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山：我们要有文学和文化的压迫感（访谈）

编者按：从文德路到龙口西，《作品》杂志历经了70个春秋，一路走来，几经风霜，几代人的坚守铸就了《作品》纯正的文学品格。而今天，我们正以朝气、锐气、大气的姿态迎来了新时代。2025年是《作品》70周年华诞，回望过往，一些人、一些故事历历在目，恍若如昨。因此，我们特辟专栏刊发老编们的访谈及相关回忆性文章，为的是梳理这段历史，留存一份记忆，也为了勉励我辈不忘初心，以推出好作品、好作者为己任，传承文脉。

鄞珊、塞壬（以下称《作品》）：郭老师您好，2025年我们《作品》迎来了70周年华诞。您在《作品》杂志干了30年，是我们尊敬的前辈。据我了解，您是在编辑岗位待得最久的人，有幸采访您，我们知道《作品》很多事情您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您当时是怎么跟《作品》结缘的？

郭玉山：我1978年入职《作品》，2008年离开，一干就是30年。人生的大好时光，可以说一辈子都在一本杂志中。一生平淡，一生平庸。

当文学编辑，在文学圈里混碗饭，也是我人生之幸。个中曲折和机缘，所谓时也命也。或许，命中注定要在这里厮混。

我们与共和国同龄这代人，成长历程厄运连连，不堪的灾与难全让我们逢上了。发育长身体时，遭逢大饥荒，饥饿揳入最深记忆；该上学时，“文革”横扫，革文化的命，考大学的门关了，高中瞎闹两年，然后全部赶回农村。我出生在海南文昌一个荒僻的村庄，本想通过读书跳出农门。回乡，还有父母在身边，比起那些城里下乡的知青，还有乡情的温暖。我在农村，犁耙、插秧、收割，摸爬滚打整整浪了八年。其间当了两年大队干部、一年民办教师。一辈子沉沦海南，心总不甘。希望和失望，时生时灭。

我那村南向，连绵十里荒原，日本侵略时曾修军用机场，现在荒在那里，荒无人烟，荒草凄凄。我曾在自己的诗歌练习册上写下：“朝荒原，暮荒原/鹧鸪在枯草丛中啼叹/希望的脸，绝望的脸，是同一张脸孔。”写的内心的感受。整本诗歌练习册写的都是这类希望和绝望的跌宕。

1974年初，我看到新创刊的《海南文艺》，突发奇想，想把文学创作当敲门砖，寻求改变命运的捷径。

我家上推几代，家徒四壁，没一本藏书。在读初中时老父亲突然买了三本书送给我：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碧野的散文集《碧水青山》。读高中，在小镇书店里读了韩笑的《绿色的边疆》和陆棨的《重返杨柳村》。喜欢文学，也仰慕作家立言扬名。但统共只读过这么一点作品，不知天高地厚，竟做起文学梦。被绝望逼的。当时招工招干招生，都是以25岁画线。我没有背景，没关系，眼看就要过期作废，这或许是绝望中的希望。

在煤油灯下，熬了一个月，写成短篇小说《小蹦子》投稿《海南文艺》。

忐忑等待。没想到，一个月后收到《海南文艺》的来信：《小蹦子》的审稿意见，并附有参加海口改稿会的邀请函。审稿信署名：冯秀梅。铭记一生的名字，一盏指路明灯的照耀。

改稿会后，我的处女作《小蹦子》在《海南文艺》发表。

或许是得《小蹦子》助力，接着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去文昌县师范就学。然而，8月30日当晚，有关方面召集新学员传达新下达的文件：此届学员只能从人民教师中招。第二天，灰溜溜滚回老家。悲愤至极，彻底绝望，民兵营长也撂担子不干了。大队革委会也许同情与怜悯罢，旋即安排我当民办教师去了。

真应了“关了一扇门开了一扇窗”的老话。

当半年教师，1975年7月的一天，突接公社革命者教育的付主任电话：省里派人来，要招你去广州，速来见面。于是立马骑着单车去了。

原来，省文艺创作室（“文革”取消作家协会后新成立的机构）鉴于文学创作队伍断层，青黄不接，拟招收20名实践有基础的青年作者，办文学培训班。派员深入各地，物色苗子，到海南来招生的有三人，他们是欧阳翎、梁梅珍、林彬。他们在海口读了《小蹦子》，跟踪到文昌，县招生办要求走程序，基层推荐。他们怕文不对题，推荐不上，于是，欧阳翎、梁梅珍又追到公社，得到肯定的答复，便约见面。

