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与日常的诗学重建

从《商州》到《河山传》20部长篇小说中，《废都》堪称贾平凹反思和转换叙事策略的里程碑之作。如果说1980年代《商州》《浮躁》《妊娠》还处在模仿、尝试和追随阶段，处于由传统现实主义方法主导的萌芽期，《废都》的轰动性影响则客观上坚定了贾平凹的创作自信，实现了他“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①的主张，由此进入了试验、摸索和开拓的生长期。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②，或“以实写虚，体无证有”③的思路和架构下，从获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开始，贾平凹找到了最适合他的介入现实和打开自己的方式，确立了他此后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和审美范式，迎来了激活和释放自己，进而发展、丰富和完善诗学体系的成熟期。对此学界提出的名目繁多④，但似乎都很难上升到结构模式和审美范式的高度。因为评价标准并不一致，往往出现迥然不同的判断，症结恐怕就在大家理解“日常”“意象”及其相互关系时存在的分歧。

一、二元建构

贾平凹曾总结他的长篇小说观：

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生活的经验，如果写出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相信真有那么一个村子，有一群人在那个村子里过着封闭的庸俗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的日子，发生的就是那个村子发生的故事，等他们有这种认同了，甚至还觉得这样的村子和村子里的人太朴素和简单，太平常了，这样也称之为小说，那他们自己也可以写了，这，就是我最满意的成功。⑤

不满模式化和教条化的造作型叙事，贾平凹希望拆除长篇小说固有的围栏，在作者、作品、生活和读者间建立相互融通、平等对话的合作与协商关系。早在1987年8月5日，贾平凹就意识到“真真实实写出现实生活，混混沌沌端出来”⑥的必要。“真真实实”和“混混沌沌”道出了日常生活最内在又最难辨认的特性，这里也回响着刚完成《浮躁》后作者的反思：“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得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带有了那么一种束缚。”①按照“严格的写实方法”，正反人物须有性格、行动和语言上的尖锐对立。《浮躁》中的金狗和田中正却不免旁逸斜出，颇有越轨的笔致。金狗对雷大空“黑吃黑”的纵容，对石华的暧昧态度，以及田中正对小水的觊觎和骚扰，都有不合“章法”之处。面对似乎无法破解的难题，贾平凹另辟蹊径，转而寻找传统文脉的解决方案，这也唤醒了他自己几年前的兴奋与感悟。霍去病墓侧石雕，卧虎石的“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②给了他灵感。贾平凹称之为“大汉朔风”③的这种气象和风格蕴含了他后来所看重的海风山骨和团块画法的气韵。

贾平凹长篇叙事结构由生活故事的表层和精神意蕴的深层两部分组成。实与虚、物象与意象、形而下与形而上、题材载体与虚构世界在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相辅相成。高度还原生活真实的《废都》和《秦腔》就密织了情节和细节之网，青天一鹤见精神。相比更早的中篇，同题长篇《废都》不仅改写了一女二男（邱匡子与程顺、林九强）为一男多女模式（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阿灿、景雪荫、汪希眠老婆、牛月清等），还增加了对书店、药厂、四大名人、吸毒、鬼市、打官司、代写情书等日常现场与社会矛盾的描摹。作为《金瓶梅》《红楼梦》式的世情书或言情小说，《废都》一波三折的接受反差映射了意识形态与消费社会的博弈。《秦腔》则设计了长凤县清风街的新、老主任”夏天义和侄子夏君亭的对立，以淤地还是建农贸市场的道路之争来结构全篇，关涉乡村政治、经济、历史、道德、医疗、文化、宗教、风俗、语言、交通、艺术、计划生育、“三农”等众多热点、焦点和亮点，堪称乡村社会全息照相与田野调查报告。夏天智交代还乡长子夏风“农村这事复杂得很哩”这一句，很可以作为全书的题记。复杂的乡土叙事包含日常生活的平静而激烈、简单而复杂、浅显而深邃、连续而断裂，“清风街的故事从来没有茄子一行豇豆一行，它老是黏糊到一起的”，或者说“也就是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日子像水一样不紧不慢地流着”④。夏天义之死预示了自然力量的强大，是贾平凹对行将结束的时代的祭献。白碑子就是这祭献的投射，表达了他无法概括的“失语”心境。饱满、灵动、纵横、幽深的细部褶皱逼真地还原了本色日常，呈现了类似社会档案的小说新形态。

至于意象的蕴藉，早在第一部长篇《商州》中就通过结构的张弛、平行线索的交织、相反相成的对比等有意味的形式渲染和凸显。《浮躁》中的看山狗、考察人似乎尚未摆脱生硬之境。从《妊娠》开始，经《太白山记》到《废都》，就有了较为成熟的运用。《高老庄》《怀念狼》则将意象建构推向极致，包含了生活与意象的上下、高低和雅俗的二元建构。

