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钻远墓志》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

元钻远，河南洛阳人，北魏宗室大臣，正史无载。文章深度剖析其墓志内容与书法风格，来探究北魏末期宗室成员在孝文帝汉化改革进程中的成就，进而洞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态势。

墓志的基本信息与书刻背景

《元钻远墓志》（如图1所示），又称《齐州刺史广川县侯钻远墓志》。1920年，于洛阳城北南陈庄村出土，志石呈正方形，边长62厘米，刻文30行，满行31字，总计895字，无盖，有界格，以楷书、白文阴刻而成，撰铭者为其胞弟元昭业。此志曾为民国陶湘所藏，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毛远明先生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中已对该志有详细录文，此处不再赘述。

此志书刻于北魏永熙二年（533年），正值北魏末期，政局飘摇，内部权力斗争激烈，统治阶层矛盾错综复杂。地方割据势力蜂拥而起，相互争权夺利，部分鲜卑贵族与保守势力妄图复辟鲜卑旧俗，对汉化政策的持续推行极力抵制。然而，得益于前期数十年汉化积累，诸多汉化成果已然扎根，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和留存，并发挥作用，推动民族融合。

元钻远世系考略

据墓志记载：“恭宗景穆皇帝之玄孙，祖济阴康王……，父文王……”而《魏书》载：“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济阴王小新成。”“济阴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子郁，字伏生，袭。……以黩货赐死，国除。”对比可知，拓跋小新成之子元郁应当就是元钻远的祖父，然史传并未记载元郁的谥号“康”，墓志此记可补史阙。

关于元钻远之父，墓志称“父文王，才藻富丽，一代文宗”，对照《魏书》所载，应为元郁之长子元弼，《魏书》载：“长子弼，……以世嫡应袭先爵，为季父尚书仆射丽因于氏亲宠，遂夺弼王爵，横授同母兄子诞。”元郁因贪墨罪被赐死，王爵遭削，按常理元弼无爵可继，但出现了元弼被夺爵之事，似有矛盾。细究墓志中“祖济阴康王”的谥号，史传未录，应为追谥。汪受宽先生在《谥法研究》中指出，谥号依封建礼法，有美谥、平谥、恶谥之分，用以概括死者生平、宣扬封建礼教。元郁虽以罪赐死却获美谥“康”，结合《魏书》与志文简略的记载推测，元郁死后，统治者恢复了其后嗣的爵位继承权。

此外，据《魏书》记载，元弼逝世后，其子元晖业在建义元年诉请恢复王爵。永安三年，朝廷追赠其为尚书令、司徒公，谥号“文献”。由此可见，墓志中所言“父文王”，“文”乃是谥号“文献”的简称，而“王”字的出现，则可印证彼时王爵已得以恢复。此志文为墓主人元钻远的胞弟所撰，对先辈难免有溢美之词，但与史志相较，对其父元弼的学识的肯定具有一定客观性。

元钻远墓志中的汉化迹象

家族溯源与文化认同。志文中有多处彰显汉化的记载。首段“君讳钻远，字永业，河南洛阳人”，明确籍贯，体现对中原士族重视家族根基与地域归属观念的深度认同。在汉文化体系中，籍贯作为家族起源地与文化根源的标识，是梳理家族脉络的关键线索，借此明晰自身在地域文化格局中的位置。

进而，“恭宗景穆皇帝之玄孙，祖济阴康王，神情俊拔，道冠今古。父文王，才藻富丽，一代文宗”的表述，遵循汉文化崇祖溯源的传统，将世系追溯至“恭宗景穆皇帝”，再记述祖辈、父辈，与汉文化中借家族谱系梳理彰显延续性、正统性及荣耀的做法一脉相承，如在传统家谱文献中为祖先立传、详尽罗列世系，强化家族纽带与传承意识。此外，对其祖、父的溢美之词，浸润着汉文化文学修辞风格。汉文化中在文学创作、人物品鉴时，惯用文采斐然之词褒扬品德、才能，以凸显不凡，志文中此类表述无疑是受汉文化文学表达方式的熏陶。志云“构本枝于帝绪，导鸿原于江汉”，引自《诗经》“文王孙子，本支百世”之典故，将家族比作文王后裔般繁茂，强调皇室亲缘，凸显元钻远的高贵出身；同时江汉乃华夏文化滥觞之地，将其家族的起源延伸至江汉，暗含对中原文化的尊崇与归属，无疑是对汉文化的心理认同。

儒家孝悌文化的融合。北魏开国之初，受汉人士族濡染，统治者渐重儒学。元钻远墓志恰是这一文化交融下儒家孝悌思想的例证。

彼时，北魏统治阶层遵循“孝治天下”的方略，志在稳定社会、夯实统治根基，故而大力倡导儒家忠孝理念，上行下效，借此强化其政权向心力。据《隋书·经籍志》载：北魏迁都洛阳之际，鲜卑族众人尚未通晓汉语。孝文帝遂敕令侯伏侯可悉陵，以鲜卑语转译《孝经》要义，用以教导国中鲜卑族民众，时人将此著译称为《国语孝经》。这段史料清晰地展现出北魏统治者推行汉化改革的坚定意志：第一，将孝道思想置于首位，用以规范社会道德、巩固统治秩序；第二，通过翻译《孝经》促进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第三，着眼于教育普及，借译经助力民众接纳孝道；第四，主动汲取汉文化精髓，推动胡汉文化的融合。在统治阶层强力推动下，“孝”文化一跃成为北魏最受尊崇的儒家理念之一。

