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进程中的职业教育发展：现实挑战与适应策略

［摘要］人口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要素，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变动新特征驱动职业教育系统性变革。通过构建人口发展“数量—流量—构量”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低生育率主导下人口总量持续减少、高流动性主导下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以及“老龄少子”主导下人口结构剧烈变动是当前我国人口负增长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为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即数量层面的职业教育优质生源吸纳挑战、流量层面的职业教育区域资源布局挑战以及构量层面的职业教育供给形态调适挑战。在新形势下，为充分满足公众需求及释放职业教育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效应，迫切需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机制，提升职业教育抗逆力；提高产教融合办学效能，夯实职业教育适应力。

［关键词］人口负增长；职业教育；数量；流量；构量

［作者简介］王子成（1995- ），男，湖北随州人，湖南科技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讲师，博士。（湖南  湘潭  41120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西部农村教师在地化成长的数字赋能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HA230314）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04-0005-09

随着工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提速，我国人口再生产模式逐渐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1961年以来的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2023年中国人口负增长扩大，人口进一步减少20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1］。人口规模是影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023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深刻认识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的紧迫要求，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作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在建设高质量国民教育体系和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效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理应承担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与此同时，人口负增长进程中出生人口减少会加速学龄人口缩减以及呈现新的人口流动态势，无可避免对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和深远影响。理论界对人口负增长进程中的教育变革给予了充分的学术关注，相关研究聚焦于探索人口变化下的国别教育应对［2］［3］，对基础教育发展的系统性影响［4］［5］。部分研究也发掘了人口变动下职业教育供给困境［6］以及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挑战［7］。为进一步了解人口负增长与职业教育发展的互动关系，本研究试图在精准捕捉中国人口负增长及其变动特征基础上，深入探讨其对职业教育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进而从主动适应的视角出发建构职业教育在人口负增长时代的适应策略。上述问题的有效应对既是打造饱含韧性品格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现实之要，也是释放职业教育强国对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支撑作用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主要特征

人口负增长代表了一种人口出生率低于人口死亡率的阶段性人口现象。考虑到人口负增长存在发展惯性，以及低生育率带来的累积助推作用，也有学者将人口负增长视为一种特殊的人口再生产形态，其核心表现是一定时期内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持续居于较低水平且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每年新增出生总量低于死亡人口总量，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为负增长状态［8］。汇聚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本研究试图从人口“数量—流量—构量”三个层面来阐释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主要特征。其中，人口数量是人口结构的稳定基础，人口构量是人口数量动态变化的整体反映，人口流量是从空间流动的视角明晰区域人口聚集和分异状况。

（一）数量层：低生育率主导下的人口总量持续减少

通常而言，导致人口数量急剧锐减的诱因包括外源和内源两个方面。外源因素是指遭受自然灾害、战争、疾病和瘟疫等天灾人祸。当前形势下的中国人口负增长并非由外源因素导致，而更多表现为社会繁荣状态下内源因素的“牵引”效应，生育率和死亡率是两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变量。其中，死亡率难以人为调节和控制，尤其是在医疗技术、卫生保健水平显著提高的当下，死亡率下降是社会进步跃迁的必然结果。生育率则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与可调控性，它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显著调节着人口数量的变化，因而也被视为塑造人口负增长的核心诱因。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球人口负增长的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生育率下降，尤其是长期累积形成的低生育率态势，已成为主导人口负增长格局的关键因素。我国也不例外，低生育率主导下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已成为人口发展的基础特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就跌入更替水平以下，并在30多年间总体表现出持续走低态势。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进入1.3及以下的极低水平，2023年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至1.0。与全球其他人口负增长国家相比，我国仅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就开启了低生育水平主导的人口负增长进程［9］。这种饱含“时间压缩性”的人口转变进程不仅会使得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甚至步入“低生育率陷阱”，同时也会拉大中国人口负增长时间跨度和增强持续性。据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100年，持续时间跨度将近79年。如果生育率持续维持在低于1.3的超低水平，那么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在2023年左右降至-2‰以下。一般来说，在不考虑人口大规模迁徙前提下，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也就意味着地区总人口数量衰减。就我国而言，人口初始规模的“巨大”使其在面临人口规模收缩问题时显得更为“棘手”。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的预测，自人口负增长起始年到21世纪末，中国人口减少总数将达6亿之多，而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人口减少数量分别不足6000万，德国人口减少数量甚至不足百万。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数量锐减尤其是低生育率主导下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势必会对我国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乃至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产生深度的结构性影响。

