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义：从“问”的意义到“在”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开始读到陈思和先生的书，但第一次见到陈思和先生，是90年代初，在河南大学的校园里，印象中好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会议，或者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或者是中国新文学学会年会，记不清了，许多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学者都在，陈美兰教授也在，为什么记得，因为陈思和先生把我当成了陈美兰教授的研究生了，我向他做出了解释，我的研究方向是文艺学。那次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我听到了许多会议发言，对于陈思和先生的发言印象很深。尤其是此后读到他的新文学史论方面的著述，将现代、当代打通之后的中国新文学的研究气象令人耳目一新。

此后持续读到陈思和先生的系列著述，其发声新颖，格致不凡，每每醍醐灌顶，受益良多，先生的论文中有情怀，随笔中有实证，史中有论，理中有情，是学者治学的难得之境。直到今天的《从广场到岗位》①的阅读，这种感觉依然未变。

《从广场到岗位》，这是一部言志之书，一部立德之书，更是一部传承之书。严格说来，这又不是“一部”书，而是一部“长河之书”的开篇，是“夫子自道”的起始，是42年或说是近半个世纪的学问深思的结果，或者是一部关于人的自觉、人的使命、人的责任的交响乐的序曲部分。这不是一部关于别人的或者抽象的人的书，而是像鲁迅先生一样“连自己都烧进去”的书，是陈思和先生关于现代文学史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基础上的知识分子的站位、定位、立命、安身之书，是一部学术精神自传，也是一部知识人格研究。

陈思和先生的42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40多年是相叠合的，和每位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一样，他享受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物质丰厚与思想解放，二者是一体的，一个是另一个存在的前提，而后者对一个学者更是重要的，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于此，身为知识分子更是如此，而身处学院的知识分子其感受力更大也更直接。改革开放的40多年，是中国经济大踏步前进的40多年，是教育、文学、艺术、理论诸多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40多年，前不久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正说明了唯改革才有出路，唯改革才有前途，中国式现代化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这也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40多年所证明了的。身为知识分子，陈思和先生必是对这一点的体验尤为深刻。原因只是，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同时，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人是现代化的基础，更是现代化的目的。而知识分子是以思想实践致力于人的进步、人的丰满、人的健全的，一句话，是关注人的现代化的进程的。换句话说，作为知识分子个人，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更是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我以为，这是包括陈思和先生本人著述的初衷，也是我们追求和探索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由此，陈思和先生的《从广场到岗位》给我们的启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问”的意义。学者是做学问的人，但大多数人只停留于“学”的层面，并没有延伸到“问”，在“学问”之中，我们是一个传承者，但同时也是一个发现者。“学”是传承者的角色，而“问”则必是一个发现者的面目，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创新者。学者的深在含义不止于“学”，是包含问的，学者是一个提出问题的人，一个提问者，一个于传承时同步追问的人。追问，才可能真的传承，不问，则不可能有好的传承、真的传承。《从广场到岗位》，其实是一部发问之书。陈思和先生在书中告诉我们，“问”的必要与重要。“问”，是一种质询，一种怀疑，一种探求；“问”，也几乎是一个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前提。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陈思和先生的论文及著述多是不舍其“问”，1987年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历史之问上的书写，1988年的“重写文学史”延续于此，90年代初的《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更是在文学史之问中引入了自我之问。90年代（具体在1993—1994年）的“人文精神寻思”大讨论延续于此，也发散于此。这部《从广场到岗位》亦同理，它是有浓厚的问题意识的著述。

