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控制世界的饥饿艺术

不是所有人都对饥饿问题抱有同情心。对美国政客和农业巨头来说，世界的饥饿既是大发横财的商业机遇也是控制他国主权的政治机遇。

1962年3月，美国前农业长官欧比尔描述了粮食的政治作用。他说，粮食已成为外交的底牌，它是劝阻的手段，是强制力的保证。

里根政府的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说：“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

这种粮食政治思想甚至通过立法的方式得到确立。

美国明确将粮食武器化作为外交战略思想，扶持或打击相关国家的政治势力。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农业贸易促进与资助法案》（即480公法）；1966年和1968年，该法案经再次修正后被称为“粮食换和平计划”。法案规定，禁止向非“友好国家”输出粮食。 同时，为了在冷战背景下争取许多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支持，美国通过该法案向非洲、拉美和印度等地援助大量粮食，引导这些国家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李曼指出：“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美国粮食安全战略的特殊性，尤其是其在霸权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扩张性、控制性和剥削性，充分认识到粮食自给自足的重要性。”

上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共发生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是美国发起的。

1945年至1946年，饥荒笼罩着日本，许多美国官员无动于衷。“他们希望看到日本人大量饿死，以使日本人口规模下降到与日本资源相匹配的程度。”最终，麦克阿瑟等人主张援助日本，原因是担心“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会帮助其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获取权力，扩大影响力”。

也许有人会说，当另一个国家出现饥荒问题时，美国有权力决定采取什么政策，哪怕冷酷无情。然而，真相远非如此简单，饥荒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而最大的控制者就是美国。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经济援助为杠杆，向发展中穷国推销结构调整计划：让本国农民改种经济作物出口，减少甚至取消谷物储备，从国外进口便宜的粮食，取消来自欧洲和美国谷物的关税，取消对肥料及其他农业投入的补贴。

一些非洲国家依计而行，此后，它们深陷粮食灾难之中。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作物生产过剩，市场价格暴跌，如，加纳推广可可豆种植导致1986年至1989年国际市场可可豆价格下跌 48％。另一方面，受益于所谓“自由市场”粮食政策，美国谷物、欧盟牛肉在得到本国补贴的情况下以低价占领众多发展中国家市场，当地农业则纷纷破产。

美国政策后果极其严重，2007年至2008年，全球再度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因此而发生骚乱乃至动荡的国家多达20多个。

南开大学徐振伟教授长期研究美国粮食政治，他指出，美国将粮食商品化、金融化，巩固了粮食霸权，成为全球饥饿问题和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美国的政治算计面前，饥饿和死亡不值得一提，甚至，饥饿和死亡是最佳交易时机。上世纪80年代，当埃塞俄比亚数百万人陷入饥荒时，美国众议院议员丹·邦克公开宣称，粮食援助政策的核心不是人道主义的仁慈，不是要养活饥饿的人们，而是要表现出强烈的反共立场。杰森·克莱坦言：“西方尤其是美国想利用饥荒把埃塞俄比亚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