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传承视域下宋代咏史怀古词的思想意蕴探论

咏史怀古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这不仅是诗歌的传统题材，伴随着词体的发展成熟，也成为词的重要题材。宋代的咏史怀古词不仅有对兴亡的感叹和对自身的感慨，同时也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其中包含着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国家兴亡的忧患。词人们通过对历史的事件的深刻观照，在抒发个体情志的同时，也生动映现出时代变革的轨迹与民族命运的深刻变迁。探讨咏史怀古词的思想意蕴，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宋代词人思想精神的理解，深刻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历史传承的重要性，以此观照中华文化的连续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探源其核心思想理念，阐释其价值意蕴及推进路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理解两宋咏史怀古词的深邃意蕴。宋代文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关注以及由此产生的忧患意识已成为一种集体品格，这在咏史怀古词中有深切的体现。宋代咏史怀古词揭示了宋代社会的本质，其主题的演变和题材的选择倾向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两宋时代精神存在共通之处。北宋前期，词人在花间遗风和南唐词风的影响下，融合宋代士风形成了北宋词人独有的审美取向。北宋中后期词的创作主题取向在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下得以拓展，发展至南宋，词人的爱国情怀与忧患意识在咏史怀古词中喷薄而出，赋予咏史怀古词以更加深厚的思想意蕴。

一、宋代咏史怀古词的生成背景

自汉代班固作《咏史》，拉开了古代“咏史”题材的序幕，并在此后的发展中逐渐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和思想内涵。左思《咏史》组诗的出现，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诗薮》中对此评述：“《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毌丘俭诗》，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进入六朝后，文人更加重视咏史怀古这一题材，梁代萧统编录的《文选》中专门有“咏史”条目，收录了秦汉至汉魏的咏史诗。自此，咏史诗便作为一类特定题材确立下来，并借此成为古典诗歌中一个系统独立的诗歌题材类型。咏史怀古诗发展到唐代已然蔚然大观，无论是思想水平还是艺术形式都逐渐走向成熟。唐五代时期出现的早期词中，出现了一部分与咏史相关的作品，开创了以词咏史的先河。词体进入晚唐五代以后，经文士的改造与加工而渐趋成熟；又经花间词人的创造和南唐词人的强化，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和以“弱德之美”为主的题材取向以及以“要眇宜修”为美的审美规范。

自北宋开始，词的发展呈现出全面繁荣的趋势，一方面词的体制逐步健全，慢词与小令平分秋色；另一方面，宋初词人进行了开拓词境的尝试。范仲淹笔下的边塞词，将塞外景色、边塞生活以及将士们的久戍思乡之情和报国立功之志写进词中，拓宽了艺术视野，丰富了人生感受，使柔情语丽的词风有所改变，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王安石的词由注重抒发自我的性情怀抱，转向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使词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词风逐渐向诗风靠拢。至苏轼，则进一步拓展了题材领域，丰富了思想内容，开创了新的词风。北宋前期词人不断尝试，使词的题材风格逐步实现多样化。咏史怀古词至王安石、苏轼起标榜于前，贺铸、周邦彦激洪波于后。靖康之难后，特殊的时代背景，促使南宋词人自觉接受苏轼的词风，增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咏史怀古词蔚为大观。辛弃疾把咏史怀古词推到高峰，他不仅通过历史古迹表达出强烈的时间意识，还批判了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拓展了词境，强化了词的现实批判功能。宋代词人的咏史怀古词，题材风格逐步实现多样化，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宋代咏史怀古词的时代精神

宋朝自其建立之初，便置身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长期处于战事频繁的境地，导致宋代士大夫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宋代士大夫用诗文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用词表达内心细腻幽微的深层情感，他们的创作视野和人生体验不再拘泥于庭院楼阁和日常市井生活之中，迸发出新的主题，至此，关心国家安危、慨叹国耻国难的词学作品开始正式涌现。

宋代士大夫将爱国主义高度弘扬，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词人借助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人、事、物象来以古鉴今，有学者称“他们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注入词体，将原本以应歌娱乐的小词，发展为能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化，抒发振兴家国、维护民族尊严的英雄主义豪情，从而打破词体的娇娆柔媚之态，加强词体的现实功能”（郭艳华《论宋夏战争对北宋咏史怀古词创作的影响》）。自诗文革新运动后，咏史怀古词逐渐兴起，并进入人们视野，新的词学风貌形成。北宋前期，词人在花间遗风和南唐词风的影响下，结合宋代士风形成北宋词人独有的风格。北宋中后期词的创作主题取向在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下得以拓展。至南宋，特殊的历史格局下，南宋文人的爱国情感使咏史怀古词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宋代文人独有的人格特征和精神风貌也逐渐在词中展现。宋代特殊的历史格局，使宋代文人将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作为自己内心的坚守。但由于北宋时期决策者十分软弱，且国家力量相较于其他国家也显得薄弱，在与其他民族交流交往中产生较多的矛盾。基于此，词人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经世致用风尚推行到词体创作领域中，通过咏史怀古展现对家国社稷的忧患，将自己对家国的忧患以及个人内心的忧愁融入咏史怀古词中。

苏轼作为将宋词推向高峰的一位文学家，他写出许多忧国忧民的现实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典型的将词人内心深处的失意与忧患意识表达出来的咏史怀古词。《念奴娇·赤壁怀古》通过对月夜江上壮美景色的描绘，借对古代战场的凭吊和对风流人物才略、气度、功业的追念，曲折地表达了苏轼怀才不遇、功业未就的忧愤之情，展现了他对历史的深切关注以及旷达的心境。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乌台诗案”后，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他有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将自己内心的失意与感慨，以及对国家的忧患融入诗词中。苏轼在思想上展现了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在他的作品中，咏史怀古的题材被赋予了新的生命，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思考，折射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期望。

