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笃志 切问近思

一

著名作家王安忆在《重建象牙塔》一文中这样形容陈思和的学术特点：“你可以说他学院派，说他学究气，我倒情愿用俚语里‘书虫子’这个叫法，我觉得很准确，也很形象。你想书虫子钻啊钻的，钻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并说：“陈思和要将知识分子从广场上召唤回来，是不是就是召唤进象牙塔里？他的声音很微弱，风一吹就吹散了，可总是有声音比没声音好。”①这确是一个贴切的比喻。

陈思和生于1954年，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是24岁，正是世界观与人生观确立的时候。他曾多次谈起专业学习与思想训练的互动关系。“我在大学里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起步是研读作家巴金的书，从阅读巴金小说到研究他早年的无政府主义信仰，由此阅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政府主义、民粹派历史的文献著作。”②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是被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作为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理想而接受的。我国较早的无政府主义倡导者刘师复曾制定“十二戒律”，具体为：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尽管巴金没有宣称自己严格按照这12条戒律实行，但是对照他后来的生活方式与态度，这些戒律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比如不饮酒、不吸烟、不作官吏、不入政党等，都可能与这一戒律有关；至于巴金直到1944年40周岁时才与萧珊结婚，我总感觉隐隐地与“不婚姻”这一条也有联系。

巴金的这种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对于研究者陈思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许多陈思和研究者所认为的他的“民间”理论的重要来源。不过，在我看来，巴金早年身上散发出的由俄国民粹派、虚无党那里获取的执着于信仰、舍生忘死、拼命工作的精神，却很少有人提及。不吃不喝、持续工作几十小时、考验自己的生命极限，是俄国民粹主义者常常采取的考验自己信仰与毅力的方式。巴金小说《灭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雨》中的主人公吴仁民、《电》中的主人公李佩珠等，都带有俄国虚无党人的影子。陈思和他自己也说：“三十年代巴金、吴朗西等人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更是高扬起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完全白手起家，不计报酬，义务工作，在短短两年里出版了好几套丛书，到抗争前夕，出书的速度已接近‘日出一书’的商务印书馆。”③因此，在巴金的研究中，不仅启发、孕育了他“民间”的理论，而且，他的忘我工作的精神，勤奋、笃志的治学态度，洁身自好的个人操守，都应该是明显地受到了巴金的影响。

另外一个对陈思和的思想与人格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贾植芳先生。陈思和本人曾经这样说道：“赓续精神传统需要榜样。我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理解，在实际的生活中，直接地碰触到，或者说，感性地认识到的，主要是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人格榜样。他是以个人人格魅力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交集于一体的典范。”④贾植芳1916年出生于山西襄汾的一个地主家庭，1936年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先学经济学，后转入社会学，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参加民族救亡图存运动。因爱国民主、坚持真理几次被关进监狱。1950年任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后转入复旦大学。在为孙乃修所著《贾植芳传》写的“序言”中，他这样评价自己：“总的说来，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体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我平生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这是一个品格高洁的文化老人，处处散发着人格的魅力。在1950年代的学生中，后来主编有《中国文学史》的章培恒、著有《“美”的探索》的施昌东、出版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范伯群、写有《郁达夫评传》的曾华鹏等人，都是围绕在他周围的年轻学子。我曾在一篇题为《转轨的杂家——浪迹江湖的传奇学者贾植芳》一文中，这样描述过自己的观察：“他不是个坐在书斋里去翻书本的书虫似的学者，而是一直关心着社会、注视着时代脉搏的社会型知识分子。尽管他放弃了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所学的社会学专业，然而他却从比较文学、现代文学、文献学等文学范畴中处处显示出他那社会学家的敏锐与机警。”⑤他疾恶如仇、耿直善良、乐于助人，具有高尚的人格风范，同时，又不同流合污、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是五四精神熏染出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榜样。在贾植芳先生身上，陈思和显然为他的高尚人格所感动。

