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录里，再次认识我妈

我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零零星星书写回忆录的？肯定是我爸2019年10月在养老院去世之后。护工将老头子的遗物交给我妈：一根明显磨毛的牙刷，一只蓝色的漱口牙杯，一副老花镜，一支圆珠笔，还有一本工作笔记本。

我妈对我爸的过世原本就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作为医生，她知道我爸已经活到了血管性痴呆的时间上限，但当她打开笔记本，看到我爸在入住养老院的前期，在笔记本的前几页留下的只言片语，她还是“破防”了。她用双手胡乱抹着眼泪，懊悔万分地对我说，我爸一直想记录下自己30多岁时的生活留给我们做纪念，在他患病初期，神志尚且清醒时，多次表达过这个意愿，但这一心愿被我妈忽视了—她总觉得，新药会出现，我爸的病情会逆转，到时候我爸就能表达流利，能回忆起更多的细节，写这种个人回忆录会更精彩。你瞧，当说到我爸的病情时，我妈的理性会选择性地消失一分钟，她变成了一个对病情有盲目期待的病人家属。

然而，天不遂人愿，我爸不在了，这让我妈陷入了浩瀚的回忆中。在我爸去世后大半年内，她一见到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说起早先与我爸因工作分隔两地，她一个人在无锡乡下的公社医院里独自奋斗的事。这些事都发生在我6岁之前，也就是爸妈30多岁的时候。我明白，年过80岁的老太太需要在回忆里补充血肉与元气，远离失去伴侣后的孤独与不安。我就鼓励她写下来，我确信，书写会分散这个时期锥心的痛苦。

一

我妈愿意用笔写，我就给她买了两包A4纸，每包500张，告诉她：“写完了编上号，我来帮你录入。将来我会去文印社帮你打印出来，这样，大姨、三姨与他们的儿孙辈，上海姑妈的女儿们，还有你的老闺密，就能看到一个更年轻、更鲜活的你。这是咱家的传家宝。试着写出来吧，在医学院读书时，你不是还拿过作文竞赛的一等奖吗？”

我妈就在我爸留下的工作笔记本的后半本上，写下了第一篇回忆录：

“本来，大学毕业后，我已被分配至无锡第一人民医院当规培医生（那时是否称为‘规培’，我已记不清）。是什么原因让我一定要去公社医院，准备去跟农民溃烂的腿打交道的？肯定是因为第一次‘送医下乡’时，我和我的同伴无意中救了一位被毒蛇咬到的农民。同事飞跑着去拦了一辆小贩的自行车，骑回公社医院拿抗生素和蛇毒血清。我迅速蹲下，用橡皮筋把农民的腿绑起来，划开伤口。我也顾不得危险了，用嘴把蛇毒尽可能吸出来，吐干净。我既紧张又敏感，老觉得自己的口腔发麻，吐了十几次。我又找来大量的凉白开，替伤者冲洗伤口。最终，我们救了农民的命，也救了他的腿。

“过了十来天，‘送医下乡’的我们快走了，那个被咬伤的农民来了，硬要送我一只活鸡。我摸了摸那只小公鸡，20世纪70年代的乡下，人都瘦得脊背有棱，小公鸡也是饿着长大，瘦得脊背像一把刀一样。我坚决不要，让农民把鸡带回去。那汉子急了，用我听不太懂的乡下方言嚷了一通，走了。等他再回来时，那只鸡已被野火烤成焦黄色，成了名副其实的‘烧鸡’。我们只好把它分吃了……每个人的嘴都吃得黑乎乎的，眼里都是泪。

“这件事触动了我，它让我意识到，乡下恐怕更需要我。在城里，我三五年内都只能给主刀医生递个剪子刀子；但在乡下，我出手就能救人的命。于是，等一年的规培结束，我就主动申请去了一个叫作方桥的古镇，在公社医院待了六年。放在现在看，这决定有点儿傻气，但当时，我的确是真心的……”

我把我妈写的东西轻声读出来。说真的，“人都瘦得脊背有棱”，以及那只公鸡“瘦得脊背像一把刀一样”的细节，深深打动了我。这就是那时那地的典型场景呀。我表扬我妈：“写得很像样，继续写。有涂改也不要紧，反正到时我会整理和录入的。”

二

我妈是个俭省人，她写了三个月，我买的两包A4纸依旧没有开封，闪着冷冽的光。我妈依旧在不知放了多少年的“熟纸”上写：2014年的日历本，外孙女小时候的英语练习本、方格作文本，还有我妹夫用过的标书的背面。她的字像生怕试卷写不下的女学生写的，一样小，一样密密麻麻。我劝她写大一些，写舒朗一些，我妈说：“没必要这样浪费纸。”顿了顿，她又轻叹说，“除了咱们自家人，谁乐意听一个老太太的絮叨呢。你呀，也别到文印社去花钱排版印刷了。你整理好，就打印几份，咱家儿孙看看，我也就满足了。我回忆这些，不为别的，就为我哪天走了，你们会多记住我一些日子。”

最后一句，她说得如此坦然又静穆，让我心中升起了一些难以言说的惆怅。我的录入工作也加快了—每周六，我去给我妈送饭，我们母女都会对坐一个下午，我把她本周写的内容录入电脑，一些湮灭的细节，也被我追问了出来。

靠着8支强光手电，在断电的公社医院里，为一个因急性阑尾炎发作而痛不欲生的男孩做手术，是我妈直到今天仍为之骄傲的事。她在我女儿留下的英语练习本上写道：

“盛夏，抗旱车水时，全镇都被断电是常有的事。那个男孩被抬进来的时候，已经疼得弯腰曲背，像一只大虾。我和另一位值班同事都诊断他得了急性阑尾炎，无影灯若能使用，做手术当然没问题，但现在没电啊。谨慎的做法是，用柴油拖拉机把病人送到县医院去，那边有电，做检查和手术都方便。但病人能不能再经历这一番颠簸？我估算了一下，他送到县医院将是后半夜，再通知医生来检查和手术，已经灌脓的阑尾会不会穿孔？

