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与重儒兴教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教育的优良传统，西周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教育制度，礼教盛行、化民成俗便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经济的繁荣和手工业与商业的兴旺发展，文化与思想空前活跃，教育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勃兴局面。应运而生的诸子百家，不仅著书立说，将各自的学问思想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培养了大量的经世人才与博学鸿儒，教育的辉煌成了最为亮丽的时代风景。如孔子创办私学收徒讲学，有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孟子的弟子也有很多，周游列国宣扬儒学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荀子也是一位活跃的儒学大师，曾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甚久，晚年长期居楚，著书授徒。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勃兴，不仅在历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且开启了一代新风，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是我国古代教育繁荣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统治者积极倡导和推行教化，不仅建立了完备的官学教育体制，而且全国各地的私学也很发达。汉代统治者还将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和选拔官员相结合，尤其重视将那些声名远播的博学鸿儒征辟或召拜为朝廷重臣，或将儒生中的佼佼者提拔为要职。这些做法，有力地促使和激励了汉代教育的空前发展，也使汉代教师地位继春秋战国以来再次受到空前绝后的尊崇。

其实，汉高帝刘邦刚起兵之时，是看重英雄豪杰却并不重视儒者的。刘邦的草莽习气很重，常用折辱的态度来对待儒生，史籍记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这种做法与他出身贫寒，自幼没有机会读书，因而在心理上有意为之，可能不无关系。但后来有三个人使他彻底改变了这种态度。第一个是郦食其，为陈留高阳的一位博学狂生，刘邦在当地招纳贤士豪俊，郦生自我推荐，进见刘邦时，“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说他如果要做大事打天下，“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后常为刘邦出谋划策，被尊为广野君。第二个是楚人陆贾，也是一位佐助刘邦打天下的儒生，在汉初曾受命去说服南越王尉佗归顺汉朝，陆贾因功拜为太中大夫。汉王朝建立后，陆贾经常对刘邦讲述《诗》《书》，刘邦很不耐烦，骂道：“我在马背上夺得江山，哪用得着什么《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又说秦王朝正是由于迷信暴力才垮了台，如果秦王朝懂得效法先圣推行仁义，陛下怎么能夺得天下。刘邦觉得有道理，便叫他总结秦朝亡国的教训和古代成败兴衰的经验，陆贾于是写成了《新语》一书，刘邦读后大为赞赏。第三个是叔孙通，原是秦朝的待诏博士，率儒生弟子百余人跟随刘邦，汉王朝建立后，叔孙通和儒生弟子们制定了汉王朝的礼仪制度，使刘邦“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给叔孙通升官赐金，给他的弟子们也都委任了官职。叔孙通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为汉王朝制定了礼仪制度，更重要的则是确立了儒生在汉王朝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司马迁因之而称他为“汉家儒宗”。刘邦虽然“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对儒生态度的彻底转变，还表现在他对儒家鼻祖孔子的尊崇上，《汉书》记载刘邦当皇帝后十二年的秋冬之际，“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这是历代皇帝祭祀孔子的开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汉王朝的文化教育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学术活动亦日趋活跃，民间讲学也逐渐兴旺起来。

汉初在官制上还仿照秦朝，专门设置了博士，掌管教学活动。关于博士，战国时已有之，但当时并非官职，仅为一般博学者的通称。到了战国末期，博士才逐渐成为官职，主要负责议论政事及礼仪。秦朝时，有博士七十人，设仆射为博士之长。汉朝的博士，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汉朝博士的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称，主要是“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汉初这一制度的确立，以后历代都有较好的延续。汉朝博士，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必须是精通一门学问的饱学之士才能担任，具有这种资格的大都为儒者。比如汉文帝时的年轻学者贾谊就因“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还有专治一经的博学儒士，汉文帝也召为博士，赵岐《孟子题辞》谓汉文帝于《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便皆置博士。据说文帝的博士有七十余人，数目和始皇差不多。文景时期的博士并不限于儒生，但儒家学说则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认为要加强思想上的统治，应该用一种思想来统一全国，这便是儒家思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接受了这一主张，同时还采纳了弘扬儒学的若干建议。正如史书所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从此以后，儒家学说便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理论和正宗思想。

