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两宋“帝都”词探论

王国维先生在其经典论著《殷周制度论》中提到的“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阐释了帝都作为古代政治文化中心这一特性。帝都的本身属性契合了文人的帝都情结，使“帝都”意象在古典诗词中经久不衰。早在《诗经》中便有对周王宫室的描绘和记录，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促成了京都文化前所未有的兴盛，唐代雄健壮丽的长安诗篇烘托出恢宏的盛唐气象。发展至宋，“帝都”意象承载了深邃的文人意识，呈现出更为深厚的文化品格。两宋词人浓郁的帝都情结与民族自信、国家认同、忠君恋阙等思想一脉相承，因此，“帝都”词也被注入了更广阔深厚的思想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文学镜像。无论是盛世之下对皇城气象的细细勾勒，还是易代之时痛心疾首的反复追忆，皆通过“帝都”意象将文人的入仕热情、家国情怀、盛世向往、大同理想等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予以汇聚呈现。本文立足于两宋文人的帝都情结，揭示北宋“帝都”词背后的文人集体意识，及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一、盛世颂曲：太平气象中的正统崇尚

“帝都”作为王朝之象徽，自古以来便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荟萃之地，有宋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推动了帝都文化的发展。彼时，赵宋王朝开基百年，社会相安无事，百姓安居乐业，可谓“海宇晏清，四夷向风，屈膝请命，天气亦氤氲异常。朝野无事，日惟讲礼乐、庆祥瑞，可谓升平极盛之际”（蔡绦《铁围山丛谈》）。汴京作为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文人汇集，使者往来，可谓“八荒争辏，万国咸通”（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极显繁华盛景。《东京梦华录》有载：“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作为繁华大都市，汴京皇城规模庞大，朝堂壮丽昌盛，市井楼宇林立，巷陌交错纵横，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士大夫提供了优渥的享乐条件。于是，宋人目见琳琅璀璨，深感盛世自豪，提笔尽写繁华，恰逢体式腾挪铺展的慢词出现，浩如烟海的帝都风貌借此广泛取材，实现了盛世气象与“帝都”词的融合。

宋人在盛京颂歌中流露出的明显的大国自信与正统崇尚，成为北宋“帝都”词最显著的特点。且看宋仁宗时期，裴湘的《浪淘沙·汴州》写道：“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葱葱佳气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九陌六街平。万国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词作展现了帝都开阔雄浑的地势格局、万国来朝的国际地位、弦歌不绝的市井民俗，上片讲汴京礼乐有序，王气强劲；下片写帝都里繁华富裕，歌舞升平。词人大唱盛世赞歌，字里行间强调帝都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泱泱大国的自豪心态外现。类似的词作还有很多，大多用华丽词汇再现繁华都市，难掩词人的盛世喜悦，如“凤楼十二神仙宅”（柳永《玉楼春·皇都今夕知何夕》），“万井贺升平。行歌花满路，月随人。龙楼一点玉灯明。萧韶远，高宴在蓬瀛”（赵佶《小重山·罗绮生香娇上春》），等等。衣冠珍器、香车宝马等华贵意象堆砌罗列，皇城之富贵华美尽态极妍。诸如此类“帝里风光烂漫”（柳永《满朝欢·花隔铜壶》）的颂词有些是赞叹帝都繁盛有感而发的切实记录，有些是“以翰墨文字为乐”，“操笔和墨，摹写太平”（周紫芝《太仓梯米集·书陵阳集后》）的应制之作。不管出于何种意图，大量纳入汴京风光的北宋“帝都”词，将五代宋初词从达官贵胄、文人学士的专属雅玩以及单一歌颂风花雪月的题材中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人对“词为艳科”的固有认识，扩大词服务现实的社会效能，悄然改变着词的内质成分。

宋人的帝都崇拜基于根深蒂固的家国一体观念，在“帝都”词中表现出崇尚正统的思想倾向。北宋词中的帝都情结，甚至不加掩饰的恋都情结，主要基于北宋文人的家国认同，具体表现在铺排盛世豪华，彰显大国天威的现实书写，以及尊崇儒家、雅好礼乐、崇尚正统的思想境界。表面上帝都以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吸引着千万文人士子，究其本质则是北宋文人在家国观念与个人理想的双重驱使下对帝都的主动靠拢，故而北宋的盛世颂歌是北宋文人推崇正统的文化认同。总体而言，北宋“帝都”词以文人的正统自尊与家国自豪为基调，这种心态是国家气运昌盛所赋予文人的盛世豪情，寄托着宋人对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的期望。