墓志载“夙兴省规，孝情斯极”，将元钻远的至孝展露无遗。在当时社会语境下，孝道作为核心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强调子女对长辈的敬爱、侍奉与顺从。元钻远以此形象示人，既是个人品德的高光，也映射出“孝”在北魏已化作衡量道德、标榜人物的关键尺度。

此外，志文云“长兄晖业痛在原而莫追……”，巧妙化用《诗经·小雅·棠棣》中“脊令在原，兄弟急难”的典故，以此表达元晖业的丧弟之痛与深厚的兄弟情谊；“季弟昭业为其铭曰……”（如图2所示），元昭业在撰铭中全方位回溯了元钻远的出身、才华、品德、仕途功绩，满含对兄长的敬重与肯定。这些细节处理细致入微，与儒家所倡导的孝悌要义深度契合。

学识素养的汉化追求。元钻远的汉化特征不仅体现在思想道德层面，在学识素养方面也有着汉文化的深刻印记。志云“学贯儒林，博窥文苑。九流百氏之书，莫不该揽；登高夹池之赋，下笔成章”，力证他在儒家学术与文学领域造诣颇深，广泛涉猎百家典籍，能诗善赋，文采卓然。如此表述，呈现出元钻远主动接纳汉文化、潜心深耕学识的宗室贵族形象，亦是北魏宗室对汉文化文学修养的推崇。

为官施政中的汉化实践。元钻远的仕途施政深受汉文化思想的浸润。志文“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返浇薄之风，回宿食之念，……民不忍欺”，与《论语·为政》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相呼应。显然，元钻远秉持传统儒家德治、礼治理念治理地方，摒弃鲜卑旧有粗放的管理模式，不断扭转当地“俗杂轻薄”的不良风气，以儒家规范重塑社会秩序，使民众受到礼义道德的熏陶。这无疑是汉化理念得以实践、取得成效的有力见证。

《元钻远墓志》书法

北魏墓志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熠熠生辉，《元钻远墓志》更是北魏汉化进程中书法风貌的独特映现。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后，政治逐渐稳定，从而催生了门阀士族的崛起。墓志在丧葬文化中，是士族显耀门第、传承家族荣耀和世系的载体，在元氏家族引领下，贵族纷纷效仿使用，墓志得到蓬勃发展，为研究北魏书法留存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简明中国书法史》中提道：“北魏立国之前，南北书法已经形成‘南妍北质’的分野。”北魏平城时期，墓志尚处于发展阶段，材质多为小巧的砖石墓铭，书法隶书遗韵浓重，字形扁平，笔画多为逆锋，波画燕尾残留，尽显古朴稚拙之风，《孙恪墓铭》便是这一过渡阶段的典型例证。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至宣武帝时期，汉化与民族融合快速推进，墓志形制日趋规整，尺寸扩大，书丹与刻工日臻精细，楷书笔法突飞猛进，方笔被广泛运用，起收笔棱角分明、干脆利落，结构严谨合理，字形丰富多变且重心稳定，体势呈斜画紧结、内紧外松之态，线条还保留了鲜卑游牧民族旧有的直率刚劲，学界美其名曰“洛阳体”，《元桢墓志》堪称代表。

孝明帝以降，尤其河阴之变后的孝庄帝至孝武帝时期，墓志书法在中期典雅、规范风格基础上趋于多元。这一时期政局动荡，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墓志书法中游牧民族的豪迈元素已难觅踪迹。加之前期汉化政策下南北文化交流频繁，南朝士族书家及书法悄然渗透，为北魏书法注入典雅、规整的尚法新风，以彰显其尊贵地位和接受过儒家教养的正统特质，与世俗野趣书法审美截然不同，总体呈现出从斜画紧结转变为平画宽结、从雄浑劲健转变为细瘦轻柔、从拙朴的“金石气”向文人的“书卷气”发展的趋势。此外，北魏晚期复古书风乍起，在成熟的楷书笔法、结字基础上融入隶书波挑、篆隶结构，迥异于前期自然遗留的隶书痕迹，属刻意修饰。《元钻远墓志》恰是北魏晚期书风之典型，艺术价值非凡。

《元钻远墓志》书法整体典雅流美、清秀俊逸，透露着皇家庄严之气，且字势平和，用笔流畅，展现出南方书法的“妍美”神韵，其中还杂糅了隶书波挑、篆隶结构或部件（如图3所示）。与中期“洛阳体”相比，风格大相径庭。“洛阳体”的兴衰，见证了北魏洛阳时期王权的变化。《元钻远墓志》书法在继承中期端庄整饬、规范细腻的基础上，随着汉化推移、民族文化交流、社会变迁，衍生新韵：用笔摒弃了中期“洛阳体”垂直且棱角分明的方笔，起收笔处笔锋轻盈细腻而灵动，镌刻技艺更为娴熟，线条精湛；结体由斜画紧结向平画宽结转变，字内空间疏朗，字外规整有序；整体章法行列井然，字距疏密得当，视觉上呈现出和谐儒雅的效果。此墓志书法是北魏晚期之典范，受汉文化与南方书风浸淫，褪去了游牧民族原有的豪放、质朴气质，趋向端庄平和、整饬细腻，对隋唐楷书发展有承递之效，堪称先声。

综上所述，《元钻远墓志》从志文内涵到书法风格，无不流露出北魏汉化的深远影响。其志文所承载的家族地域观念、儒家文化理念、品德学识、政治实践等是鲜卑汉化的有力见证；在书法上，它继承并创新了北魏中期的书风，融入南方书法元素，并在复古书风的浪潮中，形成独特风貌。此墓志贯通内容与艺术形式，全面呈现出北魏宗室在汉化历程中，于思想、文化、艺术等维度的显著成就，彰显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为研究北魏历史、文化、艺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物资料，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