（二）流量层：高流动性主导下的区域人口增减分化

高流动性是中国人口发展不容忽视的一大特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数量由2000年1.21亿人增长到2020年3.76亿人，流动人口已接近总人口规模的1/4。大规模人口流动一度成为我国部分区域人口负增长的主要诱因。例如，本研究在考察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基础上发现，湖北、重庆、四川和贵州4个省市人口规模出现缩减，但上述省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依旧是正值，进而可以基本断定上述4省市出现人口负增长并不是自然变动的结果，而是受到人口机械变动（迁移流动）的影响，即人口流出量大于人口流入量而导致了人口负增长。近年来，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速放缓和城镇化加快推进的叠加影响下，我国人口增减区域分化特征不断强化，基本趋势是区域人口集聚和收缩并存，不同区域之间人口发展“弱平衡—弱协调”问题尤为突出。“集聚收缩”样态主要表现为人口流动持续向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入和集聚，而广袤的农村地区则呈现出人口数量的持续流出。一方面，人口与经济活动向大都市集聚，是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的共同趋势。例如，日本近三成的人口集聚在包括神奈川县、千叶县在内的东京都市圈，而占据日本国土面积60%的市町村区域人口仅不到一成。在全球197个国家中，2022年已有73个国家的城镇人口处于增长阶段，而农村人口处于减少状态。世界农村人口年增长率在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增长率为-0.09%，并且呈不断下降趋势［10］。另一方面，中国在2010年和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区域人口继续从东北、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东北地区成为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地区，所占人口比重下降1.2%，几乎呈现全面的人口收缩态势。可以预料，在不可逆的人口负增长进程中，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将进一步表现为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和都市圈集聚的“流量图景”［11］。在此般迁移趋势下，资源禀赋枯竭、经济发展缓慢以及基础设施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往往会成为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城挤乡空”“人口过疏化”等现象可能纷纷涌现。随着流动速率加快以及人口数量“自然萎缩”，这些人口流出地最终可能被迫面临“无人区”的尴尬境遇。此外，人口“流出—流入”同构的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极有可能会加剧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不均，导致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质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此种情形下，区域职业教育发展与人口发展之间的共生共长关系无疑会面临新的挑战。

（三）构量层：老龄少子主导下的人口结构剧烈变动

人口构量（结构）是人口数量动态变化的整体反映。21世纪我国人口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人口年龄结构则是人口结构问题中的“中心问题”。一方面，受生育率长期偏低、生育观念转变等因素影响，我国人口“少子化”问题日渐突出。“少子化”指“婴儿出生减少，无法保持现有的人口数量”，是从统计学意义上来概括一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特征。根据联合国人口年龄结构标准，少子化社会判断标准是0～14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当比例低于20%，则预示着少子化社会来临；位于15%～18%，则进入到严重少子化阶段；若低于15%，则被视为超少子化社会。早在2006年中国少儿人口比重就下降至20%以下，开始进入少子化社会。近年来，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我国已经逐步迈入严重少子化阶段。《2007年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07～2017年，我国少年人口（0～14岁）比例由19.4%下降到17.8%。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例为17.95%。另一方面，人口少子化不会单独存在，通常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人口老龄化也是映射人口年龄结构的关键指标。根据联合国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则认为其步入到老龄化社会。《2007年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在2007～2017年间由11.6%上升到17.3%。截止到2023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2.97亿，占总人口的21.1%，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近5亿人。这些数据直观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随着现代医疗保健技术的迭代升级，我国人口未来平均预期寿命势必将持续提升，这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愈发突出高龄长寿的鲜明特征［12］。比起人口“长寿”所带来的老龄化而言，少子化加剧引致的人口老龄化及衍射效应在人口负增长进程中显得更为突出。正如联合国《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预测的结果，在2052～2062年和2022～2032年两个时间区间里，中国老龄人口与少儿人口的比重差值由1.60%扩大到23.39%。人口少子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人口红利消逝以及未来青年劳动力占比下降，随之可能会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职业教育办学功能失衡等结构性挑战。

二、人口负增长进程中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挑战

职业教育为一定的人口服务，人口是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人口学和教育学界普遍认为人口变动会对教育发展带来结构性影响。其中，深受学者们关注的理论视角是“挑战论”，其源头可追溯到“适度人口”思想，即人口急剧增加或减少所引致的规模“萎缩”或“扩张”，都将对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系统提出挑战［13］。在上述理论观点的逻辑框架下，本研究试图提出基本研究假设：随着人口负增长逐步加快，我国人口发展在“数量—流量—构量”三个层面呈现出的新态势将会对职业教育系统韧性塑造带来新挑战和潜在风险。

（一）数量层：职业教育优质生源吸纳挑战

随着人口负增长进程中“生育率低迷”“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等特征固化和延续，我国人口出生率将维持在较低水平，新出生人口数自2017年以来连续7年下降。由于新出生人口数量会按照不同学段的时间周期依次转化为各学段的学龄人口，因而新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适龄生源数量的萎缩，这类减少态势的持续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优质生源吸纳的“危机程度”。在“量”的层面，有关宏观人口数据的预测研究提供了直观论据。有学者基于2019～2021年全国新出生人口总数，在“控制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0%”“技工院校不再招生”以及“2022年及以后全国出生人口保持与2021年大体相当”等假设条件下，认为到2038年高中阶段教育适龄人口仅能够维持在300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他们在综合过往“职普比”演变趋势后发现，高中阶段教育适龄人口的剧烈萎缩将引发中职学校严重的生源危机，并且这种危机会随着未来出生人口的持续下降而愈演愈烈［14］。另一项研究利用国家统计局及卫健委公布的活产婴儿数据对未来20年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走势预测后发现，2022年以来人口负增长所引致的出生人口持续走低将使2036年以后的中等职业学校生源逐年大幅萎缩［15］。此外，也有研究基于吉林省人口规模结构现状的预测研究显示，在人口发展新形势下，生源危机是区域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首要难题［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