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需要福特的人

（文 / 王珲）

2000年11月29日，一些用聚苯乙烯制成的死鱼模型被绿色和平组织者安放在阿根廷污染最严重的里亚丘埃洛河上的船只附近。针对这条被重金属污染、臭味熏天的河流，绿色和平组织发起了他们在南美反污染的又一次运动(路透社供图)  

奚志农夫妇(奚志农  供图)  

如果能够得奖……

2000年12月14日，是“福特汽车环保奖”颁奖的日子。究竟会有谁，因为投身于中国的环境教育、生态保护而获得肯定呢?

奚志农不敢肯定自己会是那6个获奖者之一。在12月6日下午20分钟的答辩中，他忙忙碌碌地放幻灯，阐述，回答，甚至连5个评委是谁都未能看清。“时间太短了，准备了那么多，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奚志农说此话时有点遗憾，有点自嘲。

他的项目需要这份奖金。从2000年7月在云南中旬建起“绿色高原”的环保组织，他和妻子史力红一直在拿积蓄及朋友的少量捐款做事情。房租很便宜，一年几千元，面积却足够30多人开会、打地铺；办公室有电脑、传真，它们是WWF(世界自然基金会)赞助的；而家具，有拎自朋友家的旧沙发，也有14块一把的椅子。

奚志农的实验村建在滇西北5000多米的高原上，那仁村——藏民的村寨——守护着最好的原始森林。发展手工业——编织好看的羊毛毯，尝试新能源——建水电站代替砍树烧柴，寻找山野菌类的培植方法……很多想法，都需要钱，而奚志农的要求并不高，8万——两年内项目启动与维持的常态费用。

奖是奖给什么人的?

开始于1983年影响遍及50多个国家、地区的“福特汽车环保奖”，2000年9月首次开始在中国评选。共有239份申请，需要评委们用两个月的时间选定6份。尽管奖金总额只有100万人民币，达仍让人欢心雀跃。搞濒危鸟类研究的何芬奇，从大熊猫保护搞起的潘文石都递交了申请。何芬奇因为出差晚归错失了答辩的机会，他很是痛惜：“这个奖的意义不光在它的全球性影响，奖金对我们的研究也太有用了。”

贵州草海的黑颈鹤、青海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都享有国际声誉，它们的获奖才是意料之中。其它四个获奖的，分别是《中国少年报》“手拉手地球村”、内蒙的小骏马环境记者团、河北宣化的植物英雄李荣，以及潘文石在广西崇左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

有了钱，就会有更好的计划，影响力也将更上层楼……这几乎是个不变的真理。荣获环境教育最高奖的《中国少年报》的卢勤，被问及“拿着30万怎么用”时说，这笔钱将用于奖励孩子们、完成在2001年建成2000所“手拉手”绿色小学的目标。此前，她凭借着共青团中央及日本大使馆的有效支持，已经建起了800所这样的学校。而潘文石将用10万元奖金完善他在左江地区7个村寨的柴薪替代能源——沼气池的建设。

保护长江源头的志愿者杨欣有句话说的明白，中国的NGO自身造血的能力太差，都是手心向上被动地等着别人给，其实。NGO真正的发展要靠做项目来赢得声誉，声誉越高越能拿到资金、得到发展。

珍·古道尔(柏凯辛 摄)  

难以逃避的倾向性

清华NGO研究中心的所长王名倡导，中国的NGO要“理直气壮地向国外机构要钱”。他的学生何建宇却有另一种看法。“重庆的绿色志愿者协会，由一名退休教师发起，在保护长江源头方面开展了多种活动，在当地很有影响，却因为地处偏远不受关注，很难得到资金捐助。很多基层社区组织，都面临这个问题。没有钱，在人力资源的发展上就受到制约，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何建宇拿出他未完成的调查报告给记者看，“国外机构的价值倾向都更看重对公众的影响力。资金总是有限的，给被关注度高的组织，它被关注率也高。”

“外国资金的捐助对国内的NGO既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也有偶发性，它们对于中国的某个问题关注，下段时间可能就转移了，这不太利于国内NGO的稳定发展。在资金上受制于人，还可能在项目设计之初就迎合对方的价值取向。”何建宇坦率说。

令人心生疑窦的是：福特的评奖摆脱的了倾向性吗?他们视野所及的获奖者，包括了少数民族、农民、儿童、专家在内的各个层面。他们推选的七个评委(两名不参与投票)，是在对外界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只是，除了杨元庆来自联想，张殿君来自中央电视台，其他评委全有无法回避的官方背景。这是不是一张很好的政府公关、公众形象的牌呢?

珍·古道尔在行动

见习记者 邬烈兴 许昂

“嗷嗷，噢噢，啊啊……”11月21日，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在北师大——她在中国的第三次讲演会上，这样用黑猩猩的语言向大家问好。

500座的教室，挤得水泄不通。组织者再三恳请大家不要请珍·古道尔签名，此前，她曾在美国因签名过多，累伤了胳膊。

珍·古道尔是来宣传她的信条的。3个月前，她的“根与芽”驻中国办公室在北京京西学校建起。

英国人珍·古道尔，1986年走出非洲丛林，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级的环保社会活动家。凭借二十几年对黑猩猩行为特征的研究，珍·古道尔证明了黑猩猩具有使用、制造工具的能力、具有和人类相似的思维和情感的能力，她更想告诉人们的是，人类那种习以为常的物种优越感已经让黑猩猩难以生存下去!

一年有300多天，珍·古道尔在旅行中。她不断地讲演、募集资金、与人们交谈，启动一个又一个的“根与芽”项目。从1991年至今，“根与芽”已经在多达65个国家，活跃着1700多个小组。

珍·古道尔相信希望在年轻人那里，让全世界的年轻人都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积极行动——这就是“根与芽”的信念。

资讯 香港乐施会的筹款游戏

香港乐施会成立于70年代，现有六七十名雇员，常设行政、筹款、政策与公众教育、项目四个部门。信奉无论种族、性别、年龄、地域的差异，每个人应享有平等的机会发展，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个人募集捐款，为各种扶贫、救灾、发展项目提供基金或非基金(例如培训)的支持。

强调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不向大企业、政府机构筹款是香港乐施会的原则。最近一次11月底结束的筹款活动，是乐施会最有名的“毅行者”游戏。这种发端于军人训练的方式，此次竟吸引了3000多人。参加者要徒步进山3天2夜，还需交纳至少2000港币的捐款，即使如此，仍有很多人因名额限制未能报上名。

富含乐施会理念的一项活动被称作“贫富宴”：参加者不分贫富，通过抽签确定宴会中的身份——抽到穷人签，就端着一点点很难吃的东西席地就餐。大多签子上都是“穷人”，游戏的目的就是如此。人的命运就像是抽签，没有公平可言。每次活动下来，都会有大量捐款。

北京民间组织活动领域分布  

（资料来自：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民间组织》，2000-NGO-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