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崔健有关的青春往事

我听崔健的摇滚乐的历史，到今天已经超过30年。

我母亲在市艺术馆上班。这里才子多，怪人多，拥有一身才气且爱说怪话的人更多。1990年左右，她的几个同事到家里做客，带来了一盘磁带，其中就有崔健的《一无所有》。那时我9岁，像一只刚出壳的鸡崽，很容易就被这种听起来酷酷的音乐俘虏了。

接下来，我拿着这盘磁带去班里放《一无所有》，主动在同学们面前唱，逼迫他们听。在给女同学的贺年卡上，我写的也是崔健的歌词：“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小学二年级，那是一个男生女生们听小虎队和郭富城的歌还有点不好意思的阶段，让他们接受崔健的歌有多难，可想而知。我后来遭受过无数的白眼、嘲笑、孤立和风言风语，成了全班同学眼中的怪人。

1994年小学毕业前，我给崔健写了一封信，抒发了我对他的敬仰之情。地址我现在还记得：北京市安外东河沿×号院×号楼×号。这是我从杂志上抄来的。他没有给我回信。

同一年，崔健出了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在音乐课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唱了一首《飞了》，满座皆惊。这也叫歌？在他们的认知里，这更像是一段相声的贯口。好多年后，我与当初的一个同学相遇，他还能背诵这首歌的最后两句歌词：“突然间那火把空气点着了，我飞不起来了。”

身为一个识字比较早的孩子，我从小就受遍了表扬，经常被叫去参加各种智力竞赛，最后变得心高气傲、棱角分明，乐于表现自己。

初中语文课，老师讲授贺敬之的《回延安》。

这堂语文课的任务是分段朗诵，分给我的是第一段。站立，放下书，用从崔健的歌中学的rap（说唱音乐）的形式朗诵，我又一次震惊了全班。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我不停地冒虚汗，尽管班里笑声、惊叹声、议论声四起，但我还是一口气坚持到了最后。

“你这哪是诗朗诵，明明是唱歌嘛！”语文老师也被震惊了。

“没看注解里写着吗？选自《放歌集》。”我挺着脖子回答。

得感谢这位老师。她放下教学计划，让我专门给大家重新说唱了一遍这首长诗——不是第一段，而是全诗。

3天以后，这种rap成了我们班对这首长诗的“官方”朗读形式。

这朵小小的浪花很快就被时光推过去了。

中考，我的成绩离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差了16分。我收到一张职业中专汽车维修与驾驶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让我速去报名入学。光明的前途在向我招手，而我根本没有报考这所学校。

我上了一所普通高中，自费。上一届，这所学校文科班的高考第一名考进了一所专科院校。第一次摸底考试，我在全年级600人中排第480名。

“力量”，许多人都会用这个词形容崔健的音乐。听他的歌，很容易让人浑身肌肉膨胀，信心勃发，梗着脖子较劲。确切地说，高中这3年，是崔健对我影响最深的时候。

懵懂如我，也逐渐从他的音乐中想通了一个道理：在逆境中，要心态冷静，直面自己，认清目标；然后，挣脱束缚、不管不顾，朝着认准的方向猛冲。正如他唱的：“谁说生活真难那谁就真够笨的，其实动点脑子绕点弯子不把事情都就办了。”

我基础太差，注意力不集中，补物理、化学一类的短板非常费力。但我从小喜欢看书，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历史书。那好，我干脆不补了，以后报文科。尽管当时，男生报文科是要被嘲笑的。高二才分文理科，高一还要学一年物理、化学。在我看来，既然决定报文科，再学这两门课就是浪费时间。从此，这两门课我再也没有听过，上课时都在做文科的题。这两门课考试的时候，选择题我一律选C，填空题一律写1，在大题空白处明晃晃地写“我不会”“没学过”“你教我”……有一位判卷老师估计实在气得忍不了了，给我加了3个字的批语——“缺心眼”。

高考前夕，整个高三年级有一种诡异的氛围。我们学校挨着全市最大的公园，很多同学认为书快读到头了，就天天逃课去公园逛。我心想，这可是高考前的冲刺阶段啊。于是，经常是我一个人坐在教室埋头题海当中，一直坚持到高考的前一天。

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这个自费生考了全校文科第一名。

我考上了一所“211”的本科院校，其中历史科目成绩全市第一。某种意义上，这次小小的绝地反击，成为我人生真正的起点。从那之后，无论我遭遇多惨的失败和多大的挫折，都再也没有自我怀疑过。而崔健给我的“武器”——音乐，我端起来就再也放不下了。

多年以后，我去了北京，做了记者。后来，我慢慢知道那个年代有多少人因为崔健改变了命运，或是被他激发出力量。

在陕西财经学院读会计专业的女生——闫妮，听了崔健1988年的一场演唱会后，机缘巧合下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改行搞起了艺术。后来，她演了《武林外传》。

北京的护士吴士宏最爱《假行僧》，后来，她成了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她说，自己这辈子只眼巴巴地等过两个人的出现：一个是崔健，一个是比尔·盖茨。

喜欢《假行僧》的人还有王健林。他在公司年会上唱这首歌的录像，在网上的播放量不知有多少了。

跟他们相比，我的命运的改变幅度真是太小了。

2021年4月下旬，我从北京到上海，去看了久违的崔健演唱会。我旁边有个萍水相逢的姑娘，我们互相加了微信，她把刚拍的一段视频传给了我。

那是我跟着崔健嘶吼的瞬间。眼神坚定到发直，嘴张得很大，表情却紧绷着，吼得那么大声，那么暴力，像是要压过台上的崔健。我一只手按在胸前，另一只手举着手机拍照，头上戴着一顶崔健标志性的白色红五星棒球帽——那是崔健送我的。

到北京的这些年，我写了许多摇滚音乐人的故事，崔健自然是重中之重。我采访了跟他打过交道的几十个人，写了3万字，还收集了他各种版本的歌，累计300余首。虽然我面对面跟他说话的次数寥寥无几。

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和他面对面，我怕自己会掉眼泪。

音乐是人类储存时空的仓库。对我来说，崔健就是那个掌管仓库钥匙的人。他那张线条分明的面孔会在一瞬间打开时空隧道，让年少时一切粉红色的泡沫和伤痕扑面而来，挤得人无法呼吸，只需跟着他唱就可以了。

正如我写过的一段话：“崔健影响过的那个世界，那些曾经热泪盈眶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年轻了。只有在越来越少的崔健演唱会上，他们才能时而忘情地呐喊，时而沉默地流泪，挥舞着手里的红布，缅怀自己刻骨铭心的青春。”

（蓝 骨摘自《财新周刊》文化副刊，本刊节选，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