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折狱龟鉴》看中国古代的司法理念

《折狱龟鉴》是郑克编撰的一部司法案例集，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折狱，意为断案、审理案件。龟，龟甲，常用于占卜，以预知吉凶；鉴，镜子。龟鉴，即为借鉴之意。作者希望通过书中众多的案例，为后世之人提供借鉴，让司法官员在面对各类案件时，参考前人的做法，明辨是非，准确断案。

此书是在五代和凝、和㠓父子所著《疑狱集》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和完善，增加了大量案例，并对案例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全书分为二十门，分别为释冤、辨诬、鞫情、议罪、宥过、惩恶、严明、矜谨、察奸、核奸、擿奸、察慝、证慝、钩慝、察盗、迹盗、谲盗、察贼、迹贼、谲贼。除此之外，郑克还添加了很多按语，这些按语画龙点睛般地揭示出其中蕴含的道理。因此，《折狱龟鉴》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疑狱集》。

随着时代的发展，宋代法律制度的建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有中国第一部刻版印制的基本法典《宋刑统》，而《折狱龟鉴》则堪称宋代侦查类文集的集大成者。它系统总结了前人在案件的侦破、检验、审讯等方面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断狱者提供了借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中所体现的司法理念，在今天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不惧强权，依法断案

法律的根本价值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而这一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司法官员的坚守。在古代，强权势力往往错综复杂，极易干扰司法的正常运行。司法官员一旦屈服于强权，法律就会沦为一纸空文，社会公平将遭到践踏。司法官员在面对权势压力时，应坚守底线，依照法律断案，才能使有罪之人得到该有的惩罚，无辜之人免受冤屈。也正是这些司法官员的坚持，社会秩序得以维护，国家统治根基得以稳固。

唐代武则天时，有人告发驸马崔宣谋反，武则天令御史张行岌审理此案。张行岌经过调查，认为崔宣并无谋反实证，未按武则天的预期定罪。武则天大怒，要求张行岌重新审理，张行岌仍然以无罪上奏。面对武则天的威胁，张行岌说：“陛下命臣审理此案，必须要有实际证据才能定罪。如果顺从旨意随意族灭无罪之人，这哪里是司法官应有的操守？”崔宣最终被认定为无罪。唐德宗时，有一个玉工为皇帝制作玉带，不小心弄坏了一个玉饰，他不敢如实上报，便私自购置其他玉石补上。事情败露之后，唐德宗龙颜大怒，令京兆府判处玉工死刑。宰相柳浑说：“要是交付官府处理，就必须详细审查后再定罪。依据法律，误伤皇上的车驾器物服用，应处以杖刑，请陛下依法定罪。”玉工最后得以免死。张行岌和柳浑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在皇权面前坚持司法官的操守，堪称古代司法公正的典范。

郑克还辨析了“不能”与“不敢”的关系。在审理案件时，司法官员若智慧欠缺，审理复杂的案件时便会陷入迷茫，难以查清；若勇气匮乏，即使案件可以轻松查明，也因恐惧而不敢去分辨。换句话说，“不能”，是司法官员能力有限；而“不敢”，就是司法官员放弃了职业操守。在郑克看来，后者实在是有罪过了。只有不畏强权、勇于践行道义的人，才值得人们尊敬。

二、以证为准，明察秋毫

司法过程必须以证据为核心，所有的判断和裁决都应该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之上，避免主观臆断和随意定案。司法官员在面对复杂的案件时，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深入调查，收集各类证据，从证人的言辞、物证的细节等方面入手，去伪存真。他们凭借着这种严谨的态度，让真相得以浮出水面，使有罪之人伏法，无辜之人脱罪。这种理念不仅维护了个体的合法权益，更彰显了法律的公正与权威。

三国时，有一个妇人杀夫后纵火焚尸，谎称丈夫是被大火烧死的。县令张举并未轻信妇人的狡辩，他巧妙地采用实验的方法，找来两头猪，一头杀死，一头活的，将它们同时放在柴堆上焚烧。死猪经焚烧后口中无灰，活猪口中有大量烟灰。而死者尸体口中也无灰，张举由此获得关键证据，有力地证明了死者是死后被焚，并非死于火灾，经过审讯后妇人服罪。唐代又有这样一个案子，一坛马蹄金被送到县里，县令担心仓库保管不好，于是将其放置在自己家中，次日却变为土块。县令被怀疑偷换金子，下狱后屈打成招。袁滋审讯此案时，发现坛中有二百五十余土块，询问得知是二人抬至县里。袁滋购来黄金，熔化浇铸成土块的形状，再来称量，称得一半已有三百斤，远非二人可举。证明金子在路途中已被换成土块，县令之冤得雪。张举、袁滋展现出了非凡的断案智慧与严谨态度，他们没有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深入探查，查询证据，皆是以证据为导向公正断案的典范。

郑克引用裴正的话说：“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意为在审理案件时，一要审查情理，一要掌握证据，两者要兼而用之。察情，即洞察案件背后的人情事理，去挖掘被隐藏起来的事实。而据证，则是依靠确凿的证据来判断是非对错。王曾在判决争夺田产的案件时，以官府的纳税登记簿作为证据，使争田地的人服气；曾谔判决富人之子争夺财产的案件时，以本县户口名册作为证据，准许小儿子分得家产。在一些情况下，情感和表象容易迷惑人，只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平息无谓的口舌之争。

