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唐构：“三座半”的奇迹

1924年7月，鲁迅去了一趟西安。

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踏足西北。此前一年，他全力编修《中国小说史略》，其间兄弟失和、搬家买房，又赶上肺病复发，可谓身心俱疲，手头拮据。恰巧西北大学开办了“暑期学校”，延请一批名师前来讲学，于是欣然应约，权作遣兴。

除此以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在吸引着他动身。他欲写一部小说《杨贵妃》，酝酿了两三年，对相应的人物性格、时代背景以及历史细节都做了详细研究，思路几近成形。此行正好顺便实地考察，也许可以增添更多真切的体会。

然而事与愿违。西安廿日，不仅没能助长灵感，反而掐灭了创作的念头。直到许多年后，鲁迅还在寄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对于这份失望和破灭，学生孙伏园是最理解的：他陪着鲁迅去的西安，一路所睹“看不见一点唐人的遗迹”，“只有山水，恐怕不改旧观”。

那个绚烂一时的长安早就不在了，大唐命数尚未彻底尽绝之际，诗人韦庄便写下过“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的哀叹，更不用说物换星移的一千多年以后。何止长安，除去一些砖塔、石刻与陵冢，有唐一代所创造的营造奇迹皆已难觅踪迹。“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的壮景唯有在文献与图画的描绘里窥见一斑，或者到昔日师法中华的日本才能找寻几分相似的恢宏。

正因如此，日本学者关野贞有过一个斩钉截铁的断语：要想研究唐代建筑，只能去奈良。

佛光重现

关野贞的话并非妄言。作为明治维新后脱颖而出的第一代建筑史家，他曾多次到访中国，在历经二十余年的考察中眼见着“明代以前木构建筑几于湮灭”，不断“惊诧于此间遗迹破坏、毁灭程度之大”。因此许多文章里，他都反复陈述过明确的观点：“日本现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栋，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栋，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我的调查范围内，千年以上的建筑一无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见。”

这也不是他的一家之言，另一位学者伊东忠太在1930年的一次演讲中同样表示，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来说，“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可堪玩味的是，聆听此番演讲的正是营造学社的诸位同仁。这个刚刚成立的学术团体，以研究和保护中国传统建筑为志业，汇集了一批现代建筑学的先驱。伊东忠太的论调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沉痛的刺激，更激起了他们奋发的决心。

就在那之后的一年，梁思成也加入了学社当中，并且很快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展开古建调查。这是他为写一部《中国建筑史》所做的准备——还在留学美国期间，他便将此确立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而每一趟调查的启程，也同时抱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国内殿宇必有唐构。”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人完成了数次考察，足迹遍及上百个县。数十处宋、辽、金、元的珍贵遗存被一一发现，极大拓展了有关中国古建的认知边界。唯一遗憾的是，最令他们魂牵梦绕的唐代木构仍未得见身影。

惊喜是在不期然间降临的。1937年6月，梁、林等四人去到了山西五台，这本来是一趟意外之行，他们原计划前往敦煌，因为时局所限未能成行，遂折向了晋北的这片僻壤。当然转道的选择不是随意的，相反，他们的路线非常明确。在后来的记述里，梁思成这样写道：“抵五台县城后，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乘驮骡入山，峻路萦回，沿倚崖边，崎岖危隘，俯瞰田畴。”

文中提及的“台怀”，即今天的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所在地。自东汉起，这里就开始兴建佛寺，至南北朝及唐达到鼎盛，敦煌莫高窟的第61窟绘有一幅《五台山图》，便描绘了彼时龛庙林立、僧侣若云的盛景。这幅壁画在1908年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拍摄成照片，收录于其所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中。一次偶然，梁思成看到了这本画册，并且被其中一座名为“大佛光寺”的庙宇吸引。此赴山西，即为了寻它而来。

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龙看来，《五台山图》证明了佛光寺的重要性，却不代表其在历史中始终为世人瞩目。“毕竟它离五台山核心区还是很远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到清时，佛教势力范围局限在核心区域，佛光寺也就不再像唐代那么兴旺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过福祸相倚，也因为香火的衰败，这座古刹才得以避开了后世的装点，保存下原始的模样。诚如梁思成语：“台怀为五台中心，附近寺刹林立，香火极盛。殿塔佛像均勤经修建。其金碧辉煌，以炫耀进香俗客者，均近代贵官富贾所布施重修。千余年来文殊菩萨道场竟鲜明清以前殿宇之存在焉。台外情形与台内迥异。因地占外围，寺刹散远，交通不便，故祈福进香者足迹罕至。香火冷落，寺僧贫苦，则修装困难，似较适宜于古建筑之保存。”

所以当他们到达这里时，虽然“佛教迹象，如随高僧圆寂”，却还是“咨嗟惊喜”。尤其那座“魁伟整饬”的正殿，“与敦煌壁画净土变相中殿宇极为相似”，走入殿内则又可见“华拱四层，全部不施横拱，上托月梁如虹，飞架前后内柱间，秀健整丽，为北方宋辽遗物中所未见”。

