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及其语词转喻

在快意恩仇、臧否人物、指点江山的自媒体时代，人人都能掌握批判的武器，尤其是对于事件及制度性的剖析，往往具象落脚到人，比如把人分类为浓人淡人、NPD人格，或者归因于原生家庭、东亚父母……这些语词进入社会流通的初期，高度凝练且迅速地对境况做出了“诊断”。自启蒙运动以来，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席卷全球，医学几乎壮大为可以与宗教/信俗、法律/道德划江而治的新的社会控制机制。何谓控制机制？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提出，国家与个体签订契约，公民上缴忠诚，换取对“人对人的战争”的防范，公民抵押的忠诚就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现代医学是处理生命的各种疾病或病变的学科，之所以能够与前二者形成鼎立之势，恰是现代以降科学的真理性为其提供背书。

医学关注的是躯体的失序和安抚。医学化的社会指的是医学对人的特定行为状态发言，将其界定为某种症状并提供治疗路径。比如把睡眠困难、脱发等功能性衰退纳入治疗范围，再如把抑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个体行为纳入疾病事实。抹平行动本身的个体差异，突出医学对越轨挑战的规约，就是社会的医学化。这一方面是社会价值多元来源的体现，另一方面昭示了现代人以医学指南为支撑的思维框架，探源究因、举措部署，并套用医学的语法理解人在世间与万事万物发生关系的基本规律。生病—治疗是主干，分出枝干，病愈—回归，抑或是无药可救—毁灭新生。前者为“喜剧”，代表是鲁迅笔下的狂人，越轨的心灵被识别，捋顺了毛，再压抑返回到原有的结构里；后者为“悲剧”，代表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创的战斗方式，奎宁救不了积重难返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于是他召唤了革命。事实上，我欢迎语词的发明，它们让某种无名之痛拥有了名字，增强语言对社会的阐释。但很快，这类标签下逐渐出现谬以千里的对号入座，增加了社会对于越轨行为的粗暴偏见，隐秘地制造服从。

龚自珍批判卖梅人为迎合文人画士，斫其正、删其密、锄其直，制造“病梅”的祸端，这大概暗示了控制机制与越轨冲动之间的反讽，文学最重要的功能是以越轨的笔致勾勒力透纸背的挣扎。我们需要保持住捕捉语词及其转喻的能力，作品身后长长的尾迹云将随着认识论的转移制造意想不到的反转，带回古老的美刺，这是我的文学观。语词是唯一可靠的探微路径，它势能强大，在不同学科范式，或曰不同社会控制机制之间，撑开一片张力空间，并描述不同主体和思维的涤荡。文学批评参与社会改造的可能性正蕴含于其中，批评就是行动，这是我的批评观。

近年来我本人对医学人文的关注近乎执着，一切都源于发生在至亲和自己身上令人无奈的求诊经历。思维的转变诞生于自我和外在的持续紧张时刻，当人处在病程发展无法预测的高压之下时，就必须舍弃现代文明的包装，赤裸裸地思考生命个体之间真正的关系。坦率地说，我变相求助于“迷信”活动，且怀着欢欣之意，时而极严谨，学习诊疗指南和生物医学；时而很蒙昧，对着木胎泥身祈求一个超然之我从天而降。迷信是一个语词，背后是现代的转喻。当一次次顺着文字的隧道进入那神道幽渺、非人能知的魅性天地，我才感知到，古老心灵只不过希冀着通过仪式和编码呼唤与身体秩序相对应的宇宙大道。明白这一点后，除了分解语词密码、撬动控制机制，“理解之同情”也不再是空话。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在叙述科学与文明的时候少一点现代人的傲慢和虚妄，那是因为借由文学诚实地定位了自我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