汉武帝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根据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在长安设置太学，为讲授儒家经典的博士配置弟子，让各地选拔优秀子弟入学受业。同时还将学习、考试和选拔官吏联系起来，对研习儒家经典起了积极的鼓励作用。太学作为汉朝中央的官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创办的最早的全国性的最高学府。太学的负责人，也就是博士之长，西汉时承袭秦制称为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之后，作为太学之长的祭酒之称，一直沿用到清代。

汉朝除了中央政府创办的最高学府太学之外，还有地方兴办的一些学校。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成都首创的地方官学。《汉书》对文翁的生平事迹有一段简洁传神的记述：“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对文翁办学也有相同的记述：“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名玉室，在城南。永初后，堂遇火，太守陈留高䀢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由此可知文翁创办的石室讲堂规模和位置，以及后来的延续和变化。文翁创办的地方官学，倡导了一个很好的风气，不仅促使了蜀学的兴盛，而且开启了全国各郡都兴办官学的格局，其肇始之功可谓大矣。文翁的贡献，在于顺应了秦代之后汉朝文化教育复兴的潮流，这与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后经济的繁荣和政治制度的开明也是分不开的。汉代的地方官学到汉平帝时已在全国普遍建立，其郡学称为“学”，县学称为“校”，并设有“经师”“郡文学”等地方学官负责管理和教学活动。

汉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培育人才，教化百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除了太学与各地的官学，汉朝的私学也很兴盛。很多博学鸿儒，都广收门徒。其中既有在野或隐居的大儒，也有在朝身居要职的名士，史籍和传世文献中对此有较多的记载。汉朝的政治体制对此没有任何限制，私学在汉代完全是一种合法的文化教育活动。有些学富五车的儒生，由于弟子多，名气大，而被朝廷征召，委以显要官职。例如汉初的鲁人申公，因仕途失意“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因其名声远播，汉武帝特地派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当时申公已八十多岁，仍授以太中大夫的重要职位，后以病免归，他的弟子中有十余人被征为博士，担任了要职。又如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也办有私学，“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颜师古注曰：“言新学者但就其旧弟子受业，不必亲见仲舒。”由此可见他的门徒是比较多的。西汉末的刘昆也很有学问，“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遭到王莽的猜忌，以“多聚徒众，私行大礼”的罪名关进了监狱，直至王莽败亡后才被放出来。东汉初，刘昆坚持办私学，“教授于江陵”，后来受到光武帝的征召和重用，“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诏赐洛阳第舍，以千石禄终其身”。

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教书育人的目的都是培养人才，最终受益的是国家和朝廷。史书记载，汉武帝在元朔五年（前124）春颁布诏书就明确要求“其令礼官劝学，讲义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焉”，取得了“学者益广”的效果。由此可见汉朝统治者对劝学和奖励人才的作用是有清醒认识的，而且是作为兴国强邦的一项战略部署，也是治国方略中的重要组成内容。汉朝人才辈出，学术繁荣文化昌盛，与教育的兴旺发达是大有关系的。

汉代重视教育、尊师兴学的社会风尚，在汉代画像中也有较多的表现。这在河南、山东、江苏、四川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崖墓石棺上，均有生动传神的描绘。其表现的形式和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崇儒尊孔，直接描绘孔子的形象和故事；二是描绘大儒或学者传经讲学的场面，崇尚儒雅，宣扬博学；三是描绘学校、书肆、男子捧书等场景，通过真实的记述，以渲染风雅。

先说崇儒尊孔，描绘孔子的画像在各地都比较常见，特别是在山东，尤为突出。譬如山东济南长清区孝里镇的孝堂山石祠后壁画像，就是一幅典型之作。此幅画像横382厘米，纵150厘米，画面甚为宏大，在画面第三层就刻画了孔子见老子的故事。画面中间孔子拄鸠杖作行礼状，有榜题“孔子”二字，与孔子相对的为拄曲杖的老子和推轮童子项橐，孔子身后三十人，老子身后十四人，皆捧简侧立，当为孔子弟子。类似的画面在山东其他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上也较为多见。譬如泰安市大汶口镇东门外出土的墓门楣东段画像，在横210厘米、纵44厘米的画面上也刻画了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左边四人皆右向立，前者为推独轮小车的童子项橐，其后为手扶曲杖的老子；右边十二人皆左向恭立，前者正躬身与老子、项橐问答，上方有榜题“孔子”二字，身后应是孔子的弟子。