二、悲泣郁歌：半壁江山下的悲国悯民

靖康之变，神州陆沉，汴京沦陷，宋人仓皇南渡，避地江左，退守半壁江山。这场划时代的巨变无疑摧折了宋人的大国自信，“帝都”词中太平气象亦随之涣散，取而代之的是盛极而衰的嗟叹、“皇图早复”的期盼、今昔之别的感伤，“帝都”意象既承载了帝都失陷的历史内涵，又凝结着宋人深沉复杂的情感意蕴。

那些切实经历过的繁华现已化为云烟，当初的锦绣华城现已沦为荒烟故都。战火席卷后的汴京颓废萧索，“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衣冠礼乐文明乐土现如今已是禾黎稀疏，百姓流离，目之所见皆是残败之景。沧海桑田般的盛衰变化触发了南渡词人强烈的今昔感应，帝都繁华在追忆与梦境的倾诉中得以重现。例如，宋徽宗在《眼儿媚·玉京曾忆昔繁华》中写道：“玉京曾忆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这首梦京词典型诠释了南渡词人梦醒时分繁华落尽的巨大心理落差，幻灭情绪引发寥落之感，“愁”“苦”“怕”等消极心态，“暗”“荒”“淡”“渺”等萧瑟色调成为这一时期“帝都”词的普遍典型。

赵宋政权自定都临安起，长期以退避策略维持国家表面安宁，但屡战屡败后的屈辱和议逐渐挫伤了士人的自尊。南宋词人身处繁华的社会表象之下，始终背负着家国衰微的隐痛。直至南宋中期宋孝宗执政期间，朝廷推行开明政策，士人阶层重振天下一统的信念，再度激发了恢复中原的雄心。乾、淳之际，国境宁谧，宋孝宗励精图治，锐意恢复，营造了太平安乐、民和俗静的社会气象。在军事上，宋孝宗一改苟安思路，主张北伐。南宋文人看到了国土统一的希望，“寄意恢复”的事功与积极心态振起“帝都”词格。例如，辛弃疾在《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中写道：“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其表达了他自荐为复兴大业效力的夙愿。曹勋在《水龙吟·曾相生日》中写道：“辅中兴大业，折冲邻壤，扶红日、上霄汉。”其表达了他辅中兴事业，扶帝王伟业的决心。曾协在《水调歌头·送史侍郎》中写道：“促归装，趋北阙，觐严宸。玉阶陈迹如故，天笑一番新。”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皇城北阙前，觐见威严的君王，表达了为帝宫拂尘的光明愿景。然而，南宋军事的孱弱无法支撑宋孝宗“神州应未远，当继沛中歌”（赵慎《新晴有感》）的壮志，南宋中后期“谈战色变”的主和派对主战派的政治压抑与舆论摧折使忠志之士的一统理想越来越遥远。面对报国无门的人生，摇摇欲坠的国势，留下的只有无奈与悲恸。

于宋代文人而言，博爱与仁和之心造就了其深重的忧国忧民意识。感兴亡之叹，悲民生之苦几乎贯穿整个南宋，成为“帝都”词的主调，张孝祥有“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之句，姜夔有“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之句，奈何朝廷苟安，遗民空盼，汴京遥远，光复渺茫，文人的时代悲泣终将被南宋朝廷自我麻痹式的太平笙歌淹没。

宋人对故都汴京的集体依恋心理使得怀京洛旧事成为南宋“帝都”词之常态。然而，无论是南宋初期的“梦京华”，还是中后期的“望神京”，都不能简单将其定义为士人留恋繁华的心态产物。易都绝非简单的易地而居，南宋新政定都于号称“东南形胜第一州”的临安，可谓“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耐得翁《都城纪胜·序》），其繁华程度相比汴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宋翔凤的《乐府余论》道出了南宋士子心系汴京的原因：“南宋词人，系情旧京，凡言归路，言家山，言故国，皆恨中原隔绝。”“中原隔绝”打破了天下统一的格局，固守半壁江山的偏安现状难以实现宋人的大同理想。故而，国土完整的盼望、北土难达的无奈、民生艰难的悲悯等复杂情感化为“帝都”词中对汴京的强烈归属，将宋人协和万邦的情怀苦苦表达。

三、正气余音：山河破碎下的守道精神

1279年，王朝覆灭，纲常坠地，南宋一朝悲壮谢幕。时代遗弃，山河破碎，南宋正直义士空有拯救国难之心，却无力挽狂澜之力，留下的“惟有孤忠挺挺”（张绍文《酹江月·淮城感兴》）。这一时期，于夹缝中生存的宋人仍遵从守道精神，履行“取义成仁”的古训，为亡国时期的“帝都”词注入文人痛、遗民泪与志士骨。

