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的财务困局

中国职业篮球联赛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资本裂变。随着2024-2025赛季深入，CBA财务版图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极格局：以山西、上海为代表的国企球队财力雄厚，构筑起"超级战舰"，反观民企阵营，四川、江苏等队深陷生存危机，连传统豪强广东也难掩颓势。这种分化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CBA也受到影响，不少球队减少了投入，CBA的格局在重新划分。据悉，CBA将调整球员顶薪数额，这将对联赛带来深远影响。CBA的财务困局仅体现在战绩榜单上，更折射在资本运作层面——国企将球队视为城市名片持续投入，民企则在行业寒冬中节节收缩。外援上场规定放宽至4节7人次，山西队豪掷千金签约10名外援，与民企高频更换廉价外援的生存策略形成鲜明对照。悬在头顶的降薪令更引发深层忧虑：行政干预下的薪资调控虽缓解资方压力，却可能加剧人才外流与"阴阳合同"乱象。

CBA正站在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如何构建可持续的财务生态，已成为关乎中国篮球未来的必答题。

两极分化

CBA投资的两极分化格局其实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到2024-25赛季，国企与民企两极分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从战绩来看，国企背景的俱乐部几乎垄断了竞争金字塔的顶端。2024-2025赛季常规赛第二阶段结束后，6支国企球队全部跻身联赛前12名，山西、山东、青岛等队长期高居积分榜前列。

第一阶段有些低迷的上海队在第二阶段逆流而上。赛季初期，他们在外援引进方面受挫，但久事集团强大的财力是这支球队的后盾，上海队拥有比绝大多数球队更大的容错率。洛夫顿的加盟，直接改变了这支球队的竞争力，甚至改变了联赛的竞争格局。在赛季进行期间，他们还悄然完成混血球员朱正的入籍，在改善球队阵容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反观民企阵营，深陷生存危机的球队不在少数，四川、江苏、福建、广州等球队早早与季后赛无缘。即便是传统强队广东，过去这几个赛季也明显感受到压力，他们无法像10多年前那样，组建起“准国家队”级别的国内班底。过去几年周鹏、赵睿、周琦的离队，都反映了广东队已经不再像当年那般实力雄厚。

保持高投入的民企球队越来越少。本赛季只有广厦和新疆在引援方面不含糊，广厦正处在争冠周期，本赛季是他们夺冠的大好机会，管理层选择加大投入无可厚非。新疆是民企球队当中最具实力的一支，即便是这样，新疆队的投入比起几年前也有所下滑。

CBA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局面，本质是两类资本在抗风险能力与政策上的悬殊差异。特别是疫情之后，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体育自然不能独善其身。虽然CBA的商业价值在30年内不断提高，但是各支球队的投入同样也在水涨船高。更何况，CBA有不少民企球队的主业与房地产有关，行业出现波动，球队投入缩水，国企则构建起资金“安全网”。

国企将球队视为城市名片，对短期亏损的容忍度高。民企曾经也看重球队带来的广告效应，但现在因为经济环境变化，受困于资金不足。曾几何时，广州龙狮是CBA球员转会市场上的买家，多次从不同球队挖来年轻的“潜力股”，但是为了维持运营，去年夏天不得不抛售主力球员，这些案例暴露出球队在长期投入与即时回报间的艰难平衡。展望未来，这种分化或将进一步加剧，归化球员的开放可能成为新的分水岭。

各有玩法

CBA国企与民企球队的两级格局，在外援引进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本赛季，CBA将外援上场规定从4节4人次改为4节7人次。

从外援市场动向来看，某些球队的投入力度令人咋舌。山西队前前后后已经注册了10位外援。迪亚洛、古德温、法耶等人在加入CBA之前，都有不错的履历，与之对应的是每个人的工资都不是小数目。季后赛临近，山西队继续在外援阵容上发掘，把引援的目光放在了澳大利亚联赛。

民企球队方面，同样有一个赛季签约多个外援的情况出现。如今CBA的外援政策，给各队最大限度的保护。早在2019-20赛季，CBA便制订了相关合同规则。各队不能直接与外援签订全额保障合同，而是要实行“试用非保障制”。

