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鼓楼青年，追问什么是意义
作者： 赵淑荷
大约从2024年9月开始，一条标语以不同形式频繁在北京的各条胡同里出现，它们有的是潦草的手写，有的是贴纸，有的是涂鸦，内容取自著名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戈多明天准来。”
这不是人们约定好的快闪，也并没有明确的起因和影响，一句被不同的年轻人悄悄留在胡同里的标语，像某种无害的病毒一样复制、粘贴、传播，跟它的出处一样难以理解，但易于感知。
3月中旬，北京。我在距离东四十条仅两公里的工体，见到了两个“鼓楼青年”。他们跟我谈论自己的电影，提到《等待戈多》时，我想起了这个标语。
大豆和阿毛，两个在北京生活超过十年的外地青年，在2021年，因为太无聊了，拍了一部跟他们的生活一样“无聊”的电影。
电影叫《东四十条》，这也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电影的两个主角，一个叫东四，一个叫十条，他们在排一个不知所以的队的时候，碰巧穿了一样的裤子，莫名其妙成了朋友。有天他们在胡同捡到一张寻找走失赛鸽的广告，悬赏有十万元，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在北京找赛鸽。
2023年，《东四十条》在平遥国际电影节首映。红毯上，紧随那些国际知名的电影人、华丽耀眼的明星，出现了四个摇摇晃晃、手脚僵硬的年轻人，他们是《东四十条》的四位主创，导演詹涵淇（大豆）和覃牧秋（阿毛），东四和十条的扮演者杨凯航和钱赓。
今年4月，《东四十条》在全国院线上映。大豆分析了标记“想看”的用户画像，“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喜欢看文艺片、经常去独立书店的大学生和年轻人”。
有人笼统地称这个画像群体，为文艺青年。然而对大豆和阿毛而言，毋宁说这是一部关于“边缘”青年的电影。
《东四十条》是从边缘发出的呓语。但你仔细听，里面好像又有一些能被所有人理解的声音。
活动家与宅男
在大豆的讲述里，“共创”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有段时间，她跟几个玩乐队的朋友合租，感觉他们那种一起弹琴聊天共同创作的模式特别吸引人，后来她想，她无形中受到了影响，以玩乐队思维拍了《东四十条》，再大白话一点，就是“一起玩”。
刚来北京的时候，她是一个影迷。2013年，土木工程出身的大豆辞去工作，从浙江搬到北京生活。最开始她住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附近，这片俗称“小西天”的区域，是北京的文艺圣地。在资料馆看到了一刀未剪的《大开眼戒》之后，她开始“不断地”在资料馆看电影，认识了很多热爱电影的朋友，包括后来拍出《平原上的夏洛克》的独立电影导演徐磊。
徐磊制作电影的方法让大豆第一次意识到，拍电影还有一些“非主流”的方法，“你可以找平时总在一起玩的朋友，自己花钱去拍个电影”。
恰好这对大豆来说不算难。
她喜欢热闹的生活，再准确一点说，她喜欢感受人与人的连接，喜欢观察生活。
2019年，大豆跟朋友一起在鼓楼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月租金很高，所以他们把空出来的房间拿来做民宿，以此覆盖房租成本。某年中秋节，大豆叫了8个朋友来家里，计划每个人吃6只大闸蟹，准备了48只，结果朋友带朋友，那天晚上来到她的大房子的一共有48个人，她后来的搭档阿毛就在其中。
文艺青年扎堆的泛鼓楼地区，被称为“北京的布鲁克林”，是大豆和阿毛居住了十余年的家，也是电影里东四和十条常常混迹的地方。
阿毛跟大豆不一样，他“不上班”。他比大豆宅一点，喜欢在家里打游戏，当他需要解释一下生活，他总是拿游戏当比喻。2007年，他从广西来到北京上大学，此后再没离开过北京。从动画专业毕业后，阿毛并没有选择去动画公司工作，据说这个行业里，加班现象特别严重。后来他短暂地在一家APP研发公司工作过，但因为总是迟到被开除了。
