样本:他出身寒微,也没有功名,在讲究门第与出身的唐代,单靠个人的努力,事实上基本难以出头。他又满腔抱负,甚至以出将入相为目标—在担任京兆尹时,就有人看出他“有觊觎相位之意”。因此,当李逢吉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毫不犹豫地一把抓住,并且投桃报李,为李逢吉所用,哪怕后者的风评非常糟糕。但他内心深处仍然保存着孤傲清高,既敢于言,也勇于行,这似乎又为他挽回了一些形象。他最终还是被自己的性格所“误”,没有像其他大多数有门荫庇护、有奥援襄助者那样东山再起,只是以自己昙花一现的身影,激起了一道淡淡的涟漪。
八关十六子
《旧唐书·裴度传》:“逢吉之党李仲言、张又新、李续等,内结中官,外扇朝士,立朋党以沮度,时号‘八关十六子’,皆交结相关之数也。”
《新唐书·李逢吉传》:“其党有张又新、李续、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及训(李训)八人,而傅会者又八人,皆任要剧,故号‘八关十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