次日，他们便立即开始了工作，“晨昏攀跻，或佝偻入顶内，与蝙蝠、壁虱为伍，或登殿中构架，俯仰细量”，在测绘图录的同时，也寻找着通常书于脊檩的修造题记。几天后，他们在四根梁底发现了隐隐约约的墨迹，但因为后刷的颜料覆盖其上，具体内容颇难辨认。幸好林徽因是远视，一眼读出了“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

相传，该寺始建于北魏，因修造者偶然途经时见到一团神光遍照山林，故而得名“佛光”。最初的佛光寺有佛堂三间、僧室十余间，至中唐时已为名刹，法兴禅师又加建了一座三层七间的弥勒大阁。但仅仅过了二十余年，这些就都毁于一旦，及至唐宣宗继位，才在高僧愿诚的主持下重建。

浴火再生的佛光寺于新修的大殿外竖起经幡，镌刻了出资施主姓名，这便是那位“女弟子宁公遇”。通常立幡是在殿成之后，而梁上题记既与经幡所刻一致，可以推定立幡的大中十一年（857年）应该就是大殿的完工之时。

追觅已久的唐代木构终于找到了，而且除却建筑本身，“更蕴藏唐画原塑墨迹于其中，四艺荟萃，实物遗迹中诚属奇珍”。喜悦之情难以抑止，梁思成不住赞叹：“此不但为本社多年来实地踏查所得之唯一唐代木构殿宇，实亦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

比起梁思成，林徽因则更为浪漫。所有调查结束的时候，她提议就在大殿前的空地铺上席子，共进一顿野餐。金黄的斜阳倾泻下来，沐浴着他们，也笼罩着大殿，仿佛一千多年前的那团神光重新降临。

何为唐风

其实在佛光寺之前，梁思成见到过另一处极有可能是唐代遗存的木构建筑。那是1933年的4月，他和学生莫宗江考察河北正定，在城内的开元寺里发现了一座钟楼。

钟楼总体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外檐经过后世重修呈清代风格，但内部和下层却迥异，不仅结构上与辽宋形制“无甚差别”，补间铺作更是“古简粗壮”。梁思成判断，这应该是宋初或更古的遗物，甚至“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

钟志当中的记载，也称钟楼为唐物，只是钟上的文字已经完全磨去，无从对照。尽管如此，这个“意外的收获”还是在梁思成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以至于他在1944 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中依然念念不忘：“内部四柱则极壮大，其上斗拱雄伟，月梁短而大，以形制论，大有唐代遗构之可能。”

如今，这座钟楼还是被视作“半个”唐代遗构。所谓“半个”，可以理解为其中未经改动的原状部分，亦可以理解为在进一步取得明确线索之前的“暂时结论”。正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贵祥所言：“不能说它不是唐代（木构建筑），但又没有十足的把握认为它就是唐代（木构建筑）。”1979年，他陪同导师莫宗江回去看过钟楼，依然认为其“唐味十足”。

“唐味”来自形制和细部上的种种特征，通常这是一种直观的断代方法。王贵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唐代木构在梁架、铺作、阑额、材分等诸多方面都与后世建筑有着明显区别，即使是相隔不算久远的年代之间也存在些许差异：“一般来说，判断唐、宋、辽、金的建筑时，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就是《营造法式》。”

专业范围内，这种鉴别涉及方方面面，相当细碎、周密。但如果仅作简单理解，斗拱和屋顶可以算作两个显而易见的维度。对唐代木构而言，就像梁、林等人第一眼看到佛光寺大殿的感受一样，“斗拱雄大，屋顶缓和，广檐翼出”即最为鲜明的风格。

风格的形成首先源于技术和结构的需要。斗拱作为唐构中重要的承重部件，足够的粗壮才能保证建筑坚实稳定，而且其高度在比例上可达柱高的一半。为了保护突出的斗拱免遭风雨浸蚀，屋顶的出檐相应也就更大。至于举折平缓，一方面受做法之限，另一方面方便挂瓦。随着营造技术的进步和结构的改良，这些特点在唐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就比如斗拱越来越小，到明清时只有柱高的五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少，几乎只是装饰而已。

满足实际功用的同时，这样的整体设计还兼顾着美观的考虑，彼此协调之中形成了一种朴拙庄重、恢宏磅礴的气势。正所谓大唐风韵，时代的审美乃至文化、思维也在建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唐代建筑生机勃勃、富有活力，那个时候大乘佛教兴盛到了顶点。等到辽金之际跌落，建筑的空间感和设计方式已经完全不是从前那样，短短一二十年时间就发生了改变。宋元以后儒学复兴，可以说是肃穆平静，更加不再追求张扬。”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丁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以）梁思成把中国古代建筑分为了三个时段，唐辽称为豪劲时期，宋元称为醇和时期，明清称为羁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