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

故乡南昌

“我把英文二十六个字母中的最后四个编成口诀。”

1926年8月，我五岁，正跪在方凳上写字，其实是描红，就是在印了红色大字的纸上用毛笔把红字描成黑字，忽然二堂兄来叫我，说是模范小学招生名额不满，要我同涵弟去参加考试，看看是否合格。

模范小学后来改名实验小学，简称“实小”，校址在樟树下，离石头街大约要走一刻钟。石头街是南昌西城从北到南的大路，经过东西路都司前街和南北路高桥大街，再走过小校场，就到了樟树下。

我到了实小，穿过大厅和小操场，来到在两层楼上的教室。考试只有口试，老师拿出字角问我认识不认识。我因为母亲生前教过，所以全都认得，结果编入一年级甲组；涵弟不认得字，需要从头学起，编在晚一学期的乙组。我们就这样入学了。

实验小学进门是个大厅，左边是几间一年级教室，右边是室内体育场。每天上午上课前，全校学生要在那里集合，排列次序是从一年级乙组到六年级甲组，班次低的在前，高的在后；各班站队的顺序是高个子站前面，矮个子站后面。

开会前由各班班长或值周生向值日老师报告到会人数，然后唱歌。歌词记得最早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最后一句是“世界大同”。后来改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虽然直到小学毕业对歌词都不太懂，但因为天天唱，多少有了一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观念。

1931年年底，我从实验小学毕业。

升入南昌第二中学之后，我喜欢的功课是国文，喜欢的课文有朱自清的《匆匆》，记得的句子有：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消失了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用植物的美和动物的美来衬托人生的美，我觉得比平铺直叙要好得多。

又听弟弟渊深唱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枯树和冷风本来不美，但是显示了不怕严寒的精神；野火和暮色带来的是自由的光和热，催促暮色成为黎明；西天和残霞更是把地上的野火烧成了天上的晚霞，使西天闪烁着离情别恨。

朱自清的散文，赵元任的诗歌，使我体会到了中国古代“赋比兴”手法的妙处。

至于外语，虽然我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但学习方法非常可笑，我把英文二十六个字母中的最后四个编成口诀：“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这样才勉强记住了。

后来学习生词，我又在“儿子”（sons）下面注音“孙子”，在“女儿”（daughters）下面注上“刀豆子”，就是用这样动植物不分、长幼无序的方法死记硬背的，自然对学英文没有什么兴趣。

升入中学后，我和同班同学涂茀生、王树椒等都喜欢集邮，而认识英文就可以知道是哪国的邮票，这才觉得英文有点用处。

初中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集邮的经过》，寄给芜湖《邮话》杂志，那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此才增加了学习英文的兴趣。

于是在高中二年级时，我突击背熟了三十篇英文，包括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中的演说词；考试成绩居然从中等跃居全班第二，从“人中人”变成“人上人”了，这又加强了我学英文的信心。

到了高中三年级，我在永泰河滨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英译本，觉得人与自然融洽无间，这是我从前读郭沫若的中译本时感觉不到的。

尝到了学外文的甜头，我的决心就下定了。加上那时浙江大学从杭州迁来江西，也带来了西子湖畔的歌声，我们就跟着大学生唱起英文的《江上彩虹》来，仿佛要用歌声组成彩虹，飞上高不可攀的象牙塔似的。

于是我们二中毕业班的同学，多半都在浙江大学参加入学考试。我还记得考英文时要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团结就是力量》。我用比喻开始，说一支箭容易折断，一束箭就坚不可摧；然后言归正传，说如果中国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全民抗战，那国家就不会被日本鲸吞蚕食了。结果英文得了85分，考取了联大外文系。

西南联大

“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

1939年1月4日，我们在昆华农校西楼二层的小教室里，等南开大学教授柳无忌来上“大一英文”。

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扶手椅上，右边坐的一个同学眉清目秀，脸颊白里透红，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时时闪烁出锋芒。他穿的黑色学生装显得太紧，因为他的身体正在发育，他的智力又太发达，仿佛要冲破衣服的束缚；他穿的大头皮鞋显得太松，似乎预示着他的前程远大，脚下要走的路还很长。

一问姓名，才知道他叫杨振宁，刚十六岁，比我还小一岁呢。十八年后，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我国得奖的第一人。

老师来了。他穿一件灰色大衣，里面是一套灰色西服，再里面是一件灰色夹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灰色围巾，仿佛是把灰蒙蒙的北国风光带到四季如春的昆明来了。

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上什么课？我要在杨振宁面前露一手，抢先用英语回答，老师也用英语说：他是代柳无忌教授来上课的。

后来才知道他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教授。早在美国求学时代，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得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赏识。

后来他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又和英国诗人艾略特时相过从，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叶公超散文集》还引用了艾略特的话说：“一个人写诗，一定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只是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

“大一英文”都用清华编的《英文读本》，前几课多是英美作家谈中国的文章，如毛姆的《苦工》、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兰姆的《论烤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等。