欧阳翎肯定《小蹦子》，肯定我文学创作的潜质，只是年龄已超25岁。他们还向我要没发表过的作品。我又立马骑单车赶回去，拿那本诗歌练习册交给他。那时候真的穷，连笔记本都买不起，那本诗歌练习册，还是黄沙纸裁开自己订的。

忐忑半年，12月底，终于收到录取通知。

文训班两年，欧阳翎、梁梅珍是带队老师，陈残云、欧阳山、秦牧等讲过课。广泛的阅读，让我大开眼界。半年下农村，下工厂体验生活，然后毕业，部分留在广州，分在作协、戏协、音协。我入职《作品》，老编辑言传身教，才真正是文学专业学习的开始，而且是终身学习。

感恩我文学的引路人：编辑冯秀梅、欧阳翎等。欧阳翎从我的诗歌练习册中，肯定我写诗的潜质，鼓励我写诗，或许比写小说更有前景。真的是指路明灯啊。

《作品》：经常听老同事讲“文德路往事”，《作品》编辑部在文德路的时候，您正值青春激昂的年纪，应该也是编辑部很热闹的时候。趁此机会，请您谈谈文德路时的物事。

郭玉山：在文德路的时候，当时还是叫广东省文艺创作室，有美协、音协、作协等，后来才分开的。我们《作品》编辑部人很多，有20多个人，除了诗歌组、小说散文组、理论组，还有美术出版组。我们20多个人挤在一间不足100平方米的房间里，很简陋，桌椅都是解放后收来的旧物。来稿非常多，都是手写信件，这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分拣信件。来信都用麻袋装，一麻袋一麻袋。我们都非常规范，落实三级选稿制度，公开公平，三级审稿制度最起码在形式上为公平做了保障。

欧阳山、陈残云、陈国凯等都在文德路这里，直接与《作品》关联。大约1980年时，秦牧当主编。我曾经跟随秦牧出差。80年代的环境，没有如今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我们就从珠江坐船出去，去肇庆怀集、去封开，去广西边界……车马劳顿，一路非常辛苦。

《作品》历届主编都是文人，易巩当了一段执行主编。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那时来稿回复都是手写的，手稿那么多，我没法留下来，都丢了呀！

那个时候，我从农村来到省城，性格内向，交际圈子窄，都快30岁了，还没有处对象，领导很关心我们的个人生活，当时作协的秘书长曾炜给我介绍了女朋友。这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我跟妻子相濡以沫多年，在文德路，我遇到了终生伴侣。

当时编辑部搬到天河区的时候，这边都是工地，很多卖东西的都是临时的商铺，这条街还没打通。

《作品》：谈到《作品》，您30年的编辑历程，自然有很多编辑部往事。作为《作品》的编辑，我更想听您谈谈那时候的编辑工作。

郭玉山：我入职《作品》以后的历届主编：黄宁婴、易巩、秦牧、萧殷。黄培亮副主编，80年代中期吧，转正当主编。天天坐班，日常管理。

编辑部的架构分四个组：小说散文组、诗歌组、理论组和美术出版组。

小说散文组：沈仁康、李汝伦，范怀烈、郭茜菲、仇智杰、林杉、李家璋、梵扬，欧阳翎是组长。

诗歌组：西彤、黄雨、韦之，西彤是组长。

理论组：易准、黄树森、黄伟宗，易准是组长。

美术出版组：美编罗宗海，后调任省出版局局长，接班的是潘劲拔。校对：黄荣凡。还有一个叫谢小红的小姑娘助理。

从文训班分配到《作品》的新人有五位：我、丘超祥、廖琪、张奥列、谭方明。还有陶萌萌，从湛江农场回城的知青，萧殷的女儿。张奥列在理论组，我最先去小说散文组，后安排到诗歌组。

当然，这期间也有所调整。比如沈仁康、仇智杰调到文学院，黄伟宗调到中山大学，梵扬调到文联，李家璋调到珠影，等等。

都说编辑是给人做嫁衣裳，在80年代前，刊物主编、编辑都不能在版面上亮名。《作品》纪念办刊70周年，我将这些老编辑的名字一一列出，也是希望人们知道，他们为《作品》的发展，贡献过萤萤之光。