正是由于巴金的社会思想和贾植芳先生的人格魅力，陈思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他曾这样畅想着自己的理想状态：“我所期待的理想社会，是现代民主制度健全，社会各行各业的运行必须依靠大量专业人士与普通市民来共同参与决策，政府机构只是承担某种管理和监督功能。市民是城市的真正主人，社会各阶层人群共同参与社会的建设，而专业人士是真正的权威。就知识分子的自身建设而言，庙堂的价值取向应逐渐淡化，民间的专业的岗位型价值取向要成为社会认同的主流价值取向。这样的社会才能比较健全地朝着现代、民主、文明的社会形态发展。”⑥他理解的岗位型价值取向是，知识分子确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岗位，热爱它，愿意为它奉献所有的心血与精力；同时，这个岗位是属于民间的，属于社会的，服务型的，而不是国家设置的权力机构，不是官员；此外，它还必须遵守专业的自身规范，并在行业规范上设定技术岗位的等级，每个行业都应该具有最顶级的标准。他认为：“岗位、民间与专业是一个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⑦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巴金和贾植芳在社会理想与高尚人格方面对于陈思和的启示。它们化为陈思和的精神肌理和理想愿景，并愿意为此付出自己的毕生心血与才华。他曾借用恩格斯的话说，一定要成为“各自领域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⑧。这个“奥林帕斯山”是属于民间的，也是专业岗位的，具体到陈思和来说，就是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

二

程光炜教授在《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史》中这样评价陈思和老师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特点：他是“一个善于长跑的小说批评家，他相信批评家的耐力和恒心，知道这种长跑最后为批评家在文学史中留名，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他都不是冲在最前面的批评家，也没有焕发出奇异的光彩，然而正是这种长跑能力，使他留到了最后。”⑨这是对陈思和文学研究中执着、坚持与努力的一种发现和肯定。

他惊人的毅力在学界是有目共睹的。从1988年开始，他下定决心，每年写作20万字左右，出版一本年度文集。先后连续出版有《笔走龙蛇》《马蹄声声碎》《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犬耕集》《豕突集》《写在子夜》《牛后文录》和《谈虎谈兔》等9本编年体文集。这是常人难以完成的任务，每年十几篇文章，持之以恒地坚持，而且有许多论文被转载、引用，引起广泛的反响。21世纪以后，他又出版《草心集》《海藻集》《献芹录》《萍水文字》《昙花现集》《耳顺六记》《流水账》《未完稿》《碌碌集》9本编年体文集，再一次体现他顽强的毅力和充沛的活力。每当翻阅着这一本本的编年体文集时，我的脑中总会浮现起俄国虚无党人将自己关在书房中没日没夜地工作几天几夜的情景，或者躺在冰天雪地中咬牙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场景。这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也是对自己毅力的磨炼，这明显带有巴金早年创作《灭亡》时为理想奋斗的色彩。