其次，“我”的意义。“问”的意义的相关意义，“问”，是谁在问？当然是“我”。是“我”在发问。“我”是谁？这里的“我”是著述者，是发问者，是知识分子个人。知识分子在写作中的身份自认，对于一个著述中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我”是有意识的“我”，是意识到的“我”，是自我确认过的“我”。只有这样，“我”的发问，才可能是知识分子式的发问。知识分子的发问，亦即他意识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言说，值得解析，值得去投入、去思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不是他者的问题，而是自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人生的问题、命运的问题、人格的问题、生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与“我”的一系列问题相联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空的，不是针对他人的，也不是抽象的。这里，“我”是发问者，“我”也是被问及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我”问的问题不是面向空无之物，而是有的放矢，而且是必然反射于“我”自身的实有命题。《从广场到岗位》一书中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乃至王国维、严复、梁启超，还有胡风、陈寅恪、巴金、沈从文、贾植芳等，他们无不是有“我”之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置身于新文学这一传统之中，“我”从传统中来，“我”当然是传统的传承者，但“我”之所以为“我”，不是传统的机械的传承者，而且更是需完成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创造者，后者，是“我”之为“我”的必要与必须，那么，“我”要往哪里去？“我”应该往哪里去？这个关于“我”的问题，还需从前人那里来，从无数个“我”的前身那里来。《从广场到岗位》一书的价值所在，就在于此。“我”不是凭空产生的，“我”的身上流淌着前人的血脉，“我”是以前的无数个“我”的一部分，这个文化的链条是延续至今到“我”，而“我”也不是这一文化链条的终点，“我”仍是以后的无数个“我”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待“我”、定位“我”，是清醒而明确的，也是陈思和先生此书写作非常着重的部分。他想找到一个链接，一个承续，就是在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以及人格塑形的前代人身上，“我”应有哪些传承？哪些规避？在广场、庙堂和岗位的定位与选择中，“我”要有怎样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换句话说，在技术、职业与志向，以及近处的利益和远景的执着与踟蹰中，“我”该有怎样的选取和舍弃？“我”该向哪个方向前行？陈思和先生的对于“我”的发问，其实不止于今天的这部书始，而是在他早年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以及与李辉先生合著的《巴金研究论稿》中都可以窥见一二。正如金理文中指出的，“陈思和从巴金、胡风等传记研究进入以鲁迅为核心、以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实践道路为关怀的新文学传统的研究”②，不要忘了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写作和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巴金等作家的个体研究开始的，从学术上，我非常看重这个最初的起点，说它是陈思和先生个人的学术原点也不为过。

最初的研究往往隐藏着学者研究的主题方向，这也是我注重研究陈思和先生《从广场到岗位》的来源和秘密的动力之一。“我”的确认，的确是从个体的“我”开始的，巴金作为个案研究，在陈思和先生的学人道路以及学术方向上影响深远。也许那个开头和起始并非有心，但它的确起到了一个重要的线头作用。此后的“我”，不是蹈空的“我”，他有了内在的坚实的基地。这基地，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从另一个知识分子身上获取的可贵自认。这一点，也牵扯到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做学问的不同，前者是肉身相传的学问，而后者往往更倾向于概念观点；前者往往是代际的血脉相系，后者集中于实证辩论；前者更着重主体，后者更看重过程。“我”是一个主体，同时是“问”的主体、是求证的主体，更准确地说，如泰戈尔所言的“亲证”的主体。那么，“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东方哲学着重于体验大于经验的地方。从儒家到道家以至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都是更为侧重“我”作为主体在事物中的体验，准确地说是我们的文化更侧重于“实践”方面，这个实践的主体就是“我”，是“我”在实践，由此“我”在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尤其重要。这一点认识，是一直伴随着陈思和先生的著述研究的。

可以说，陈思和先生以他40多年的著述表明，有“我”的学问与无“我”的学问是不一样的，前者，有“我”的学问，是一种沉浸式的学问，是有生命力的学问，是“生”的学问，是有生机的、会成长的学问；而后者，无“我”的学问，则是一种“死”的学问，是一种无关你我、无关“人”的学问。由此，陈思和先生在《从广场到岗位》中再度强调了那个有“我”的起点，那个“人”的起点，这也是他强调的“我”对于学问的意义，或者，倒过来，学问之于“我”的意义，它们，真的是一体两面。