一种是以月为单位签约，每月为一个试用阶段，前两个月的外援合同为非保障合同，两个月后俱乐部有权决定是否留用。另一种是以场次为单位签约，每10场为一个试用阶段，前20场的外援合同为非保障合同，20场之后俱乐部有权决定是否留用。无论哪一种，若留用，外援的合同将自动转变为全保障合同。

这样的规则的确能够最大限度保护各队的利益。但是，也会降低大牌外援对CBA的兴趣。这一规则实行几年之后，另有副作用出现。有些球队利用规则，高频签约外援，在转正日期到来之前将外援裁掉。整个赛季周而复始，这样一来，能最大限度减少在引进外援的支出。

4节4人次时代到来之前，CBA曾经有过几年的外援军备竞赛。马布里、麦迪、阿里纳斯等多位NBA全明星级别外援都有过来华效力的经历。进入4节7人次时代，联赛的整体竞争更激烈了。但是，前些年那样的军备竞赛并没有重新出现。如今更贴切的格局是，不同的球队有不同的玩法。CBA赛场上既有月薪达到二三十万美元，乃至更高薪水的外援，也有月薪不足2万美元，曾经在街球场效力的外援。

不过，对一些投入不是特别大的球队来说，外援规定放宽意味着另外一重机会。过去这么多年来，CBA渴望争冠的球队在选择外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用熟不用生。现有规则下，CBA对那些名声在外顶级外援的吸引力并不大，这就意味着优秀外援独家签约权的交易价值会有所提高。据悉，本赛季一些在小成本经营球队当中发挥不俗的外援，已经吸引了很多实力雄厚球队的兴趣。赛季结束后，外援独家签约权的交易市场一定会热闹非凡。

降薪不是良药

过去这几年，CBA球员顶薪一直是600万元人民币。但是，有消息称顶薪可能下降到400万元，其他球员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不少人认为，降薪并非市场选择，而是CBA官方的干预。在CBA大家庭当中，的确有一些球队难以做到收支平衡。但是转播费、赞助商分红及地方赞助等合计，可达5000万元以上，多数球队的生存并不艰难。因此，降薪更多是管理层对国家队成绩下滑的调整。这种非市场化的决策，本质上暴露了联赛治理结构的缺陷——资方与球员间缺乏平等对话机制，导致政策制定往往偏向资方。赵继伟在运动员委员会会议上呼吁的“良性职业体系”，正是对这种失衡的隐晦批评。当薪资调整不再基于俱乐部真实经营状况时，球员的劳动价值难免受到侵蚀。

也有声音认为，CBA的降薪符合现阶段中国篮球在世界范围内的定位。在CBA拿到600万元顶薪的球员很难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高水平联赛中拿到相近的薪水。在中国男篮国际竞争力持续滑坡的背景下，降薪被视为倒逼球员提高竞技水平的“苦口良药”。这种逻辑的脆弱性在于将联赛困境简单归咎于球员高薪，却忽视了青训体系薄弱、商业化开发滞后等结构性矛盾。

有老将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们的观点：“降薪这件事情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的职业生涯不会太久了，但对年轻人来说，影响还是挺大的。他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奔头了，会选择其他出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降薪对中国篮球显然是不利的。”

不仅如此，一刀切的降薪还可能带来其他负面影响，如出现“阴阳合同”。用一刀切降薪的方式推动球员们“奋发图强”，不一定能够收获令人满意的结果。管理层认为这样的方式能够倒逼球员们前往高水平联赛历练，但是以中国球员的竞技水平来看，这更像是一种一厢情愿。建立透明的劳资协商机制，让球员代表参与制定政策，避免“办公室决策”架空职业化理念；完善青训体系与次级联赛建设，拓宽人才储备，而非单纯依赖降薪倒逼竞争；提高联赛包装质量，增加联赛整体影响力与关注度，促进各队收入提高。以上这些，可能比一刀切降薪，更有利于激发球员提高自我，促进联赛和中国篮球的成长。

一个健康的职业联赛，不应让球员在“坚守梦想”与“养家糊口”间艰难抉择，而应搭建起竞技价值与商业价值共生的生态。如何达成平衡，就要考验管理者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