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妈祖文化与元代漕运的互动关系

妈祖信仰是中国沿海地区传统民间重要的信仰之一。妈祖信仰随海路运输而兴起，发展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起初妈祖仅是福建湄洲岛的地方性女神，随着中国古代航运事业的发展，妈祖信仰与习俗从福建传播到中国滨海沿河的广大地域，妈祖逐渐演化为全国性女神，妈祖信仰与习俗也随着传播不断增加新的地方性内容，由此形成内涵丰富的妈祖文化。

天津，濒临渤海，“地当九河津要”，其发展始终与水运密切相关。元朝海上漕运兴起，天津则是重要中转站。元泰定三年（1326年），为了祈求海神天后的庇佑，确保出行平安，皇帝下令在天津海河三岔河口码头附近修建天后宫，供民众敬奉和祭祀。天津有俗谚云：“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妈祖信仰随漕运在津沽大地上生根发芽。元朝的漕运，带动了天津的繁荣，于是天津由一个兵寨发展成沿海小镇，而与漕运紧密相连的妈祖信仰也因此在津沽一带得以发展。

天津妈祖文化研究现状

天津妈祖文化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妈祖文化的专门论述。其包括史料、著作和论文等多个层面。在史料方面，代表性的文献有《皇会论》和《天津皇会考纪》；在著作方面，有《天津文化通览·天后宫写真》《妈祖文化艺术研究》《妈祖文化研究》和《天津皇会》等；在论文方面，涵盖了诸如《三津福主四海同光——天津天后宫的地域性传统》《妈祖信仰在河北省及京津地区的传播》《海神天后信仰在天津之变化及衰落原因再分析》《妈祖信仰与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以天津皇会为中心的考察》等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天津妈祖文化的研究成果。这些论述奠定了妈祖文化研究的系统性基础。

第二，关于妈祖文化在天津传播的研究。这一方向的研究聚焦妈祖文化从福建传播至天津的具体路径和影响。《妈祖信仰在河北省及京津地区的传播》一文指出，元明两朝的运输路线和军事部署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妈祖文化的传播范围。元代妈祖信仰的范围相对集中，明代的信仰范围则随着时代发展明显扩大。同时，关于妈祖信仰是否衰落的问题，《海神妈祖信仰在天津之变化及衰落原因再分析》一文详细论述了天津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对妈祖文化的影响，认为这是导致妈祖信仰衰退和信徒数量减少的主要因素。此外，《天津近代城市文化转型时期妈祖文化的特点》研究了天津城市化和经济文化转型对妈祖信仰的深远影响，指出以妈祖文化为核心的“码头文化板块”逐步与“租界文化板块”融合，形成新的文化生态。同时，《信仰群体的力量——以天津天后宫信仰建构为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探讨了天津妈祖文化的地方特色。研究表明，信仰群体在无意识的日常实践中构建并强化了文化规则，这种“惯习”推动了妈祖文化的本土化和多样化。然而，当“惯习”改变时，妈祖信仰的功能和地位也随之削弱。

第三，关于元代漕运政策与妈祖信仰的关系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具有重要意义。王海冬在《元代海上漕运与妈祖信仰的发展》中指出，蒙古统治者在推动妈祖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他们坚持举行祭山、祭水、祭树和祭火等传统仪式，体现了其原始性与开放性的信仰特质，这种多样化的宗教文化也为妈祖信仰的传播提供了基础。元朝对妈祖文化的支持政策，如敕封妈祖神位等，成为促进妈祖信仰由南向北传播的重要动力，进一步推动了天津地区妈祖文化的兴盛。

元朝政府在直沽地区发展漕运

据《元史》记载，元代初通海道漕运，直沽成为连接海上运输与京城的重要节点。文献中提道：“初通海道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立运粮万户三，而以璧与朱清、张瑄为之。”当时的“直沽”，是天津在金代的旧称。随着元代海上漕运的兴起，直沽的地位不断提升，其名字频繁出现在元代文献中，反映了该地区在元朝建设中的战略重要性。《元史·百官志》中明确记载：“都漕运使司，秩正三品，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务、李二村、通州等处攒运粮科。”这一记载表明，直沽被正式纳入元朝的漕运管理体系，成为运粮和物资集散的重要枢纽。与此同时，漕运的发展也带动了直沽的繁荣，盐业的兴盛进一步提升了其经济地位。延祐三年（1316年），元朝政府将直沽更名为“海津镇”，以彰显其在漕运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漕运的发展促进妈祖文化的传播

元代漕运的繁荣不仅促进了天津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为妈祖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作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天津因漕运而逐渐成为连接南方与京城的核心节点。南方地区盛行的妈祖信仰，伴随着漕运的繁忙和人口流动，逐步融入天津的社会文化中。元朝统治者高度重视漕运体系的稳定和顺畅，而妈祖作为航海者的守护神，其信仰在这一背景下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支持。至元十五年（1278年），忽必烈敕封妈祖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敕封规格甚至超越了宋代，标志着妈祖信仰从民间信仰转变为官方认可的信仰。天津作为漕运中转地，自然成为妈祖信仰传播和实践的关键场所。天津天后宫的建立正是这一文化传播的直接体现。与闽南地区普遍由民间自发建造的妈祖庙宇不同，天津天后宫是由元代朝廷敕建的，并定期派遣使臣前来祭祀，体现了官方对妈祖信仰的重视。《元史》中多次记载了漕粮运达直沽后，朝廷派遣使者祭祀天妃的习俗。这不仅增强了漕运人员对妈祖的信仰，也使天津成为北方地区妈祖文化的重要传播中心。