悲黍离、痛国难必然是王朝衰亡时的文学主旋律，“帝都”词亦弥漫着衰飒暗淡的冷色调。“故国荒城，斜阳古道，可奈花狼藉。”（张炎《壶中天·奚囊谢屐》）“故国荒城”所指自然是宋亡后的杭州。宋遗民词人咏杭亦咏国，西湖作为杭州典型地标，自然也化作时代哀鸣的文化符号。“且休弹、玉关愁怨。怕唤起西湖，那时春感。”（张炎《法曲献仙音·席上听琵琶有感》）再见西湖风景依旧，可国家败亡、山河巨变、繁华衰歇，纵使西湖春水如“梦中芳草”般“暖香十里”，在词人的满目疮痍下也终化为“一抹荒烟”。

刘麟瑞、赵景良等集录的《忠义集》写道：“宋有天下三百余年，以仁厚立国，以诗书造士，以节义励士大夫。故其士民观感兴起，皆知杀身成仁之为美。”北宋以忠厚开国，其右文政策与重科的国策塑造了士人讲礼仪、尚名节、重廉耻等文化性格，忠义士大夫仍不忘国本，坚决不仕新朝，秉义持节。例如，周密一生入元不仕，为全名节走向隐逸，多有苍凉凄咽之作。他曾至临安赵宋皇家旧苑道出“一片古今愁”（《献仙音·吊雪香亭梅》）。词以雪香亭中梅花为观照，从当年“惯识当年，翠屏金辇”，到如今“无语消魂，对斜阳、衰草泪满”，梅与词人共见宫廷盛衰，共愁“古今”兴废，产生凄黯共情。故写梅亦是自况，梅之宁摧不折、宁凋不媚的品质，展现了词人在逆境中的抗争精神和坚守气节的形象。

改朝换代对于志节文人而言如同椎心泣血，山河犹在，风景不殊，今昔之感必然会触发文人的隐痛，重游故宫如此，再逢佳节亦然。刘辰翁在《忆秦娥·中斋上元客散感旧》写了元宵时节的帝都景象，“朝京道上风和雪。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改朝换代，人心绝望，行人断绝，故都临安早失去当初的热闹气象；家国剧变，唯有明月如故，“当时月。照人烛泪，照人梅发”，宋人抱志守节，丹心不改，以至于愁极白发，可见其坚贞不屈，节操凛然。

宋末文人在新朝反复征召的尴尬困境下作出不同的抉择。忠烈之士铮铮铁骨舍生取义，守节之士绝缘尘世走向林泉，当然也有时代裹挟之下的仕元文人，他们迫于艰难窘迫的境地，不时回想故都，生出“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之感。例如，仇远在《忆旧游·忆寒烟古驿》中写道：“落叶牵离思，到秋来，夜夜梦入长安。”赵文在《瑞鹤仙·刘氏园西湖柳》中写道：“记菩提寺路，段家桥水，何时重到梦处。”“长安”自然所指临安，“菩提寺”“段家桥”亦为临安景观。这些故都词承载了仕元词人征召迫仕下的无奈和辛酸，恋宋之心不改，更多的是失路之悲、守节难为的孤臣哀鸣。

宋末文人与南渡词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的经历，词作也都以兴亡之叹、今昔之感为主。然而，赵宋政权的彻底覆灭导致文人心理坍塌，亡国词人不再具备南渡词人卷土重来的气势，取而代之的是复兴无望的消沉。如此悲观心态下，词人在逆境时局下直道而行的决心与坚守义节的正气化为“帝都”词的精神内核，为故国山河唱起最后一曲悲壮挽歌，将宋人乃至中华民族不因外界而摧折的守道精神在词学中执着表达。

“帝都”是王朝之象徽，“帝都”词亦是家国兴亡、民族盛衰、个人理想的载体。奉儒守素的宋人将对帝都天然的崇敬心态潜移默化地融入词体创作，为“帝都”意象注入了中华民族主流精神的内涵。宋人的帝都情结超越了地理层面和城市本身，在称颂、怀念和悲痛中隐含着对国家与文化的认同。在两宋盛衰起伏的时代环境中，“帝都”意象使中华民族共有情感价值具象化。北宋词人身处盛世且居于正统的自豪，偏安士人丧失故土后反复回望的愁苦，亡国志士虽生存窘迫却坚守气节的执着，蕴含了忠君爱国的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和合大同的理想追求，以及固守纯正的集体意识。宋人将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诉诸“帝都”词中，始终坚守道义，彰显出中华民族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意识，无论是盛世的民族信念、治世的政治参与还是衰世的国家责任，皆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时代体现，是中华民族品质的文学彰显。我们不仅要看到“帝都”词记录时代的重要意义，更要看到宋人对大一统思想的推崇，对正统观念的承袭，对悲国悯民思想的延续，其中丰富的时代内涵与艺术精神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系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两宋‘帝都’意象研究”（项目编号：YCX24237）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