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渐离服务区

2月中旬，沉寂已久的酷派集团公布了2023年全年业绩和2024年中期业绩：2023年收入约3.07亿港元，同比增长2.73%；公司拥有人应占亏损约2.21亿港元，同比减少64.68%；2024年中期收入2.52亿港元，同比增加47.1%；公司拥有人应占亏损9 022.1万港元，同比减少23%。

随着收入的增加以及亏损的减少，已停牌11个月的酷派集团于2025年2月27日复牌。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更关心的是酷派手机究竟会走向何处？

2023年业绩报告显示，酷派集团手机及配件收入规模不到2亿港元；2024年上半年，这一收入仅为1.55亿港元，与头部企业相比，差距明显。曾经辉煌一时的酷派手机，如今已风光不再。

往昔辉煌

在国产手机发展的长河中，酷派曾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而其背后的关键人物郭德英，更是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

郭德英，这位来自河南南阳的学霸，是典型的技术派，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系，本科毕业后又进入上海交大攻读硕士学位，于1988年获得通信与电子系工程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南下深圳大学任教，然而时代的浪潮很快将他卷入了商业的洪流之中。

1993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处处洋溢着创业的激情。郭德英毅然放弃教职，下海创办了宇龙通信（酷派集团前身）。

当时，传呼机（BP机）在通信市场占据主流，宇龙通信以传呼机、寻呼台以及无线固话等产品为核心业务，在与电信运营商的合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和资源，为后续的手机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9年，郭德英在国外接触到黑莓的邮件收发器，他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机会，萌生了打造中国版黑莓的想法。经过几年的精心筹备，2002年，“中国黑莓”计划正式启动。

2003年，郭德英推出国内第一款CDMA1X彩色电阻屏手机CECT酷派688，在实体键盘为主流的当时，率先采用触控屏交互，掀起了一股市场热潮，为酷派在竞争激烈的手机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

2004年，郭德英带领团队乘胜追击，推出了全球首款GSM双卡智能手机酷派828。在那个年代，一部手机能同时插入两张手机卡的创新设计，吸引了大量用户。同年12月，酷派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开启了公司发展的新篇章。

2005年，酷派推出全球第一款CDMA/GSM双模双待智能手机酷派728，成功解决摩托罗拉和三星等国际巨头都头疼的CDMA和GSM两网射频干扰问题，斩获中国联通当年最大的双模手机采购订单，打破国际品牌在高端市场的垄断，奠定了其在高端商务手机领域的地位。此后，酷派持续创新，2007年推出全球第一款支持移动3G的TD/GSM双模双待智能手机酷派6260，以及全球首款CDMA/GSM双模双待智能GPS导航手机酷派7360，进一步巩固其在商务双待手机市场的优势。

郭德英凭借技术创新，荣获200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及“1997—2007年中国手机行业最具创新人物”称号。酷派也凭借死磕技术的精神，在政企、商务消费群体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获得了中国联通的大量订单，在合约定制机时代收获了丰厚的红利。2007年，酷派的销售规模首次突破10亿港元，达到12.88亿港元。

在3G时代，酷派凭借与运营商的深度合作，迎来黄金发展期。当时，运营商为推广3G套餐，推出“充话费送手机”等活动，酷派大量合约定制机进入市场，销量猛增。此后，酷派凭借丰富的产品线和运营商的支持，市场份额不断攀升，与华为、中兴、联想并称“中华酷联”，成为国产手机的代表品牌之一。

2013年，酷派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进入国内前三、全球前七。2014年更是酷派的高光时刻，其以11.3%的市场份额紧随三星之后，位居国内手机市场第二，在TDLTE市场份额高达23.1%，远超三星、苹果等品牌。彼时的酷派，无论是技术创新、市场份额还是品牌影响力，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堪称国产手机行业的佼佼者。

盛极而衰

然而，“月盈则亏，盛极必衰”，这句古老的谚语在酷派的发展历程中不幸应验。2014年，酷派虽风光无限，但危机已悄然降临。

2014年下半年，国资委要求三大运营商“削减营销费用”，其中关键的一项举措便是取消终端补贴。在此之前，运营商定制机是酷派的主要销售渠道，公司销售九成依赖于电信运营商。

补贴政策取消后，定制机时代宣告结束。消费者购买手机时，不能通过运营商补贴获得高性价比的酷派手机，这使得酷派手机的价格优势瞬间消失，出货量大幅下滑。

公开数据显示，自2014年起，酷派的收入急剧下降，从2014年的249亿港元降至2015年的146.68亿港元，随后持续走低，2016年降至76.69亿港元，2017年仅有33.78亿港元，2018年为12.77亿港元。