关于项橐，据《战国策·秦策五》记述，吕不韦的家臣少庶子甘罗自我推荐时曾说：“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可知项橐是个极其聪明的早慧儿童。司马迁《史记·甘茂传》中对此也有记载，甘罗曰“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索隐》说是因为尊其道德，故云大项橐。在汉代的其他一些著述中，也多次提到项橐，如刘安《淮南子·修务训》说“项託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淮南子·说林训》又说“吕望使老者奋，项託使婴儿矜，以类相慕”（注释：项託年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故使小儿之畴自矜大也）。王充《论衡·实知》说：“夫项託年七岁教孔子，案七岁未入小学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学问，谓若项託之类也。”这些记载说明，项橐（託）曾为孔子师的故事，在汉代是流传很广的，清代俞正燮《癸巳类稿·项橐考》对此也有考述。

孔子见老子的画像，在山东出土较多，与儒学在齐鲁之地的深厚影响大有关系。山东嘉祥满硐乡宋山出土一件画像石第二层刻画的孔子见老子，画面最为经典。图中老子立于左边，手拄曲杖，身体微向前倾作迎宾状；右边为孔子，正躬身捧雁问礼于老子；两人中间为手推独轮车的少年项橐，手指孔子作诘问状；老子身后有一站立的门人，孔子身后跟随有四人，应是其弟子。整个画面雕刻细腻，从人物的衣冠形态到神情举止，都十分生动传神。从构图与雕刻技法来看，显示出很高的艺术水平，应是当时非常娴熟的高手所为。同样的故事题材，在四川汉代画像石上也有发现，但数量较少，如新津崖墓出土的一件石函画像上就刻画了孔子问礼的故事。

其次是表现儒家学者与传经讲学的场面，也是汉代画像着意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譬如山东济宁喻屯镇出土的一件画像石上，在宽243厘米的画面上层刻画了二十四人捧简列队而立，皆头戴进贤冠，身着宽袖长衫，便是当时儒家弟子众多的写照。在山东安丘董家庄出土的一件画像石上，于画面第四层则刻画了弟子拜师的情景。山东邹城郭里出土的一件画像石上，刻画了与讲堂有关的情景，一位儒者端坐于堂中，左右有两名弟子作跪拜状，还有五名弟子坐在堂前听讲。画面中还刻画了一对凤鸟栖于屋顶、二只奔犬驰于堂外，渲染了贤者祥和、听讲者心无旁骛的讲学气氛。

再者是描绘学校、书肆、男子捧书等场景，在汉代画像中也有一定的表现，其目的主要是通过真实的记述，以渲染风雅。我们知道，早在商周时期书籍已经出现，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私人著作大量涌现，为书籍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行焚书之令，使大量书籍遭受了一场空前浩劫。汉朝百废俱兴，重儒兴教，书肆也应运而生。扬雄《法言·吾子篇》中就提到“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后汉书》中也记载说，王充年轻时“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又说刘梁是“宗室子弟，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后著书立说，步入仕途，“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这些记载都说到了当时书籍的流通，使读书人受益，以及和儒教盛行的关系。

正是由于汉代朝廷鼓励读书，开辟了学而优则仕的入仕途径，所以朝野上下都形成了一种浓厚的重视书籍、崇尚儒雅的风气。汉代画像中对儒生读书和侍者捧书之类情景的描绘，便是这种社会风尚的反映。如四川成都市郊曾家包东汉墓出土的墓门画像，左扇墓门上就刻画了一戴帻男子，身着广袖长服，跪地双手捧读书卷的情景。四川出土的一些画像砖上，还刻画了学堂教书的场面，如四川博物院藏的一件画像砖，在39×45厘米的画面上，描绘了一位老师坐在左边榻上正在授课，六位儒生环坐在下面席上，手捧书简正凝神听讲。而德阳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则描绘了一位儒者和二位手捧书简的儒生相互叙谈的情景。四川出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有较多表现书卷的画面，与文翁创办地方官学，倡导浓郁的读书之风显然有很大的关系。

总而言之，这些画像都各有特色，描绘角度和表现手法虽然各有侧重，但着意反映的主题是一致的，都是汉代重儒兴教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