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在教师这个岗位上

46年前，我24岁，衣袋里放着高考录取通知，搭乘公交车来复旦大学入学报到。也许是心情激动，没留神，下错了车站，在复旦大学站前面的电力所站下来。旁边有个好心人看我在东张西望，就指点说：你是到复旦大学吧？往前走半站路，就看得见校门了。好事真需要多磨，就这样我多走了五六分钟的路，才看见了校门口龙飞凤舞的四个大字。但这几分钟的路程，在我的感觉里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天以后，我在复旦校园里读书、上课、泡图书馆；42年前，我28岁，毕业留校，顺利走上了我所喜欢的教师岗位。我还是在复旦大学继续读书，上课和泡图书馆。就在校园的树荫下我走了几十年，转眼70岁退休了，我觉得这大半辈子的路走得太快，怎么一下子就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但我要感谢复旦大学，在我退休以后继续为我安排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我还能继续走在复旦校园里，继续完成我还没有做完的工作，度过我的余年。

我经常想，环境是可以塑造人的。如果不是复旦大学这座美丽校园，我的人生道路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考进大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我们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复旦大学前任党委书记杨西光北上主政《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宏文，拉开思想解放运动的帷幕。当时的党委书记夏征农，刚上任就在《复旦学报》发表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文，在思想领域产生过巨大的冲击力。复旦大学是一座走在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前列的学术堡垒。那时候我只是大一新生，身处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校园环境，对我原来接受的那套教育信息发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更加幸运的是，就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我在中文系资料室谒见了贾植芳教授，他是亲历过“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还受过几十年磨难的知识分子，文学史上著名的七月派作家，也是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奠基者。贾植芳教授赓续了鲁迅、胡风这一脉五四新文学现实战斗精神的传统，并且薪尽火传，身体力行，把更多的青年人带进新文学的传统源流之中。我走上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的道路，完全是贾植芳教授的精心栽培之结果。贾先生指导我从事科研工作的第一步就是研究巴金，由此我阅读了巴金所有著作，鼓起勇气去探索巴金的深邃思想和知识分子良知。巴金像一颗北斗星那样远远地照耀着我，鼓励着我，直到今天。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从教42年”，这对一名教师来说，真是莫大的幸福。回想42年前我作为新进教师，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担任了1982级新生的班主任。这是我从教第一年的收获，1982级班级同学有60余名，毕业的时候，有14名考上了高校的硕士研究生，进一步深造学业。还有许多同学在各行各业也都做出了杰出成就，他们陪伴了我整整42年。早在1986年，我曾为1982级同学开设一门当代文学讨论课，第二年我把讨论记录整理出来，编成一本小册子，叫作《夏天的审美触角——当代大学生的文学意识》，我在编后记里写道：“我始终认为自己的第一职业是教育，业余爱好才是写作。对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他的最好的作品不是他个人写出来的，而应该是他的学生。”我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我一生从事写作，七卷文集、三卷文存、十八本编年体文集，还有主编的各种教材，固然在学术界产生过一点影响，但我还是认为，一个教师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他所培养的学生，这是评价一个教师在教学岗位上是否合格的最重要的标准。今天前来参加会议的来宾中，有许多曾经是我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高校或者是中学的教师，我算了一下，我所指导的一百几十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坚守在教育岗位上。当然我不是说，唯有教师高，事实上我的学生在其他各个行业里工作也都非常出色，令人尊敬。我只是想强调一下：做一个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看上去平平凡凡，科研教学，平日里也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也有很多抱怨。但是他们把在复旦大学学到的文化知识和精神传统传播到全国各地，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青年人。我为之感到非常欣慰。你们就是我最好的作品，也是我从教42周年的最好的见证人。谢谢你们的到来。

回顾一生。在青年时代，我们的青春生龙活虎，有声有色；人到中年，事业广阔，要做到龙腾虎跃，百折不挠；现在进入老年了，我想是应该到卧虎藏龙的时候了，龙要成为潜龙，虎要成为卧虎，但即使卧虎藏龙，我们在精神上仍然要有真正的龙虎境界，而不是变成一条虫，或者一只猫。

我的答谢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24年9月7日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