“看到那男孩疼到五官都扭在一起，我决定冒这个风险。我请孩子的父亲点燃火把，我敲着一只锣，吵醒了镇上的居民，借来了镇上仅有的8支强光手电。我挑了8个男人，让他们站在小凳子上围成一个圈，为我照明。我开始为孩子消毒，切除阑尾。那个打了麻药意识模糊的孩子，我尽量替他把伤口缝漂亮，并留他在手术室观察。那一晚，他的父母和我都在手术室坐了一夜，谁都没敢睡。

“因为事发紧急，我垫付了两个月工资，支付了男孩的手术费。这笔钱，男孩的父母在初冬卖完稻谷才还清。

“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你三岁，没人带，我不得不把你带到公社医院来，一边行医，一边照顾。你得了百日咳，那对夫妻知道了，特意在冬至那天送来30个鸡蛋和一包红糖，一大块带土的老姜，嘱咐我要用鸡蛋冲生姜红糖，替你治百日咳。我执意退回鸡蛋，理由是医院宿舍没有炉灶，我们都吃食堂，生鸡蛋没法烹饪。谁想，第二天，男孩的爸爸就带来一个超级迷你的铝饭盒。他笑着说，反正镇上三天两头停电，每家都备着煤油灯，这个铝饭盒可以架在煤油灯上，慢火燎着，把生姜红糖鸡蛋羹熬熟了……”

这件事情我是有记忆的。煤油灯上，那个铝饭盒的外壳慢慢变乌黑，我的百日咳也就悄悄地好了。

三

次年春天，我妈的回忆录写到了1975年。那时，公社医院来了新人，我妈已经是久经历练的老医生，她急切地开始了对徒弟的传帮带，因为通过一番努力，解决我妈与我爸多年两地分居这件事，多少有了眉目。

之前6年，我妈一年只能与我爸见两三次面，每次不超过四天。这团聚的日子，恐怕是我妈记忆中最鲜活的，她这样写道：

“春播时节，地气酥暖，公社医院里候诊的人就少了，我就带上你，到南京去与你爸团聚。我们先坐慢车到南京尧化门火车站，再搭乘临时载人的棚车进城，可为整趟旅途省下1元8角。这可不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开销，当时，2元4角可以在南京大三元酒家买一斤糖醋小排，每一块都晶莹发亮，浓酽的肉汁几乎可以拉丝。这肯定比一口气买票坐到南京站合算……”

没错，我也这么认为。我妈对棚车结构的描述，勾起了我的清晰回忆。棚车是当时票价最便宜的临客列车，由货车改装.棚车的门是敞开的，乘客要从车门处将手伸进去，撑在车厢地板上，才能翻身跃入。棚车中挂着防风马灯，铺有稻草席子，讲究些的乘客会从行囊中掏出小木凳，安稳坐下，而多数乘客就像我妈一样，席地而坐，把小孩抱在膝头。乘客们会自由交谈。得知我妈是医生，一位焦虑的母亲就向她求教，说调皮的儿子一直说肛门痒，且腹部一阵一阵地绞痛。

这件事情在我妈的回忆录里也有详细的描述：

“听说那个男孩不太讲卫生，在外面玩疯了，回家后手都不洗就拿吃的，我觉得他有可能是生了蛔虫。我准备给他做个腹部触诊，就请3位乘客并排蹲下，托住男孩的身体，男孩母亲则抱持着孩子的头。我顺着孩子的肠道触诊，判断十有八九是有蛔虫，就给了孩子母亲5粒打虫药。在乡下，这是公社医院的常备药，我正好带着一小包。我叮嘱孩子母亲，以后给食物前，一定要督促孩子认真洗手，这是杜绝虫卵被吃进去的关键。”

到了南京站我们才知道，男孩的母亲，是千里迢迢来探亲的军属。那个男孩如今也人到中年了，他还记得那个在棚车上半蹲着搓热双手，一寸寸触摸他的小腹，问他疼不疼的女医生吗？那个男孩，是我妈探亲路上的见证者。

又过了8个月，我妈终于从无锡乡下的公社医院，调往南京一家医学院附属的三甲医院。为了与我爸团聚，她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只在病案室找到了工作岗位。她从此成为“二线医生”，永远不再与整瓶的碘伏、手术刀、羊肠线和切下来的组织打交道，也无须经历一上午要看50个病号的繁忙。但不知为什么，我妈的回忆录写到这一阶段就戛然而止了。在她的追忆中，有很多落寞与感伤的语气。

按照我爸的说法，我妈在南京找到的新工作甚好，她甚至发明了分类索引的新方案，将住院病人的病案重新做了规划。这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年代，是一件大事，因此，无论是医学院的教授还是科室大主任们，来借阅病案时，都会拜托“许老师”帮他们出出主意。我妈也会为他们提供比对病案，以解决疑难杂症。而我妈在从事病案归档工作之余，也有不少时间可以写论文，参与医学院的选修教材编写。她甚至有时间成为这家三甲医院的文艺骨干，能跳扇子舞、灯笼舞，能在大合唱中唱女高音。在大城市名列前茅的三甲医院找到这样一份摆脱了夜班和紧急手术的工作，我妈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而这种萦绕在我脑海中多年的疑问，在帮我妈录入回忆录的时候，豁然而解—我忽然懂得了我妈当年那种“战士转岗为文书”的怅然若失。无论如何，在这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我妈怀念的，一定是她满镇子敲锣，呼唤乡邻快找强光手电出来救人的青春岁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