同时，他还具有选定目标、紧盯不舍的研究风格。他曾这样回忆过自己的研究对象：“从1980年代开始，我关注的几个作家，几乎伴随了我近四十年的批评生涯。我不是一个来者不拒，什么作品都能够解读的评论家，只有与我的兴趣或者某种隐秘的生命要素相吻合的作品，才会引起我阐释的兴奋。换句话说，我借助批评一直在诉说我自己内心的某种激情。”⑩比如王安忆，他跟踪研究了几十年。在《告别橙色的梦——读王安忆的三部小说》一文中，主要是对她早期三部小说的分析：《69届初中生》是作者“脱离沙沙雨声以后所经历的艺术探讨”，是“一种属于王安忆所专有的略带悲观色彩的现实态度”；《小鲍庄》包含了作家对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的严肃思考，“这种凝沉厚重的力量，成为《小鲍庄》与王安忆以前作品的区别之一”；《小城之恋》描写的是少男少女在沉重的精神枷锁下的舞蹈，“王安忆的进步就在于她摒除了一切外界的可以供作借口的原因，将人的生命状态原本地凸现出来”11。这三部小说是王安忆早期影响较大的作品，陈思和将它们的特点与转轨准确地揭示了出来。在《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19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一文中，对《叔叔的故事》《歌星日本来》和《乌托邦诗篇》等作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发现：“1990年代以来，王安忆总是用一些比较特别的词来解释小说创作：抽象、虚构……心灵世界，似乎急于把她的小说与具体、纪实、现实世界区别开来。”12他如此肯定着王安忆的新探索：在1990年代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普遍疲软的状况下，在相当一部分有所作为的作家放弃了1980年代的精英立场主动转向民间世界，从大地升腾起的天地元气中吸取与现实抗衡的力量时，在大部分作家在文化边缘的生存环境中用个人性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仍然有人高擎起纯粹的精神的旗帜，尝试着知识分子精神上自我救赎努力。这样的评价确实恰如其分。在《试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意义》一文中，他对王安忆的这部重要代表作进行了不同凡俗的评价：“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的诞生，不但再现了上海的民间世界场景，使海派文学又获传人；而且作家站在当代文化新旧更替的立场上，揭穿了所谓‘上海梦寻’的虚假性与无意义，警戒人们从虚空的怀旧热情中走出来，去探索真正表现了发展中的上海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形象。”13如此分析，既真实又合乎作品的原意。《〈富萍〉：漂到大上海的浮萍》一文，是对王安忆在21世纪之初的一部长篇小说的评论。他坦率地说：平心而论，王安忆并非是写下层都市民间最合适的人选，但她能把本来发生在农村乡间的叙事手法运用到现在的都市场景，松弛、舒缓、淡雅，也富有特色。在《读王安忆〈启蒙时代〉》一文中，他认为王安忆的写作技巧回到了《叔叔的故事》和《乌托邦诗篇》等早期创作的原点，然而区别在于，《启蒙时代》的立意是重新呼唤启蒙的精神诉求，值得关注。对于长篇小说《众声喧哗》，陈思和指出这是作家再一次书写经济剧变中的上海对普通居民精神生活产生的冲击力，不过，其创新在于，它是“一种对旧式的市民文化深刻嘲讽，但又不失温情的现实批判精神，一种对新兴的市场经济因素充满鼓励，但又保持警惕的清醒认识”14。王安忆的《天香》出版后，评家蜂起，陈思和指出：“天香园盛衰以及天香绣品从诞生到普及民间（遍地生莲）的故事，正是一部商品经济的萌芽在中国江南出现的‘前史’。王安忆重塑上海的现代史，把上海‘商品经济’的历史上溯到开埠前三百年——小说叙事时间是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15

王安忆是位多产的作家，然而，陈思和老师却似乎对于每一篇重要作品都进行了深入的评析。这种陪研究对象“长跑”的“耐力”和“恒心”，在他的当代文学评论生涯中绝非仅仅是王安忆一个。贾平凹、余华、张炜、阎连科、林白、严歌苓、卢新华等著名作家都是他长期追踪、关注和研究的对象。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陈思和老师是唯一以批评家身份参与这一盛会的亲友团成员。这是莫言对陈思和的肯定，自然也是他长期研究、爱护、评论莫言作品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陈思和并非仅仅因为极富“耐力”的长期追踪而获得创作者的认可；他在评论界的声誉与影响力，同时还在于他锲而不舍的文本细读功夫。

对于文学作家和作品的讨论，他自述在刚开始从事文学评论时，往往只是偏重在艺术分析和政治正确上绕圈子，说服力不强，也容易落入俗套，后来慢慢发现对文本进行细读，对文学作品做征候式的分析，常能有不同凡俗的发现与见解。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和余华的《兄弟》等篇，正是由于文本细读的深入领悟和真切感受，论文发表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一书中，所选名篇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常常具有约定俗成的阐释习惯，在文学史上也往往有固定的意义。此时，他重视新方法的运用，逐字逐句地进行文本细读，“不再囿于对作品的价值评价，而是在对文本的解析过程中，描绘出文本隐藏的别样阐释”16。这种看似笨拙的方法，其实更是“耐力”和“恒心”的考验。

三

尽管“民间”是陈思和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也是他岗位意识的重要内涵，不过，他的学术并不是远离现实社会的、非功利的私人精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