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可瓦尔多》童话式写作

伊塔洛·卡尔维诺是享誉世界的小说家，其作品《马可瓦尔多》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二战”结束，西欧经济快速复苏，但社会混乱无序，城市快速扩张带来自然与城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底层无产阶级工人出现“异化”。在现实主义流行的20世纪，伊塔洛·卡尔维诺用熟悉的童话式写作创造了马可瓦尔多这一底层工人形象，通过他在城市中五年四季的故事表达对城市扩张与自然冲突的思考，延续轻逸、诙谐、幽默手法，抵抗人的“异化”。《马可瓦尔多》也被视为自传性故事，融合动物、植物、城市与小人物的生活，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际遇以及底层人民的疲惫与感慨。

一、《马可瓦尔多》的童话元素

“三分法”中，童话是叙事文学形式，常以想象等艺术手法创作，人物非黑即白，情节曲折生动，有深刻的道德主题，对儿童有教育功能。19世纪中期童话发展到艺术童话阶段，受众扩展到成年人。伊塔洛·卡尔维诺认为民间故事绚丽多姿等，其“祖先三部曲”（《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因深刻描画个人存在主义而享誉世界。《意大利童话》编写于“二战”刚结束，受时代影响，童话主题多为孤独氛围，其映射现实生活的创作手法延续到《马可瓦尔多》。面对城市扩张带来的人的“异化”，伊塔洛·卡尔维诺用童话式手段抵抗沉重的现实世界，其作品《马可瓦尔多》虽非典型童话，但故事背景、人物形象、艺术手法等均呈现了童话式的风格。

（一）非典型的童话式故事背景

文学通过语言塑造艺术形象，文学形象构成文学作品结构的第二层次，文学形象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经过提炼、加工而创造出来的，渗透着作者思想情感的，具体、生动、真实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图画，包括人物形象、景物形象等具体的形象以及由具体景象构成的整体形象。典型的童话的故事背景大多发生在森林、乡村、海洋等远离城市与发达的工商业的自然环境中，原始的故事发生背景为奇幻故事的展开设定了合理的开场，允许童话想象力充分发挥。

《马可瓦尔多》作为发生背景在城市中的童话式小说集，其故事背景多为城市景观，城市作为“理性”的代表，本不应该有童话式的奇幻事件发生，但是《马可瓦尔多》中经常会出现由城市元素构成的“自然景观”，即“自然元素”对城市景观的“反叛”。例如，《高速公路上的森林》的背景是由林立的广告牌构成的“森林”；在《和奶牛们旅行》中，马可瓦尔多由奶牛的形象联想到了茫茫草场；在《一个有着阳光、沙子和睡意的星期六》中，马可瓦尔多则将城市中的装沙船作为沙滩……作品中的自然元素或以虚构，或以联想，或以假借等形式闯入城市景观中，是城市与自然的冲突的体现，也是自然对城市的“反攻”。伊塔洛·卡尔维诺将不合时宜的自然景观巧妙地融合到城市背景中，使故事的进行得以在童话式的背景中展开。城市中本没有森林，由广告牌构成的“森林”为奇幻故事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空间，其他的自然背景的“闯入”也是如此。可以说，马可瓦尔多一直在尝试突破城市的束缚。在《属于他一个人的城市》中，马可瓦尔多短暂地热爱了他的城市，前提是因为空无一人的城市在他的想象下变成了深谷、河床等自然景物；在《消失在雪里的城市》中，马可瓦尔多也表现出对城市的热爱，因为大雪覆盖后的城市不同于他以往认识的城市，像是一个新的世界。实际上，马可瓦尔多热爱的并不是他平常所生活的压抑的城市，而是被城市驱逐、陌生化了的自然。环境是人物和情节获得真实性、合理性和可能性的条件，这陌生化的城市正是适合马可瓦尔多充满想象力的灵魂的童话式世界。

（二）非典型的童话式人物形象

童话人物形象选择自由，可为人、动植物或非生命之物，通过幻想将其“人格化”叙事。传统童话创作刻画美丑冲突、二元对立形象，以歌颂真善美，并实现教化功能。传统童话中的人物形象可分为弱势者、压迫者、救赎者三类。传统童话中的动植物等生命元素常参与故事发展，推动情节，如《辛德瑞拉》中的鸽子、《夜莺与玫瑰》中的夜莺。