最后，“在”的意义。或“生”的意义。40多年来，陈思和先生的研究著述证明了他一直是一个新文学的“在场者”，一个对于40多年的文学现场介入与亲证都充满热情的“在场者”，他在热切的观察中也一直在进行着理智的思索。这是一位“在场者”，身为高校教授，也可以在优渥的境遇与待遇中钻进故纸堆，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做学问。但深受新文化运动、五四精神、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影响的陈思和先生决不会去做这样单一的选择，他提出的“社会责任与学术责任”“并存不悖的两种使命”亦然表明了这一点，他的选择态度与价值取向一直是明晰而确定的。这部书中，他的区分也是明晰而确定的，“我们在讨论‘知识分子岗位意识’或者‘岗位型知识分子’这类概念时，前提已经承认了知识分子应具备的专业内外双重标准，只是从价值取向上来区分，他究竟属于哪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缺乏专业的广场型知识分子和缺乏社会热情的岗位型知识分子都是不完整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排除在我们讨论的问题范围以外。我们现在讨论的岗位型知识分子，主要讨论其究竟是在专业岗位之外还是之内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的使命”③。于此，他进一步强调，“知识分子与手工业劳动者或者技术工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凭专业知识（或专业技术）劳动谋生。知识分子不仅通过脑力劳动换取生活资料，而且他的劳动本身（即知识本身）先验地包含了人文特质，能够对接受者精神成长方面起到作用，引导他们去关心超越个人性的社会公共事务。这样一种双重叠加的价值取向，比较符合我理想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岗位型价值取向”④。由此可见，陈思和先生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自认是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他力求避免的也是学院派岗位制的机械化。他进一步阐明，“在商品社会里，任何工作都无法摆脱谋生的意义，这无需讳言。但知识分子的岗位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工作（譬如鞋匠做鞋、司机开车等），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本身寄寓了人文理想，如公正理性、道德信念、人性的全面展示等等，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必须实践并加以维护的，这不是抽象的、虚幻的因素，而是融化于普普通通的工作实践之中”⑤。

实践，即在场性。实践的主体是“我”，“我”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我”，而是一个推窗走入更广阔的田野与天地的“我”。“我”在实践中才可能成其为“我”。这是一个“在”的、“生”的“我”。于此，陈思和先生再次强调了对于岗位的定位，这个定位不是呆板与固定，而是有一种超越的价值，他用了一个关键词：“岗位的超越性”⑥。“超越性”是与“实践性”并行不悖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看，“实践性”是一种“在”，“超越性”则是一种“生”。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有专业知识，有一个切实的岗位作为安身之本，而更重要的在于，他还要专业领域之上有一种社会关怀或人文造诣，他不是一个岗位的机械性的存在，而是具有人文情怀社会关切的人的存在。他的所有论述都在说明，具有超越性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在岗”，肯定“岗位的超越性”才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岗位，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学者，才堪称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是岗位专业性叠加岗位超越性的一个群体，是学有专攻而又身负使命的、坚持专业原则、实践科学人文理念并在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的人众，“在场性”，即实践性，“实践性”，使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之为人的理由和可能性，而从中焕发出的精神力量才可称为人文精神。

“实践性”是一种“在”，也是一种“生”。“在”是当下，“生”是未来，但它们又是同一种意思。正如当下的知识分子活在传统织就延伸至今的链条之中，我们是连接当下至未来的一部分，而这一链条决定着文化传统的精血在未来的面目，决定着人文精神的传承与维系，这就是30年前陈思和先生写下的《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中所引用的路德维希所著《德国人》的片段，我也在此引用如下：

这是一种新的由一个国家的艺术家形成的艺术，以后，还没有任何人达到或超过他们的水平。妙不可言的连续性，把七位音乐大师连接在一起，在德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一枚戒指，被一代代地传下去。韩德尔几经斗争，把它传给了在伦敦的格鲁克，格鲁克传给了海顿，海顿热爱他的学生莫扎特，莫扎特深为自己的学生贝多芬的天才感到惊讶，而贝多芬则在自己临死之前，对舒伯特高度评价，把戒指传给了他。还有哪个国家的历史能与这段历史相比呢？一个一千年来长期处于松松散散，彼此之间没有约束的国家，一旦出现了这一脆弱的传统联结，是多么令人感动啊！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