上班似乎成了一件危险系数极高而回报率极低的事，于是他成为了一个自由职业者。
上班有危险，所以阿毛选择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一直住在雍和宫附近。
两个人聊起拍电影这事，是2021年的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人就容易无所事事。他们没有什么组成搭档的意识，只是因为对方恰好跟自己一样没事做，又迫切想有事做。
大豆想得很简单：“有剧本，有导演，有摄影师，灯光可以没有，但要有录音师，还有一个人管饭——凑齐这些人，我们就可以拍了。”
再找几个演员。她向周围的朋友发出邀请，谁愿意不要片酬，就喊过来一起玩，前期拍摄阶段的实际成本，基本上就是吃饭的钱。
书法艺术家钱赓和独立导演张帅来了。拍摄“团伙”初步成型，一起在法国小超市的院子里刮了个彩票，“刮出多少钱来，我们预算就是多少钱”。他们中了100元，又拿这100元去买彩票，最后一分钱也没挣到。
但电影还是开拍了。东四最后由贝斯手杨凯航出演，张帅后来在里面客串了一个钓鱼佬。据说饰演十条的钱赓气场很强，大豆说有些朋友会有点“怕”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喜欢马大帅的东北青年，他对自己从事的艺术有严肃的狂热，但是生活里，他又挺容易动感情。
我问钱赓，我们什么时候聊聊拍电影的事。他说，整！趁热打铁，就明天呗。
也许当时他就是这样答应了大豆和阿毛。
第三个主角
阿毛跟大豆相识的时候，已经在雍和宫附近住了很久。即便单纯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他们也是毋庸置疑的同类，因为他们都是“鼓楼人”。电影里，东四刚刚搬到鼓楼地区不久，他对十条说：“我听说鼓楼人都不切实际才搬过来的。”
如果说《东四十条》是以东四和十条为双主角的电影，那么鼓楼地区就是它的第三个主角。北京二环内，东四十条、雍和宫、后海、南锣鼓巷之间，圈出一小块乌托邦，这就是文艺病高发、文艺青年扎堆的泛鼓楼地区，被称为“北京的布鲁克林”，是大豆和阿毛居住了十余年的家，也是电影里东四和十条常常混迹的地方。
《东四十条》的美术师白菜说，拍电影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寻找“那种出现在胡同里你不会把它当回事，但是离开这里大概不会再见到的东西”。老外会骑着电动车下班去吃羊杂汤，搞学术的会在中药铺里蹲守稀缺的药材，年轻小伙骑着二八大杠跟收破烂的大爷讨价还价，稀奇古怪的事情和谐地在这里发生，白菜觉得这就是城市里的“人味儿”。
电影里有一个情节，是东四和十条在前景里说话，后景有一个人在扯风筝。它就源自某次大豆在公园里看到一个男人从树上摘风筝，先用鞋子，然后用树枝，再然后用钓鱼竿。她觉得很神奇，就这么一件事，他做了四五个小时。电影里还有个一人高的熊玩偶，也是大豆和阿毛遇到过的，一个总是穿着熊玩偶衣服去交朋友的人，那个人的微信头像和表情包都是熊。《东四十条》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时候，大豆发微信问他要不要来看电影，他拒绝了她：“为了生活，很久没有扮熊了。”
这个“熊人”作为一个胡同怪人的执着，是“不想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想，如果自己开足马力去挣钱，也无非是去中间地带痛苦，他宁愿待在底层快乐着。
对大豆和阿毛来说，鼓楼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结构，留在鼓楼的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结构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它剥离掉了外在的标签，最后大家记住你的时候，不会记住你有多少资产，从哪个学校毕业，在什么公司当过什么总监，而是会说，你是一个有音乐梦的人，或者，一个有意思的人。
