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与买书

赠书的题签

收到赠书，总是先看看有无题签。因为它既是一种友情的象征，也是给人激励的砥石，尽管在有些人看来它不过是一种秀才人情。

题签各式各样，最能见出赠书人的心迹和襟怀。

北京罗尔纲先生，许多年前赠我《绿营兵志》，扉页上书：建辉同志教正。罗先生是史学大家，其时我只是一孺臭小子。有国学大师之誉的张舜徽一向不喜赠人书，因为别人不一定读得懂，故有宝剑须赠英雄之慨。我蒙老人家青眼，常有赠书且有题签，每用宣纸作小条贴于扉页。

长沙钟叔河赠我书中，有几行隽秀小字，初看以为是印上去的：“我对编辑的‘位置’从来没有过高的估计，但深知做好一个编辑也不容易，如果要在种种权威面前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性格，愿我们共勉。”后署日期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武汉作家周翼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赠我他的散文新集《手相》，题签曰：“建辉称书斋为不读斋，非不读也，乃斋小书多无坐读之处也，站读亦难。余今赠此书，促其读乎？增其不读乎？余不知也。一笑。”这是翼南先生对我的书斋名的一种解读，谢谢他了。

再说一些阅读所见。昔年胡适曾兴冲冲送给章太炎一部他的得意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章对胡向有不满，翻开书，见扉页上写：太炎先生指谬。“太炎”二字一侧用了一道黑线，章不悦乃至破口大骂：胡适小子竟敢在我的名下乱涂胡抹。直到发现下面署有胡适敬赠，胡适名下也有黑线一道，方稍觉平静，算是相互扯平。这条黑线，是当时新式标点的人名书名线。

而鲁迅如下一则题签，有你绝对想不到的风趣。那年他送书给新婚不久的川岛“：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小说史略》。”

有一类作者给编辑的赠书，最引起我的关注。

钱锺书曾在赠周振甫的一本书的扉页写道：“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道兄雠勘得免于舛错，拜赐多矣。”这段《管锥编》的题签，说明这对编作关系是何等的密切。钱锺书还有赠黄伊书，扉页题签：“伊兄存览。此书最近三次重印，皆承兄费力操心，聊奉一册，以表谢忱，并志交谊，所谓‘秀才人情，纸一叠’也。”据云还签了名盖了印。此书便是《围城》，黄伊是《围城》重版本的现任编辑。受赠人说，钱先生一字千金，这一下有四十一个，且不说字贵，情谊已无价了。

刘大年在给编辑乔还田的赠书中题写道：“编检多劳，酬谢荒落，迟奉此册，幸箴吾过。”意思与前类同。

作者送责任编辑的还有一些，如《董桥文录》出版后，董桥送责任编辑龚明德书，在扉页上写了这样几句话：“明德伉俪编校此书苦不堪言，至感而恧。盛夏书出，白云在望，倍觉思念，文化工作得以千里呼应，诚人生一乐，遥颂俪福并祝笔健。”

作家方英文写有《出书记》一文，内记编辑兼作家孙见喜给作者出的一本书写的一段作为纪念的题记：

今日22时，方作家与乐生突至，敲门如擂鼓。门开处，有壮汉扛箱而入，问之，言方氏上门致谢，是乃矿泉水也。杨乐生言，吾是来作证也。方言，这是叫娃喝的，床下还有。遂想，河南省有一友人，初出处女作，见责编直呼老师万岁，拿家中仅有的一筐柿子作谢。又一年，该君名声大增，乃直呼责编姓名，言其支持责编工作过。又一年，此君在省上获奖，又调××出版社当编辑，乃与当年之责编同事。一日在酒桌同饮，此君劝酒，责编不从，就大喝：“你个××的！”

又想，方氏乃急义之士，当年我穷栖其家，夜卧醉忘，将方家一床被褥烧毁，其妻一笑了之。方氏将此只作轶事叙笑，此吾一辱事也。人之一生，或相交，或相左，或相隙，或世交，事出在缘，唯一事缘因难释，即同心同道也！方氏与吾，即此。有此，山河永在，情谊不可摧也。

方英文说这段文字真是信手拈来，即成佳品，如果要搞一个当代性灵小品文大奖赛，此篇定会榜上有名。

曾卓老与我谈起题签的有关话题时说，他遇到过三种情形：一是持自有书请作者题签。有人已有《曾卓抒情诗选》，特往请老人题签，曾卓于是写下：“通向胜利的唯一道路是艰苦的战斗。”求签人将之视为毕生的座右铭。二是转赠，曾卓曾有黄裳的《银鱼集》，上有黄的题字：“赠曾卓同志，黄裳，一九八九年春。”曾卓将此书转赠他人，并在黄的题签旁边题上：“黄裳同志此书送了我两册，转赠一本给也爱他的作品的延德同志。”三是在别的作者的著作上题签，而这位作者很可能与之有相当的关系。曾卓曾应人之请，在徐迟的《庆功宴》（１９５７年版）上题写：“诗人已远去，书却将望永远流传下来。”

如是而言，这样的题签是旧时题跋的一种遗绪。有些学者作家也常在自己的书上作些题跋文字。像孙犁便有“书衣文录”。友人卫建民与孙犁熟稔，曾引孙犁１９７４年题在《西游记》书皮上的书箴：“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像这样的题签，是可以作为史料看的，是学者或作者的心史。

买书的故事

最有名的买书故事是关于鲁迅的，说的是他人买书的事，犹带体温的那枚钱币和那位买书青年，被定格在历史的记忆里。鲁迅本人也是一个买书的主儿，他对那年月有过感叹：“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老先生有购书记账的“毛病”，有人曾根据鲁迅日记对他晚年的收支做过统计。从１９２８年到逝世，每年购书费用约占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而１９３１年达三分之一。又有材料说，鲁迅日记从１９１２年起至１９３６年（缺１９２２年）共附有二十四年的书账，共花买书钱一万零九百多元，最多时是１９３０年全年购书两千四百多元。