《马可瓦尔多》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故事，人物形象未过分脱离现实又与现实有距离，是主观性与客观性、虚构性与真实性、个别性与概括性的统一，概括了底层工人的生活。马可瓦尔多在城市中像“异类”，有诗人般的眼睛，经历曲折离奇又荒诞有趣，渴望逃离城市却被束缚，想象力充沛又常被现实拽回，其人物形象矛盾但扁平，五年间无过多变化，更贴近童话中的“扁平化人物”。

《马可瓦尔多》中也存在大量的动植物元素，而动植物往往是故事发生的契机。马可瓦尔多是城市工人的底层形象，与马可瓦尔多相同，动植物也同样是城市生物中的底层形象，它们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生活条件被挤占，如鸽子、蘑菇、丘鹬、奶牛、兔子等作为城市的“闯入者”，被视为城市的“异类”“底层生物”，或被捕捉，或被驱赶，或被视为餐桌上的开胃小菜，或同样引起作为底层人物的马可瓦尔多的同情。而其中最具有反抗精神的是《顽固猫咪的小花园》中的底层形象流浪猫，其通过自己的斗争保留了城市中一片无法拆迁的底层形象“乐园”，阻止了它被城市的侵吞。此类含有底层动植物形象的故事，除了表现自然与城市的冲突以外，也参与了《马可瓦尔多》的童话性构造。

二、抵抗“异化”：底层形象折射的现实关怀

伊塔洛·卡尔维诺编写的《意大利童话》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也是抵抗“异化”的手段，给战后心灵创伤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童话世界。《马可瓦尔多》的创作背景与《意大利童话》有相似之处，“二战”后的二十年恢复期，意大利跃升为欧洲强国之一，跃升的背后隐含着经济快速腾飞、城市化扩张背景下个体的精神危机与社会底层的沉重现实。伊塔洛·卡尔维诺在《马可瓦尔多》中也使用了童话式的手法来抵抗人的价值的异化、生产过程与劳动者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等沉重的现实问题。它既是一部现实色彩的童话，也是一部童话式的现实主义小说。

（一）“自传式”小说：伊塔洛·卡尔维诺抵抗沉重现实的方法

童话是人类灵魂的避风港，伊塔洛·卡尔维诺重视童话式写作，他认为“作家描写的一切都是童话，甚至最现实主义的作家所写的一切都是童话，只有童话是真实的”（《文学—向迷宫宣战》）。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经济腾飞带来城市扩张、侵占自然的现象，城市小人物在资本压迫下精神备受摧残。《马可瓦尔多》是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自传式”小说，以马可瓦尔多为“分身”，将沉重城市生活轻逸化。马可瓦尔多是小人物，却有诗人的心灵，通过去熟悉化手法在城市构筑童话世界，这也是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想法，他将现实记忆与经验融入马可瓦尔多的经历，以到达“轻逸”世界，抵抗现实。他期望用轻逸手法阻止世界“石化”，童话式写作是其手段之一。但构筑“轻”的童话世界不代表逃避现实，《马可瓦尔多》是对现实的隐喻与反思，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寓言”。

（二）自然与城市的冲突

文学是客观世界在作家主观世界中反映的产物，童话虽然作为虚构性较强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鲁迅也曾说过：“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鲁迅全集》）文学形象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融合的特征。童话用属于童话的视角与语言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隐喻是童话几乎必不可少的手法。《安徒生童话》中便常出现以城市为背景的故事，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展现了城市中人与人的隔阂与冷漠的情况。

《马可瓦尔多》展现了伊塔洛·卡尔维诺对城市的思考与现实关怀，故事与现实若即若离，如童话给人的感觉。伊塔洛·卡尔维诺将现实隐喻于童话中，调动读者联想与思考。在《顽固猫咪的小花园》中，野猫（象征自然）与女伯爵（象征城市）的斗争，看似猫咪胜利，实则反映城市蚕食自然，隐喻伊塔洛·卡尔维诺对都市扩张地权争夺问题的关注。在《好空气》中，街区隐喻城市扩张，丘陵隐喻自然在城市中无立锥之地。伊塔洛·卡尔维诺在《马可瓦尔多》中未强烈指责城市过错，用马可瓦尔多的忧伤带过，虽“轻”却能撬起读者心中“重”的石头。此外，该书还展示了生态污染与工业生产、商业扩张与自然和谐、食品安全与化工生产等矛盾，藏于荒诞搞笑的经历中，用诙谐幽默缓解现实压力。