那时，用稿严格实行三级审稿制：编辑，组长，主编。说是三级，其实每篇都有四五人过眼。

我们刚到《作品》时，我是见习，每个人都有老编辑带，师傅带徒弟般指导。我最初的指导老师是郭茜菲，我们推荐的稿，由指导老师先审，黄培亮统稿，再送主编审定，其实是五审了。这个审稿流程是很严格的，即使是直接寄给主编的稿，也都是发给编辑审。我至今尤记得，王蒙的短篇小说《最宝贵的》是直接投给萧殷的。50年代，王蒙以《组织部的年轻人》扬名。萧殷可以说是王蒙的伯乐，但萧殷还是把王蒙的稿子交给郭茜菲，郭茜菲又交给我，当一般来稿处理。《最宝贵的》很短，但我由衷叫好。后来，《最宝贵的》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我们青年编辑，主要处理大量来稿。那时，来稿海量。处理来稿基本分三个层次：基本认可的，写上审稿意见，送指导老编辑，讨论商榷。有基础的，回信鼓励，并指出其不足、努力方向。差的，附张铅印退稿签。所有来稿，都有回应。那时的回复都是手写，案头工作是很大的。每稿必读，每稿必复，大量稿件乃涂鸦，潦草、乏味，须硬着头皮读。沙里淘金，要耐得住寂寞。而我们明白，循这个程序做好，是对写作者的尊重，也是鼓励。

《作品》：看来，那时候的编辑部“人丁兴旺”啊，编辑部还有多少编辑像您一样，一辈子的青春都奉献给《作品》？

郭玉山：黄培亮、李汝伦、范怀烈、易准都是5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入职《作品》，90年代从《作品》退休。扣去“文革”空白的几年，编龄都不下于30年了。

黄树森也是50年代就服务于《作品》，80年代分流出去，挂帅创办《当代文坛报》，独树一帜，但还是从编辑岗位退休，编龄30余年。

欧阳翎也是，90年代离开，当作协秘书长、专职副主席，编龄20多年。

西彤在“文革”中从部队转业，在《作品》退休，20年吧。

沈仁康50年代在《中国青年报》当记者，60年代初调到广州，80年代末调文学院，编《作品》时间短些。

这批干将，个个才华横溢，学养深厚。

李汝伦古典诗词创作和研究造诣，广东首屈一指，退休后整理出版好几种诗词集和文史随笔。

黄树森退休后出版《说黄》和《黄说》两部大部头著作，学界评价很高。

沈仁康创作文面广，散文、诗歌、评论、小说均有结集，在文学院时有长篇小说面世，著作十多部。

易准有评论结集出版。

欧阳翎出版诗集两部。

他们不是不能写，而是埋头稿堆，兢兢业业，心无旁骛，发掘好稿，而放弃自己的创作。欧阳翎当小说散文组长时，发掘了许多新作者、好作品，如陈国凯《我该怎么办》等等，这批作者都成长为广东文坛的代表人物。

《作品》：文学期刊的发展受时代影响，在您所在的那个30年，《作品》历经了怎样的发展变迁？

郭玉山：《作品》巅峰期的发行量近百万份，堪称广州纸贵。但在80年代末之后，发行开始断崖式下跌。我在《作品》的30年，也经历了几个阶段。难以磨灭的记忆是场“救亡图存”的努力，那十年苟延和坚持。

直面铁面市场的挑战，文学杂志的衰落或是一种必然。黄培亮转正主编不久，《作品》断崖跌落的阴霾开始弥漫在眼前。亏本生意谁愿意做啊？出版社不干了，把出版经营的包袱甩了回来。

黄培亮忠厚朴实，务实，也颇有才华，在“文革”前写过不少文学评论，在广东省是有一定影响的评论家，现在，别无选择，只好完全放弃热爱的写作，为刊物的“生死存亡”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首先想起的路径还是老路子，向财政厅打报告申请拨款。财政厅一个科长约谈，黄培亮把我也带去。那科长滔滔不绝，说人家别的报刊风生水起，风光赚钱，你这刊物是怎么办的，只知道向政府要钱！一通气吞山河的教训，黄培亮也只好忍辱负重，唯唯诺诺。财政厅最后定案：资助三年，每年十万元，三年后脱钩，自谋生路。

能活下来了，但三年后呢？必须未雨绸缪，必须创收，找赚钱的路径。

办刊的当然首先想到广告。《作品》鼎盛时，也有资本垂青。那时，欧阳翎曾提议，接受广告。据说欧阳山一辈老作家坚持文学的纯粹，杜绝资本的熏陶。那时，不是我们经营，赚不赚钱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