饰演十条的钱赓回忆，他们几个一起拍了这么一部电影，某种程度就是源自一种寻找同类的愿望。
4月，《东四十条》即将在全国院线公映，给很多商业大片写过海报的钱赓，也知道这不会是一个在商业上讨喜的电影，但他对这件事有另一种期望。他的理想是，500年之后，有人偶然看到了这部电影，那就是那个人在对自己说，“哈喽啊”。
他也会跟他说一声，你好啊。
雷声与怒潮
在鼓楼青年中间，存在一个鼓楼二手群。他们平时在里面交易一些电磁炉、二手衣服，某次一个北京大爷误入，一直在里面发出租房屋的消息，有一条要求，“希望租给正常人”。大家在里面刷屏：大爷，这个群里没有正常人。
电影里，东四和十条，一个被裁员后搬到鼓楼居住，一个长期没有工作只想做自己的艺术，他们都面临着要不要回到正常生活的抉择。电影里，十条接到过一个电话，有人给他介绍工作，他拒绝的理由是自己正在干一个10万的大项目。
什么是“正常生活”？
这个问题，大豆和阿毛也在想。早早地决定不上班的阿毛，不想去玩大多数人都在玩的那个游戏。一个人赚多少钱，就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买什么样的小区。在这个庞大严密的系统里，有人会从中获得“赢的快感”，但也要承受竞争的痛苦，用阿毛的话来说，最后他们被这个游戏玩了，这是“玩家的异化”。他相信在金字塔里，最自由的是顶上的人和底下的人，卡在中间的人最痛苦。外出拍广告时，托甲方的福，阿毛坐过很贵的豪车，但他不觉得自己如果拥有这么一辆车就会很快乐，“买辆500万的车和买个航空母舰，对我来说差别不大”。他想，如果自己开足马力去挣钱，也无非是去中间地带痛苦，他宁愿待在底层快乐着。
2020年，客串钓鱼佬的张帅曾拍过一个叫《北京部分地区部分青年生活状况观察报告》的电影，后来连续拍了几年，在片名里标注年份进行区分，实际上是一系列关于鼓楼青年的纪录片。在豆瓣简介里，他提到拍摄之前曾去找大豆聊了聊，促使他拍摄的原因，是他感知到周围同代的年轻人“普遍很辛苦并且状态很不行”，所有人似乎都在资本的机器里变得麻木不仁，他觉得很苦闷。疫情开始后，他觉得不能再等，为此他赶快用花呗买了一台相机。他说连接意味着爱，而爱能够抵御冷漠。
我们能从《东四十条》里感受到相同的爱，就像钱赓说的，他们在寻找同类。只不过是以他们自己的语言，一种致敬日本漫画、考里斯马基的形式。阿毛说，他们喜欢的考里斯马基的电影里，所有人都板着脸，说着一些无聊的话，但那些人物与其所处的时代之间，一直存在某种对比，或者张力，或者牵引——你能感觉到，这些冷漠的小人物，在面临一个大问题。
阿毛说，想到去拍一个电影，是因为电影可以拍很长时间，也许几个月也许一年，总而言之，可以让他们在这件事上“卡住”足够长的一段时间。那一年里，大豆和阿毛隔三岔五把其他主创聚在一起，吃顿饭喝顿酒，拍一场戏，散伙，等待下次相聚，再拍一场。
据说饰演东四的杨凯航一直以为自己拍的是短片，没想到最后每个“短片”连在一起，成了一部电影。
鸽子的意义
有关追问意义的问题，阿毛说他喜欢加缪的一句话：你要认识到这个世界不重要，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大豆戳破了他的嘴硬：“他肯定要先去思考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才会得到这个结论，就是世界不重要。”
所以，这部电影一直围绕着生活与理想的矛盾展开，却不对抗。
为什么不愤怒？
阿毛引用了福克纳小说《烧马棚》里的一句话：“你要珍惜自己的血。”珍惜自己的愤怒，不然有一天会无血可流。
电影里的闲逛和聊天，总是被某种不得已的束缚困住，两个主角，或者两个导演，都感觉到了那个东西的存在，尽管他们说不出那是什么，就像他们说不出自己在找什么。
他们只是想用自己的语言来说点什么话，用废话来抵御宣言，用空白来拒绝涂抹，如果你觉得这种无厘头很不正常——那就对了，他们就想问，那种正常的、按部就班的意义，真的是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