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开明家教

陶渊明（365—427），名潜，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是东晋末刘宋初年著名的文学家。曾祖为陶侃，陶侃第十女嫁给孟嘉，即陶渊明的外祖父。祖父做过太守。“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弱年逢家乏”。从陶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陶渊明集笺注》），“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少学琴书”（《与子俨等疏》）等自述当中，可以看到陶渊明少年时受过良好的家教。

《晋书》记载了陶母教子的故事，即“截发延宾”，说的是鄱阳孝廉范逵于一个雪天投宿陶侃家，当时陶家“室如悬磬”，于是陶母湛氏铡碎睡觉用的草垫子，用以喂客人的马，又把长发剪下来卖给邻人，置办菜肴招待客人。范逵知道后感慨说：“非此母不生此子！”《世说新语》则记载了“封坛退鲊”的故事。陶侃曾为渔梁吏，一次，他托人把一坛官府的腌鱼送给母亲。湛氏问明情况后，原封不动退回，并附书信说：“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陶侃虽出身贫寒，幼年丧父，但在母亲的悉心教诲下，养成了勤奋好学、清正廉洁的品德，成为一代名臣。正因为如此，陶母湛氏被誉为中华“四大贤母”

之一。

陶渊明受到过怎样的教育，史载不详，但有如此家风，对他的影响可以想见。光绪丙午年《浔阳陶氏宗谱》列出家训十一条，光绪丙戌年《浔阳陶氏宗谱》列有祖训家规二十条，包括诚修身、择交游、守廉洁、孝人子、重天伦、序长幼、诚祭祀、明教化、尚节俭、正伦纪等内容。其中，“不学刁诈之术，不交无益之朋”“修身不可不诚”“法度不可不守”“制心以礼，制事以义，取财以廉，措行以耻”等，在陶渊明身上都有所体现。南宋大儒真德秀说“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形之于诗，有不可掩”，也表明陶渊明亦有家学渊源。

陶渊明家境贫困，一是与当时的乱世政治斗争有关。陶侃死后，虽然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曾出任太守，但太尉庾亮先后贬黜和诛杀陶侃的儿子陶夏、陶称，对陶家造成重大打击。陶渊明的父亲在其八岁时即去世。二是与陶氏的家风有关。从陶侃和陶渊明的为人清白耿直可以看到，其家中本不富有。陶渊明迫于照顾家人、抚养子女所需，不得不出任诸如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鉼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而且麻绳专挑细处断，陶家还遭遇过火灾，烧掉了仅有的房舍，一家人不得不移居船上，受冻挨饿也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迫于无奈，陶渊明不得不放弃“不食嗟来之食”的坚决态度，放下尊严、亲自出门乞讨。

陶渊明的原配早逝，续弦翟氏，据《南史·隐逸传》载，翟氏嫁与陶渊明后颇能忍受贫苦的生活，亦理解陶渊明的心志，夫妻二人共同耕作，感情深笃。陶渊明先后育有五个儿子，长子陶俨，乳名阿舒；次子陶俟，乳名阿宣；三子陶份，乳名阿雍；四子陶佚，乳名阿端；五子陶佟，乳名阿通。他的诗文曾展现他对儿子们的家教思想，尤见于《命子》和《责子》这两首诗。

《命子》诗作于陶渊明四十二岁时，其时长子陶俨已十四岁，即将进入孔子所谓“十五志于学”的年龄阶段。此诗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后四章表达了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整体上，陶渊明振兴家族的强烈愿望跃然纸上。

诗中传达出陶渊明的家教理念富有特色。他在诗中解释了长子取名“俨”的含义：“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俨”字本义庄重，《礼记·曲礼》中有“毋不敬，俨若思”句，意思是对待贤人不可不尊敬，神态要像陷入沉思般庄重；句中提到孔伋，就是希望儿子能够以孔伋为榜样，时刻“求思”上进，毕竟“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杂诗》）。更重要的是，陶渊明在诗中希望儿子注意“时有语默，运因隆寙”的出仕条件，提出了“以德为本、施惠于民”的为官理念，培养“知天安命、委运任化”的超然胸襟。尽管陶渊明望子成龙心切，但是，对儿子能否实现自己的心愿表现出豁达开明：“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换言之，他也能坦然接受儿子的不成才。

另一首《责子》诗则印证了陶渊明的豁达：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在自己白发渐生、身体渐衰的年纪，陶渊明看到了五个儿子的表现：长子懒惰无匹，次子不喜文墨，三子和四子年已十三岁，竟不识得十以内的数字，九岁的幼子更是终日只知游戏。不知是时运弄人，还是家境使然，陶渊明费尽心力对儿子们的家教并没有达到他理想的效果。尽管如此，面对孩子们不成才的现状，陶渊明展现他一如既往的豁达开明，接纳了儿子们的平凡：“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不过，对于陶渊明的“教子之叹”，后世有人持批评态度，有人称其是“佛系”教子法，有人认为是调侃。如唐代杜甫在《遣兴五首》之三中写道：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

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

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杜甫认为，像陶渊明那样豁达乐天的诗人竟然这般在意自己儿子的前途，似不应该对儿子们的贤和愚那样不能释然于心，萦系胸怀，这也表明他并未“达道”。