二、现实主义新变

得益于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孙犁一脉的冲淡与温情，吸取苏俄现实主义和“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滋养，并自觉继承传统性灵文章与市井深描的文学衣钵，贾平凹走上了独特的日常与自然的诗学建构之路。

《商州》《浮躁》有明显的《边城》印迹。贾平凹的现实主义改造既投射在所选择和再现的生活方面，也体现在升华了的意蕴和本质层面，“如建造房子一样，坚实的基，牢固的柱子和墙，而房子里全部是空虚”⑤，“存在成为无的形象，无成为存在的根据”⑥。在贾平凹看来，现实主义“长河上有上游、中游、下游，以及湾、滩、潭、峡谷和渡口”⑦，他本人的长篇便是“下游”。比如游击队题材，从《浮躁》《病相报告》到《老生》《山本》，一改敌我、正邪和善恶分明的经典套路，掺杂了迷信、欲望、杀戮、残酷等越界叙事。借助童年记忆完成的“土改”叙事也颠覆了阶级壁垒和战争思维认知，地主、长工和干部几乎都完成了角色身份的互换。这些都透露了贾平凹重构现实主义的意图。

相比“十七年”经典现实主义文本，贾平凹长篇的改造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扩大了生活的广度，增加了生活的密度。色的浓淡、味的轻重、质的好坏、量的大小，尽可能原样保留，彼此的边界则尽量减少人为设定。为还原日常生活原貌，他甚至有意凸显那些一向被回避的内容，如被诟病为脏或臭的粪便、鼻涕、脓蛆等。那些嵌进日常意义链条的动物一旦被摒弃，完整的社会生活总体性很可能被破坏。《商州》中秃子的黄狗，《白夜》中虞白的丑丑，《土门》中的阿冰，《河山传》中的四个“我来”，都是借忠诚与通人性的狗建构农村生活的日常形态。

其次是将政治、革命形态切换为文化、日常生态，以意象/生活共同体来取代经意识形态筛选和过滤的本质真实。贾平凹曾谈及画家贾克梅第的椅子和毛巾，这种越界意象的震惊效果令贾平凹乐此不疲。《秦岭记》五十七篇断章是他进入“难识”的秦岭的方法。戴帽山神仙老汉（五十一）、换肾的跛子（四十四）、半坡村红豆杉古树（四十三）、会说话的鱼（三十九）、神鬼通道和灵魂出口的天窗（三十八）、扛银杏树的人（鬼）（二）都在民间精灵信仰中赋予意象以极大的意义生成空间。

除了实与虚、物象与意象，贾平凹还在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维度试验其长篇结构的弹性。超现实主义是将“大家熟悉的事物（日常）变成漠不相识的东西”①。这种陌生化被贾平凹本土化为“生活迷茫、怀疑、叛逆、挣脱的文学表现”②。贾平凹很清楚普通人的琐碎、乏味和单调生活的局限，所以想借宗教、伦理、文化和传统的超拔力量来提升。《古炉》中的善人一能接骨，二会说病，在身心两面护佑着村人，他的化身却是白尾巴红嘴鸟；刘高兴“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孟夷纯（《高兴》中的妓女）是“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③。这一类灵性空间，与芸芸众生的世俗空间共建贾平凹长篇的日常诗学。

贾平凹在《高老庄》“后记”中最早谈论其小说的原生态和生活流写法。《秦腔》获奖扩大了日常诗学的影响，但即便一向自信的贾平凹对工业化快餐时代与慢读期待的错位也不无忧虑。他曾借巴塞罗那足球队的成功为自己辩护：“这样的消解了传统的阵形和战术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节的写作吗，那烦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④不倚重故事情节并不意味着无情节。贾平凹长篇都有主要的情节线索，他也善于拿捏高潮到来的时机，注重事件推进的动力装置。《秦腔》中的水库放水、退耕还林、计划生育、中街血案、君亭走高巴、年终风波、夏天义七里沟淤地，《带灯》中的樱镇群众斗殴事件，在看似细碎至极的块状叙事中都得到相当的凸显。这些传统现实主义的残留痕迹是作者善意的提醒，意在引导读者走出叙事的迷宫。从《浮躁》“抓社会的心态波”⑤到《废都》的“心灵真实”，再到“我不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我却应该算作一位诗人”⑥的自剖，贾平凹形成了以感觉来观照、概括和提炼生活的现实主义逻辑。