在南宋辛派词人笔下，战争成了咏史怀古词的重要主题。咏史怀古词中歌颂三国时期战场英雄的同时，也在追慕三国英雄的豪气。例如，“三国英雄谁在？斜阳外，尽陈迹”（张孝忠《霜天晓角·汉阳王守席上》），“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在现实中看不到英雄，词人便在词作中呼唤英雄出世，“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歌颂孙权“坐断东南战未休”（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曹操抗衡“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辛弃疾《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赞叹刘备“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仰慕周瑜“想当时、周郎年少，气吞区宇”（戴复古《满江红·赤壁怀古》），“风虎云龙会，自有其人”（王质《八声甘州·读周公瑾传》）。辛派词人的咏史怀古词中有着深深的英雄情结，表达了词人们希望像古今战场上的英雄在金戈铁马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通过回顾历史，表达了词人们对英雄的无限向往，同时也折射出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实现人生抱负的强烈渴望。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发了宋代文人志士的爱国信念，以至于他们将“以天下为己任”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并融于诗词歌赋中。因此，宋代文人风尚向积极向上的方向转变。总之，宋代文人继承传统儒道精神，又将社会现实相结合，从而形成宋人独特的精神风貌。词人在咏颂历史的同时，将自己内心深处的忧患与不安融入其咏史怀古词中，形成了与晚唐五代不同的精神风貌。宋词在题材范围上实现了显著拓展，尤其将咏史怀古纳入创作范畴，使之成为宋词的重要主题。在独特的士风影响下，宋代的咏史怀古词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貌：相较于花间词人的咏史怀古之作多聚焦于个人命运之嗟叹，咏史怀古词则将视野拓展至家国兴亡之思、民生疾苦之忧，以及壮志难酬之慨。这种创作转向不仅深化了历史反思的维度，更通过多维度的现实观照，具有更为丰厚的历史意蕴。

三、两宋咏史怀古词的文化思想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子民的立身之本，也是继往开来的重要参考。随着我国改革体制的不断推进，在已有文化的基础上，我们要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有效性，使之与当代发展要求和社会实际相适应。两宋咏史怀古词作为我国古典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各个时代的记录与缩影，也是文化传承与弘扬的重要载体。

宋代咏史怀古词是在咏史怀古诗深厚积淀的基础上大步迈进的，其咏怀成分更加丰富多样，涉及的文化要素也更为繁杂。从思想文化背景来看，两宋时期为顺应时代需求，产生了一种以新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道家和释家思想的新社会思潮—新儒学（即理学）的产生，为伦理纲常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理学通过社会心理与士风的中介、转接与变形，规范了宋代文人学士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这种思想渗透在文学创作中，具体表现为宋代文学思想主题的深化、风格特征的转型以及题材选择的拓展。值得注意的是，两宋文人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及由此衍生的忧患意识，已逐渐内化为士人阶层的集体文化品格。这种集体品格的形成离不开理学盛行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表现在咏史怀古词中，是文人们对于历代先贤的追慕和试图以史表现现实、不甘于现实的愿望，其间流贯着中华民族深沉的忧患意识。

北宋词人顺接花间词人咏叹金陵，关注朝局的同时，将自己的爱国主义及忧患意识融入咏史怀古词中。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描写自己登临金陵古都看到的景色，揭露了金陵繁华的表面掩盖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化用杜牧《台城曲二首》之意，以典型化手法，再现亡国悲剧艺术，嘲讽中深含叹惋。“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抒发了王安石深沉的感慨，感慨时人还未从前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忧患现存的危机。靖康之难后，宋室在南迁过程中接受苦难的洗礼，重大的历史巨变，震撼了词人的心灵，他们的创作生活常态以及传统的创作观念得到了改变，激烈壮怀与愤世之情得到空前高涨。南宋咏史怀古词在整体风格上增添了一种慷慨悲壮的色彩，如李纲的七首专题咏史词、朱敦儒的《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胡世将的《酹江月·神州沉陆》、史浩的《清平乐·游石头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都以咏叹史事为由，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或忧患之感，或抒发自己的报国之思。

宋代咏史怀古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展现了宋代词人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和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这些词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它们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简单描绘，更是宋代词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承载着词人对故土的思念、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国家兴亡的感叹，同时也蕴含着词人对身世飘零的感发。南渡词人有着北望中原却不可归的现实，他们的词作中充满了对中原故乡的怀念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南渡词人无法回到北方的故土，使得他们对中原故乡的思念之情越发强烈。他们在词作中增添了许多对中原故乡的怀念、对昔日繁华的追思、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些词作不仅反映了南渡词人的个人情感，也反映了南宋社会的爱国情怀。宋代咏史怀古词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和忧患意识，成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优良文化表达，是凝聚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价值体现。

两宋咏史词在继承前代咏史诗词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新兴的抒情诗歌体裁，以其“缘情绮靡”“要眇宜修”的文体形式承载起了“咏史”这一言志性质的主题类型，并且体现出了宋代独特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宋代文人借助古人古事褒贬议论，总结经验教训，以期指导社会政治和现实人生。宋代文人的咏史怀古词作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宋代文人在词作中常常将政治主题与文学主题融合为一，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宋代士人的人生信条和宣言，并激发他们无论身处何处都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怀抱宽广深远的忧患情怀，在即使难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蓝图下，仍坚守“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的人格精神。这种精神上的力量，足以体现宋代咏史怀古词的独特的文化价值。宋代咏史怀古词所展现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彰显中国精神与凝聚中国力量的重要价值体现。

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中华文化传承视域下两宋咏史怀古词研究”（项目编号：YCX2406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