（三）快速城市化下的人的精神危机与被压迫

文艺复兴之后，作家们更关注“人之为人”的“人”的身份认同问题。19世纪之后，现实主义文学兴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福楼拜等文学巨擘热衷于从小人物入手，用写实的文字刻画小人物的可怜可悲，揭露社会阴暗面。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也多以小人物作为写作对象，但用了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来向读者展示小人物内心的挣扎与不安。在《长椅上的假期》中，马可瓦尔多被来自城市的声音与味道折磨得痛苦难眠；在《和奶牛们旅行》中，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与农民的生存困境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圣诞老人的孩子》表现了贫富差距的荒诞现实；等等。种种沉重的“异化”的社会关系让伊塔洛·卡尔维诺对此进行反思，选择了用“轻”的方式来给人们铸造一个灵魂的乌托邦。他曾说“我支持轻，并不表示我忽视重，而是我认为轻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说明，它并不是一种缺憾，反而是一种价值”；“我的工作常常是为了减轻分量，有时尽力减轻人物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天体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城市的分量，首先是尽力减轻小说结构与语言的分量”（《美国讲稿》）。《马可瓦尔多》虽然反映的是沉重的现实世界以及自然与城市强烈的冲突，但伊塔洛·卡尔维诺有意使用轻逸而又充满灵气的语言，尽可能让小说呈现一个较轻松的语言氛围。

伊塔洛·卡尔维诺笔下的城市底层人物通常具有三种特点—“局外人”的观念、小市民心态与对生活抱有期望，此等人物形象符合童话天真幻想的特点。马可瓦尔多作为社会底层工人，在城市的忙碌中奔波谋生，贴近地面却有着诗人一般的目光，偶尔展现出“局外人”的心态。在《属于他一个人的城市》中，马可瓦尔多的“局外人”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但他作为城市底层工人的身份不得不让他考虑现实的温饱问题。他也具有贪小便宜的人物特点，并常常因为此种人物特点导致滑稽故事的发生。虽然他劳碌且卑微，但是依然有着对生活的希冀，如在《迷失在雪中的城市》中，他用自己的雪铲打造自己的理想的城市。正是因为这种期待与希望的存在，才让沉重的现实还能够飘在空中，成为一部童话式小说，这也正是伊塔洛·卡尔维诺用以抵抗“异化”的手段—让生活一直保有童话般的天真与期待。

伊塔洛·卡尔维诺用他的童话式叙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尽可能轻松的世界，为精神迷茫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短暂逃离混乱压抑的城市的机会，却又没有让人们沉溺于幻想的童话当中，而是在童话中保持了与现实一定的距离，用一种“轻”的态度让人们从童话中获得抵抗“异化”的勇气，而不是选择一味地沉溺于虚构的幻想里。幻想与期待虽然不能够实质性地解决城市扩张带来的精神危机，却是一种有效且温和的抵抗“异化”的方式。

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评价伊塔洛·卡尔维诺：“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三人同样为我们做着完美的梦，三人之中，卡尔维诺尤其温暖明亮。”《马可瓦尔多》是人们的童话幻想，能让人们从低微却好奇热爱世界的马可瓦尔多身上汲取温暖坚定的力量，这是伊塔洛·卡尔维诺用童话式手法抵抗“异化”的巧妙处。伊塔洛·卡尔维诺对城市充满童话式希冀，在《马可瓦尔多》结尾以显性叙事者身份与读者对话—城市被缩小并被罩在细颈瓶中，还被埋在森林最黑最深的地方。森林中的狼在追捕小野兔，但是一个扑空，小野兔了无踪迹，只能看到一片浩瀚的白雪地，就像你们眼前的这张白纸。小野兔隐喻希望，狼隐喻异化风险，小野兔脱逃的结局是伊塔洛·卡尔维诺对城市的童话式告白与期待。在《美国讲稿》中，他提到“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而《马可瓦尔多》就起到用童话轻松反作用于生活重负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