《高兴》不仅是贾平凹新题材尝试的转折之作，也是他直面现实的调整和新变之作。小说结尾从西安到咸阳的地理空间转换貌似随意，实则是五富之死的有力铺垫。弥漫其中的无奈、苍凉、苦闷和绝望，在贾平凹此前的长篇中还未有过。随后《老生》中玉镯、白土、墓生之死，《河山传》中骆晓婷跳楼前连珠炮般26个“哭”“骂”，以及装修时被射钉枪击中的马某伯父一口气说出18个“毒”字，氛围营造大略相像。相比农民工之死，《河山传》中大老板罗山的意外身亡看似叙述者的强行干预，借以促成“屌丝”逆袭的励志桥段，实则是文本逻辑使然。预兆、巧合、祸福与死亡一道诠释了罗山的一生，涵盖了正邪、美丑和好坏。就功过而言，民营企业家罗山既是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证，也是古老民族复兴崛起的见证。如后记中所言：“角色倔强，顺着它的命运行进，我只有叹息。”①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与作者感觉体验的介入并不矛盾。《老生》第一个故事中游击队三海、李得胜、老黑、雷布和匡三都是英雄。前四人还是革命先烈。但从生命意义上讲，他们又都是有缺点、见个性的普通人。老黑长得黑，跟随正阳镇公所党部书记王世贞当“粮子”混饭；三海是个阉客；李德胜一时误会打死了跛子老汉；雷布靠打麝和野猪为生；匡三则乞讨、偷抢。精神与世俗叠加，革命叙事与民间传奇交织，一道成就了生命的离奇。先是“写我所熟悉的生活”的贾平凹，继之“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的贾平凹，最后则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②的贾平凹。

三、日常诗学的延展与并置

贾平凹日常诗学交织着变与常、动与静。乡村、土地、道德、文化和秦岭代表了基础性、总体性意义层（常与静），柴米油盐喜怒哀乐的世俗经验则意味着日常的物质建构，是变与动的故事层。第一部长篇《商州》八个单元第一部分都是风土人情与社会风貌介绍，可视为日常世界的故事层。离奇曲折感人肺腑的刘成和珍子的爱情悲剧则是崇高象征意义层。次要人物的配置也有高低美丑之分。同样喜欢珍子，与主人公刘成构成倒三角关系的秃子还原了复杂多变的现实，扩大了生活容量，刘成这一形象却寄寓着除暴惩恶的英雄理想，乃至提问救赎的形上指向。

贾平凹几乎每部长篇都有二元对照、映衬和互文性设计。金狗和雷大空（《浮躁》）、梅梅和眉子（《土门》）、刘高兴和五富（《高兴》）、带灯和竹子（《带灯》）等，都在参差交互中揭示了日常的丰富性与哲理性。《土门》《极花》的反模式化处理也是为了避免单一、肤浅和草率，以取得复杂调配的效果。

人物配搭、意象叠加与多重情节设计是一种并置（juxtaposition），显示了“日常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动态蒙太奇”③，使熟悉之物陌生化，在日常发现奇迹。拿农民工题材来说，与《装台》的群像、《宝水》的乡村振兴不同，贾平凹的城乡对立影响到叙事的幽暗情调。《土门》的城市化浪潮与乡村的挣扎和衰败，《浮躁》中金狗怒打城里人耳光，《废都》中奶牛意图强奸城里女人的魔幻手法，都是压抑、愤怒和反抗情绪的宣泄。乡村似乎很难摆脱被慢待、欺压甚至沦为牺牲品的下场。《秦腔》的《后记》中也补充道，打工的几十人“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公鸡送了回来”④。与五富并置的刘高兴是贾平凹长篇中前所未有的新人形象。虽有生活原型提供叙述方便，但刘高兴身上确实出现了新的态度、情绪和行动。他乐观面对，积极融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乡和解，释放了解决农民和乡村困境的信号。乡下女子王秀秀在公交车上被欺辱（《商州》），苏红（《高老庄》）、翠翠（《秦腔》）、孟夷纯（《高兴》）的进城卖身，类似的经历屡见不鲜。《极花》中的胡蝶和訾米进城后，要么被人叫作“破烂”，要么果真沦为妓女。只有到了农村，她们才还原为日常生活的主人。反观《高老庄》结尾留下来的西夏，也许只是善良、同情和浪漫的愿望，并非城市降尊纡贵的象征。《高兴》的《后记》里，贾平凹明确表示自己“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①，但刘高兴的塑造是贾平凹干预生活，自觉寻找乡村出路，希望“奇迹”诞生的努力。《河山传》里的农民工洗河更将失败的刘高兴推进到不仅扎根城市还逆袭上位为别墅主人的传奇地步，吸引更多故乡人去城里建立“崖底巷”的抱负，使残破败落的农村迎来华丽转身的时机。洗河的成功不仅依靠机灵睿智，更与他对老板罗山的忠诚、分担，乃至同情心与正义感有关。如果说“缝纫机和一把伞在一张解剖桌上的邂逅”②是超现实主义并置的范例，洗河和罗山的并置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证，更是对乡村出路的设想和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