过度依赖运营商定制机，使得酷派的市场渠道过于单一。当运营商补贴这一关键支撑消失后，酷派未能及时调整渠道策略，开拓其他销售途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酷派逐渐失去发展动力，市场份额不断被竞争对手蚕食，这也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

在运营商补贴政策取消后，酷派为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开始积极与互联网企业合作，试图转型互联网手机模式。2014年，酷派与360达成合作，共同成立奇酷科技公司并推出“大神”品牌，期望借助360的互联网安全技术和营销能力，开拓互联网手机市场。

然而，酷派在合作过程中表现得摇摆不定。一方面，与360的合作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双方在品牌定位、产品规划和市场策略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

另一方面，酷派在与360合作期间，又与乐视展开接触。2015年6月，乐视出资21.8亿港元购买了酷派18%的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2016年6月更是增持至28.9%，成为第一大股东。

酷派的摇摆态度激怒了周鸿祎，后者在朋友圈表达了强烈不满，双方的合作关系陷入僵局。最终，周鸿祎虽然获得了奇酷的控制权，但酷派却倒向乐视，随后郭德英也辞职离场。

倒向乐视后，酷派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当时，乐视在互联网领域虽看似风光无限，但其“生态化反”的商业模式存在巨大风险。入主酷派后，乐视不仅未能为其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和市场拓展助力，反而因其自身资金链断裂，将酷派拖入泥潭。

乐视无法按时支付货款，导致酷派与供应商关系紧张，供应链受阻，生产和出货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乐视的财务危机也使得酷派股价暴跌，市值大幅缩水。2016至2018年，酷派三年累计亏损高达74.6亿港元，公司运营陷入困境，市场份额进一步流失，从国产手机一线品牌沦为边缘品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了竞争力。

2018年1月，随着贾跃亭辞任酷派集团董事长，酷派被卖给了威日创投，而威日创投的实际控制人陈家俊，是深圳地产大佬京基集团创始人陈华的二公子。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陈家俊，自然而然地想开发海外市场。通过与海外运营商的合作，酷派实现了营销的转型，销售由国内转向国外。

但老天似乎不想给酷派机会。2020至2022年，受特殊情况影响，全球各行各业都遭受巨大冲击，酷派手机也未能幸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对非必需品的消费更加谨慎，手机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酷派手机的国内外市场营收均大幅下滑。

2022年，酷派海外市场营收仅为3 094.3万港元。在国内市场，其业绩同样惨淡，2022年公司收入约为2.08亿港元，相较于上一年的6.65亿港元，骤降约68.7%，亏损进一步加大。

此外，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逐渐饱和，消费者换机周期延长，这让酷派的发展更加艰难。Counterpoint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12%至12.05亿部，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差年度出货量；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2.64亿部，同比下降23.1%。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更换手机时更加谨慎，更倾向于选择综合性能强、品牌知名度高的产品。酷派手机由于在产品竞争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存在不足，在市场饱和的大环境下，难以吸引消费者购买新机，市场份额进一步被压缩，业绩受到严重影响，陷入更深的发展困境。

渐行渐远

如今的酷派，在手机市场中已深陷困境。除了不断恶化的财务数据，其市场份额也微乎其微。

2022年是酷派重返中国市场的第二年，这一年上半年，酷派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9.56万部。而2022年上半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是1.36亿部，酷派的市场份额约千分之一。

在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当下，头部智能手机厂商占据了大部分出货量，其余厂商瓜分剩余份额。2024年，vivo、华为、小米、苹果、OPPO、荣耀这六家厂商占据了约93%的出货量，剩下约7%的市场份额，而在这剩余份额的竞争中，还有realme、一加、魅族等品牌，酷派想要从中分一杯羹，难度极大。

在海外市场，酷派的发展也不顺利。2022年，酷派终止了美国市场业务，虽未明确原因，但推测与海外市场收入不佳有关。在2022年年报中，酷派曾表示将重点关注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及东南亚市场。但国内小米、vivo、OPPO及传音等品牌也正大力开拓这些海外市场，酷派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手机业务难以突围的困境，具有地产背景的CEO陈家俊开始寻求其他出路。自2023年起，酷派集团向多元化领域拓展，计划从传统手机制造企业转型为智能科技综合企业。除手机业务外，公司业务拓展至地产物业租赁领域，并在2023年下半年涉足数字货币业务。

目前看来，酷派的转型取得了一定成效。据估算，2024年上半年，酷派租金收入约为4 340万港元，占公司收入的17%；加密货币业务收入约为4 124万港元，占公司收入的16.3%。

酷派正在逐渐离开手机，这或许是创始人郭德英未曾想过的，但从另一方面思考，或许从郭德英选择贾跃亭的那一刻开始，酷派的命运就已经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