叶先生讲课时说中文多，说英文少；问得多，讲得少；从不表扬，时常批评；但讲起词汇的用法来，却很精彩。记得他讲《苦工》时，碰到“补丁”一词，他讲得很生动，仿佛要用一个“补丁”来弥补没有讲过的其他词汇的损失。

他讲《生活的目的》时，先要学生朗读课文。学生才念一句，他能说出学生是哪省人；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

我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我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他却问我：“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我没有听，自然也答不出。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他不但批评学生，也批评作者，他认为林语堂不如兰姆幽默，因为“幽默不是一般的开玩笑，或是讽刺，或是诽谤，而是能看出一桩事理或一句话中本身的矛盾冲突”。他对别人要求很严，考试要求很高，分数给得很紧：一小时考五十个词汇，造五个句子，答五个问题，还要写一篇英文短文。

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而杨振宁物理考100分，微积分99分，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叶公超先生只教了一个学期“大一英文”，第二学期我们这个组解散，学生分到其他各组去。杨振宁分到陈福田教授那组，我分到钱锺书教授这组。

钱锺书先生教我时才二十八岁。他戴一副黑边大眼镜，显示了博古通今的深度；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看得出学贯中西的广度。他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显得风流潇洒；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却又颇为老成持重。

他讲课时，低头看书比抬头看学生的时候多；他双手常常支撑在讲桌上，左腿直立，右腿稍弯，两脚交叉，右脚尖顶着地。

他和叶先生不同，讲课只说英语，不说汉语；只讲书，不提问；虽不表扬，也不批评；脸上时常露出微笑，学生听讲没有压力，不必提心吊胆，唯恐冷不防地挨上程咬金三斧头。

1939年3月31日，钱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他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讲课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妙语如珠。如他解释怀疑主义时说：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Everything is aquestion mark；nothing is a full-stop.）

他用具体的标点符号来解释抽象的怀疑主义，而且问号和句点对称，everything和nothing又是相反相成，使学生既得到了内容之真，又感到了形式之美。这真是以少胜多，一举两得。

不过，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

一次，他给我们讲爱伦·坡的作品《一个凶手的自白》，其中有这么一句：“My mind to do sth.”某位同学问：这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

钱先生答：“名词后面省略了动词（be），原句本应作：My mind was to do sth.”后来我们一查原书，原来是名词前面漏了一个动词，原句是“I made my mind to do sth”。

当然，钱先生的解释也通，但毕竟不及原作来得圆融。钱先生肯定读过爱伦·坡的作品，但也做不到句句都过目不忘。

美国飞机法国船

“我登上了钱锺书在《围城》中描写过的法国邮船。”

1941年11月，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来华对日作战，需要大批英文翻译，那时的教育部号召全国各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的男学生服役一年，不服役的要开除学籍，服役期满的可以算大学毕业。于是联大同学纷纷响应号召，我同吴琼、万兆凤、罗宗明等三十几个同学都报了名。

1942年9月，我回联大复学，选修了袁家骅教授的“大四英文”和“翻译”、赵诏熊教授的“西洋戏剧”、莫泮芹教授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吴宓教授的“文学与人生”等课，还旁听了温德教授的“莎士比亚”和冯友兰教授的“中国哲学史”。

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脱离了不自觉的“自然境界”，但又觉得“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也不能说明我的思想情况，于是巧立名目，来个“兴趣境界”吧。

我对旁听冯先生的课感兴趣。他讲到儒家的“仁”“义”时说：仁者人也，就是做人的道理；义者宜也，就是做适宜的事情。

他讲到庄子时总结说：庄子顺万物之性而达到与万物为一的天地境界。我结合“浪漫主义诗人”课，在“大四英文”课作文时写了一篇《庄子与卢梭》，又结合“文学与人生”课，写了一篇《儒教与基督教》。这是我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试笔。

1944年秋，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抗战胜利之后，联大解散，清华、北大、南开迁回平津。那时教育部举行出国留学考试，考试合格，我也离开昆明，出国去了。

1948年6月8日，我登上了钱锺书在《围城》中描写过的法国邮船。我们在船上住了半个月，6月24日才离开上海。

海上晕船，我的法文日记写得非常简单，海景只袭用了王勃的名句“落霞与海鸥齐飞，碧波共长天一色”。

27日到香港，海水慢慢显得更深更蓝了，仿佛是蓝宝石熔化成了液体。7月1日船到西贡，要经过蜿蜒曲折的湄公河才能进港，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5日到新加坡，星光和灯光交织的夜景使人仿佛置身天上人间。10日到科伦坡，还没进港我就看见了世界最高的天然喷泉。我本来想去看看世界闻名的大象，但是时间不够，只好在邮局买了几张中学时代朝思暮想的大象邮票，就算是画象充饥了。

11日进入印度洋，大风大雨，浪高如山，天翻地覆。人吃不下，也睡不着，一连七天七夜，折磨得年轻人都变老了。这使我想起了柯勒律治在《古舟子咏》中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