妈祖信仰中的漕运文化——以天津为例

天津市天后宫（娘娘庙）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古文化街中心，以天后宫正殿为主的古建筑群有七百多年历史。不仅信仰者纷纷到此虔诚地向妈祖娘娘敬香，而且各地的旅客也纷纷前来瞻仰。

在天后宫的发展历程中，各类神像和神殿被逐步增设。这些神祇的供奉，涵盖了天津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人们的不同祈愿需求，从而使天后宫香火持续旺盛，成为信众膜拜的重要场所。

天津天后宫悬挂小船模型的传统，源于一段流传已久的民间故事。据一位长期居住在天津的教师李女士回忆，很久以前，一位南方的古董商携带大量珍贵古玩北上天津进行交易。途中，他的船队遭遇狂风巨浪，许多船只倾覆。惊恐万分的古董商跪地祈求海神娘娘保佑，并许愿若能平安抵达，必定修庙还愿。此时，一位身穿红衣的女子从海面腾空而起，张开双臂，瞬间平息了汹涌的波涛，船队得以安然无恙。

古董商抵达直沽后，为履行承诺，前往天津天后宫焚香叩拜，感谢娘娘的庇佑。但心疼财物的他，选择委托工匠仿制了一艘木船模型，献于天后宫，象征将整船的财富奉献给海神娘娘。此后，这一故事在商人和船夫间广为流传，他们纷纷效仿，每次平安抵津后，便按照自家船只的样式制作小船模型，带至天后宫还愿。

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的航海传统。在新船下水时，船主会制作一艘模型供奉于天后宫，祈求护航女神保佑航行安全。倘若航途中发生意外，船模便可作为替身，为真正的船只免灾消难。

皇会的出现：漕运国策与妈祖信仰交融的顶峰

皇会，最早被称为“娘娘会”“天后圣会”或“天后会”，据传源于清康熙四年。当时，康熙皇帝将妈祖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将其列为“春秋谕祭”之神，并给予“天后”的崇高封号，由此妈祖信仰从地方传统跃升为全国性的官方祭典。同时，这一封号也象征着妈祖信仰在宗教文化中的至高地位，推动了祭典活动的蓬勃发展。

传说中，康熙和乾隆皇帝曾多次巡幸天津，不仅为当地妈祖文化的传播注入了动力，也使皇会逐渐演变为一项兼具民俗与皇家气象的盛大庆典。当地的官员非常重视接待和欢送他们的仪式，同时也引起了当时的盐商、钱商、粮商等财阀的关注，他们纷纷举行各种活动，以庆祝天后的诞辰。当地政府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时，传统社团，如老会、圣会，积极参加官府的欢迎仪式，并担任礼宾的角色。因为皇帝巡幸津地的时间不固定，且大多完全凭兴致而定，为了不耽误接驾、送驾工作，这些老会、圣会便经常组织演练，这些歌舞表演不仅包含传统的内容，还包括欢迎皇帝的活动。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皇会达到空前规模。传说，康熙皇帝巡幸天津期间，特意前往天后宫谒拜天后。为表达对天后的敬意，当地百姓组织了多种民间戏剧与表演，以此作为献礼。与此同时，这些表演也被用来取悦皇帝，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仪式文化。由于这一庆典兼具皇帝巡幸与妈祖祭祀的双重意义，民间遂将其称为“皇会”，并延续至今，成为天津文化的重要象征。

妈祖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仅是福建莆田湄洲屿的宗教信仰，而且也受到了海洋文化的影响，它以祈求航行安全为目的，并且在不断传播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天津妈祖文化。这在《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中有所表现。

当妈祖信仰最初传入天津时，它的功能相对单一，仅作为漕运船工和商人们的守护神，保佑航行平安。然而，随着天津城市的兴起和人口的增加，妈祖的角色逐渐发生转变。她的信仰融合了碧霞元君的地域文化特质，职能从单纯的航运保护扩展到求子祈福、祛病除灾以及惩恶扬善等多个方面，渗透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地方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天后宫汇聚了众多神灵，构成了别具一格的信仰景观，其数量之多令人赞叹。这种多神崇拜既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反映，也是天津天后宫对不同社会群体信仰需求的回应与适应的结果。这种丰富的神灵体系，使天后宫成为天津民众心目中的精神中心。

天津独特的妈祖文化得以形成，与漕运的高风险、百姓对平安的强烈期盼以及政府的积极推动息息相关。当漕船抵达天津时，官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以示感恩，船工则虔诚地祈祷娘娘的庇护，商贩趁此良机忙于交易，直沽河两岸一片热闹非凡。天后宫的建立不仅影响了天津人的日常生活，更让妈祖文化成为连接人心的重要纽带。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