曾国藩第一次上京赶考落第，回湘途中过南京，用路费和借得的钱作生平第一次买书豪举，回家发愤读书，几年后终于中第，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生涯。

伦明是有名的学者与藏书家，他曾回忆幼年：“髫岁与诸昆仲入塾攻读，日茶之资，尽作书费；偶一日，先君奉政公询及诸昆仲茶资之用途，余告以所得购书用去，奉政公取书一阅，当即将书尽数献出，奉政公始悉余嗜书，心喜而钟爱焉。”少年爱书，寓示了他未来藏书家的路。有人曾记其购书事：一日他闻知某店有一书正是他所欲求的，而刚好被送往某宅，他当即便乘人力车赶到人家的门前等候送书的店伙，遂得其书。

爱书之人买书也各有特点。邓之诚喜欢收藏清末民初的人像、有关风俗以及中外古迹的照片，其中人像和风俗，为研究民俗学提供了珍贵资料。郑振铎也有类似的购藏，他买书特重各种有插图的古籍，甚至从国外也购买了不少艺术与考古书。这给他编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大型图集，以及与鲁迅合编《北平笺谱》，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郑振铎曾说过自己购书的方向和特点：

予之集书也，往往独辟蹊径，不与众同。予集小说、戏曲于举世不为之日，予集弹词、鼓词、宝卷、俗曲，亦在世人知之之先。予集词集、散曲集、书目，亦以于词、于曲、于书目有偏嗜故。至于所收他书，或以专门之需求连类之，或以考证有关而必欲得之；而间亦以余力收明刊之《四库》存目及未收之书。

爱书人买书是成癖的。

缪灵珠，有人见到他的夫人替他去书店取选好的书，说是病了但还惦记着这批书。贺麟约人上书店，并对人说：“这回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我替你买。”原来，他落实政策补发了多年的工资。贺老先生愿把自己的爱书癖传达到他人。谢国桢自谓：“知道自己明天要死，今天的书也还是要买的。”这样的决心才成就了他的学术成就。临终前，他在病床上还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这是先师梁任公先生的遗训，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师训不可违，我虽然病了，但是我还活着，怎能不读书呢？”

邓云乡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说他对于书几乎就像瘾君子对于阿芙蓉一样，手头只要稍微有个一块两块的，就忍不住想买本看看。

曹聚仁自称对买书有一种狂热欲望，曾回忆：“有一回我买了一部官书局本《两汉书》，花掉了半个月伙食费，拿了书以后，却又偷偷摸摸地几乎不敢抱回家去，连自己也想不清楚。大概戒赌、戒烟的朋友有同样的心境吧。”他买书有一经验，也就是他很得意的“几不买”：书面上有要人题签的、开头排列许多名人的序文的、标明必读书的、装上花里斑斓的封面的。

唐弢在抗战期间的上海，见到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当作废纸卖书，大感痛心，于是发狠，别人卖书他偏买书。

一般而言，人到老年，买书日少。不过入了老年的叶秀山偏有一文《我还是要买书的》，这也是不少老年人共同的心声。

学人买书不怕穷。文化人是节衣缩食以供买书的。雷梦水说他亲见朱自清先生因为贫穷只是买些普通书。雷还收到朱自清在逝世前几天写的信，这时朱因拒领美国的救济面粉已然贫病交加，生活处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但是他还想着买书。由于穷而买书之故，郁达夫有一名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

有的学者购书，只要有用，一般不计代价也要设法购得。柳亚子衣着素不讲究，衣着上花钱他舍不得，却喜买书，花钱在所不计。吴宓曾说：“陈寅恪君之豪华，第一表现于购书。他主张大购、多购、全购。”陈有一信，颇能代表学人购书不怕穷的心态：“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大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约万金———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何时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

说到买书豪举，１９３４年，有一傅姓学者以一万元买到宋刊《周易本义》十四卷，算是历来古书单种的最高价，傅自己也称即使是明代王世贞卖一田庄买一《汉书》的故事，亦难与他这次的豪举相比。

用最少的钱买合算的书，是文化人的共同心态。钱君匋见到一册罗振玉编的《流沙坠简》，这是一本新出土的汉木简汇编，书店老板每册要卖一百元。这对他来说是不可企及的。过一天，钱又去书店问能否优惠，老板见其是个读书人，说可以九折。但他只能拿出十元钱，便硬着头皮问倒几折能卖否。老板听了哭笑不得。他不死心天天去书店，最后老板说：既然你有诚心，我也破个例，倒八折卖给你。他喜出望外凑齐二十元，千谢万谢把书买回来。

汪曾祺说到一个旧故事，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发现一个秘密：一家书店的《辞源》的收价比原价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另一家书店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他以原价买到转身以高价卖出，赚回几个钱改善生活。

买书自有买书乐，梁实秋便说，他很看重在书店里从容不迫搜访的那一种心情的乐趣。

不过，周越然《书与回忆》书勒上也有这样的文字：一生买书，难免有伤心的回忆。他的日记中每年必有关于购买书籍之事数则，还写过关于买书的多篇文章，说亦有受气者。

黄裳说过他买书上当的一件旧事。一次，他在一家书店看到一本张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一阵激动。店主告之，此乃从浙东山中搜求而来，乃张氏家传物，说得历历如绘。黄于是设法支得稿费，把书弄到手中。可当他将书捧回尚在途中时，便见书店前街书摊上亦有不少，才知道这些书一直睡在这里的地上，是书店店主见了买回一部分。什么浙东山中，只是店主编织的美丽神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