三、宽猛相济，以人为本

绍兴三年（1133），高宗降《恤刑手诏》，告诫朝廷内外，务必心存哀悯，谨慎用刑。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克撰写了《折狱龟鉴》一书。恤刑，即慎用刑罚。《尚书·舜典》中有言：“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孔颖达疏：“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在使用刑罚时，要十分谨慎，防止滥刑。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也要根据情况，严厉打击犯罪。宽猛相济，倡导刑罚的审慎与适度，既能使百姓免受不法侵害，也可以防止无辜者蒙冤，最大程度保障人权，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宋代王博文治理密州，当年成不好时，有很多百姓私自盗卖海盐。官吏抓捕他们时，百姓奋起反抗，按照法律他们都应当被判处死刑。王博文向朝廷进言，请求暂时放宽盐禁，等到年成丰收时再恢复旧制，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陈执方做江州通判时，发生了饥荒，有人割了别人的庄稼还打伤了主人，按照法律应当判处死刑。陈执方认为：“古人救济荒年、体恤百姓的政策已经十分周全了，尚且还要缓用刑罚，何况是在当今呢？”于是上奏请求免除此人的死罪。《周礼》中记载了荒年施政的十二种举措，其中就有“解除禁令”“缓用刑罚”，以保障百姓的基本生存，避免矛盾激化，促进社会生产恢复。王博文请求放宽盐禁，陈执方请求缓用刑罚，给老百姓一条生路，正体现了《周礼》的这种精神。

郑克引用孔子的话：“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政、猛政互相调和，政事因此就能和谐。西汉尹翁归担任东海太守时，他要求郡内各县都建立犯罪人员簿册，对郡中的情况了如指掌。有严苛的呼声时，他就稍加宽缓；官员民众懈怠之时，就披露簿册。他谨慎地使用猛政，恰当地使用宽政，宽猛相济，于是让人心生敬畏，改过自新，社会因此而和谐。

四、注重教化，导人向善

《尚书》有言：“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希望通过施行刑罚，最终达到不使用刑罚的目的，让民众的言行都符合中正之道。刑罚并非单纯为了惩罚罪犯，而是着眼于预防犯罪，作为引导民众向善的重要途径。而引导民众向善，这就离不开教化的力量。古代一直很注重对百姓的教化，由此让百姓在内心深处树立起对法律的敬畏和对道德的坚守。不仅能够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还能从根本上提升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东汉时，有一个母亲控诉儿子陈元不孝。蒲亭乡长仇览认为，陈元不像是恶人，应当是对他的教化还没有做到位。于是亲自来到陈元家中，给他们讲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和孝行，最终使陈元成为孝子。隋朝郎茂担任卫国令时，辖区内有一对堂兄弟不和，有官吏请求对他们施以刑罚。郎茂说：“他们原本就相互憎恨，又因此而获罪，会更加增添他们之间的怨恨，这不符合教化人的本意。”于是派遣县里德高望重的人轮番前去劝导，还亲自用大义来开导他们，于是他们成为友爱的兄弟。有人盗窃冀州刺史赵煚职田中的蒿草，被官吏抓住。赵煚说：“这是因为我这个刺史没能宣扬好风俗教化，他有什么罪过呢？”安慰开导之后就把那人放走了，还让人装了一车蒿草赐给他。那人非常羞愧，比遭受重刑还要难过。

郑克引用《论语》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进行教化就直接杀戮，就是暴虐。皇侃疏曰：“为政之道必先施教，教若不从，然后乃杀。若不先行教而即用杀，则是酷虐之君也。” 后晋时，有一对夫妇控诉自己的儿子不孝。节度使安重荣让夫妇自己杀掉儿子，父亲哭着说不忍心，而母亲却追着辱骂儿子。发现她是继母后，安重荣一箭将她射死。《疑狱集》编选了这个案例，而郑克却不认同安重荣的做法，特地做了说明。古代后妻嫉恨前妻孩子的情况很多，如果了解到真实情况，就要对其进行斥责与告诫，教导她如何做一个慈母。不应该为求一时之快，对人施加不合法的手段。

《折狱龟鉴》成书距今已经800多年了，能在漫长的岁月中历经坎坷，保存至今，绝非偶然。这部南宋时期的典籍，不仅是对宋代及之前司法实践的一次系统总结，更是后世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依据，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的司法智慧。它包罗万象，广泛搜罗各类案例，上至朝堂大案，下至民间纠纷；它逻辑严谨，对众多案例进行分类梳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司法体系；它体例精妙，以案说法，以事明理，通过生动的案例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司法理念直观地呈现出来，既有可读性，又便于司法官员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尽管时代变迁，当时的司法体系与现在大为不同，但追求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的核心目标是一致的。其中依法断案、注重证据、宽严相济、注重教化等理念，与现代司法精神高度契合。在当今社会，这些理念依然为司法工作者提供着宝贵的启示，引导他们在复杂的司法实践中坚守正义，维护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