但是，陶渊明的老乡、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在《书陶渊明责子诗后》中评价：“观渊明此诗，想见其人岂弟（注：恺悌，和乐安闲之意），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耳，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认为陶渊明在诗中不讳言孩子的缺点，正是其慈爱包容、豁达开明、无条件接纳孩子的表现。

其实将陶渊明的教子放到魏晋南北朝的大背景下，则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他的家教思想。大多数士族家庭固然希望子女能够卓然成才，但是，在他们的观念里，能成才当然很好，不成才也无可厚非。相比较而言，他们更重子女以德立身，不坏家风。

在《与子俨等疏》这一封家书中，陶渊明借用了东汉王霸贤妻的典故坦诚：“败絮自拥，何惭儿子？”自己都穿着破衣败袄，又何必为儿子不如别人而惭愧呢？王霸的朋友令狐子伯令儿子带着随从乘马车来给他送信，当时隐居不仕的王霸看到朋友之子如此了得，深感惭愧，认为自己耽误了儿子，因此事王霸久卧不起，王霸之妻反复询问其中缘由，王霸方才坦率心思。谁知他的妻子说：“既然你志在清节，不在荣禄，尽管现在令狐子伯富贵了，可怎么比得上你志节的高贵呢？”为什么忘记了自己的宿志，而以儿子一时不如人家而惭愧呢？王霸贤妻的一番话暗合了陶渊明的心意，故以此自陈。这与多数自己不成才，却要求子女成龙成凤的父母相比，境界更为开明豁达。

陶渊明五次为官的仕途生涯中，先后三次在军队中任“参军”，最高也只做到彭泽令。可以说一生沉沦下僚，而他却对自己的仕途生涯心有余悸，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失望至极。他以密网捕鱼、天网罗鸟来比喻官场中如履薄冰、人人自危的处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这在他晚年辞官归隐后写下的《感士不遇赋》中表达得非常刻骨铭心，相信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们也承受和他一样的经历或遭遇。

因此，陶渊明的家教思想更契合庶民阶层，在现代社会里有着积极的意义。

其一，重视劳动的家教思想。陶渊明不仅自己乐于从事被“士族”轻视的耕作劳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也要求孩子们参与劳作。儒家历来轻视耕织生产等体力劳动，从孔子对樊迟的态度、贵族对四民的阶层划分、士子对耕作的疏远、士族对劳作的鄙视等，造就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向往，造就了后世鲤鱼跳“农”门的社会进阶观念，造就了历代读书人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疏离，将农民视为“乡下人”，以进城当“城里人”为荣。陶渊明却将耕作视为立身之本，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耕作不仅是求衣食的手段，更是自求心安的方法。他教育儿子们要体会田家之苦：“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因此，他要求儿子们以自己的双手踏实劳作，把它当做是锻炼心志的好机会：“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移居》）是故，明代同为文学家的谭元春称赞陶渊明“真实本分”，不同于那些只知玩弄文字而从未切实从事生产、“故作清态”的读书人。

有了这一家教思想，陶渊明对底层民众抱有真实的同情，并教育儿子要平等对待他们。担任彭泽县令时，陶渊明考虑到家里只有小孩，缺乏劳动力，他从彭泽派来一名劳力，帮助家人料理家务，同时附信给儿子：“你们在家里辛苦，我特意派人来帮助你，但你是父母养大的孩子，他也是别人父母养大的孩子，你务必要善待人家。”这充分体现了陶渊明对待劳动人民的尊重和关心。

其二，穷不滥志的家教思想。陶渊明是一个甘于清贫的士人典范。尽管他一生为生计所困，为家人也做出过无奈违心之事，但他能坚守心志，也教育儿子们要穷不滥志。去世前一年（426），陶家又遭遇饥荒，陶渊明因此感慨地写下《有会而作》，特意强调该诗意在教育孩子。饥荒中的陶渊明一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狼狈境况，粮食收获已不可指望，每日只能勉强充饥：“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面对饥饿难奈的窘境，陶渊明一方面愧疚自己没能缓解孩子们的饥饿，希望儿子们能够理解，另一方面，教育儿子们即使挨饿也要坚守志气：“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他化用《论语》中有“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句意，强调“穷不滥志”，“滥志”即是为非作歹的小人行为。

其三，孝悌友爱的家教思想。陶渊明的家教中致力培养一种温馨和美的家庭关系，即使身处穷困潦倒的环境中，他的多数时间也都在陪伴家人孩子度过，他的诗中就曾多次抒写与妻儿郊游览胜之趣，家中房屋虽是陋室，却在他的经营下，“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颇有世外桃源之美。

他还特别强调并教育儿子们，兄弟间要孝悌友爱、团结互助，保持一种充满温情的家庭氛围。五十三岁那年，陶渊明身处病中，写下《与子俨等疏》这封家书，由于担心自己“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故颇有临终托付的味道。家书中他教育儿子们注意相互团结友爱：“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他引用了历史上很多名人故事：“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叮嘱儿子们，尽管五兄弟非一母同胞，但也是一父所生、血浓于水的兄弟，这份亲情远非鲍叔管仲、归生伍举等没有血缘关系却亲如兄弟的古人可比，舐犊之情溢于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