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贪污“运动”?

（文 / 巫昂 胡然）

“26岁现象”揭示的是这一群体用最短时间获取权力，并有机会得到更多财富的过程中产生的负面结果

26岁的高凯·1000万

记者到天津，联系到高凯的律师，谈到高凯的案子，她说话很有保留：“现在一审判下了，他被判了13年，很多人以为是轻判了，我说话必须谨慎，以免给法院带来什么麻烦。”高凯犯的是职务侵占罪，他在1997年至1998年间，侵占了天津金环房地产公司超过1000万元的资产。

高凯的案子在天津掀起轩然大波，他现年3l岁，犯案时候年方26岁，系北京大学金融管理94届研究生，毕业后即先后成立了自己的两家公司，名为天地通通讯公司和华兴投资公司，在公司运作过程中他向天津市渤海化工集团财务公司先后贷款600多万元，但因为投资失策，高凯实际欠下了连本带息700多万元的债。

1997年，他出任天津金环房地产公刮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两个大型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建设管理。此后，他开始想法给自己的难以为继的私企还债，先是制作“假配套”合同，假借“市配套办”的名义，把金环公司的100多万资金划到渤海集团财务公司名下。不久，他又出任由金环公司投资的天津市银正建设发展公司总经理，银正公司的605万资金又“配套”到了渤海集团财务公司。类似手法他一再使用，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可以将这些款子用其他途径弥补回去。因为早在1996年他担任大连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的时候，后期经营曾赔过1000万，硬着头皮顶下来，竟安然无事，对那些资金的来源，天津检察院方面认为与本案无关，没有提供相应材料。但可以设想，高凯就是遵循这一惯性思维来从事他后来的公司财产侵占活动。

1998年8月，高凯开始了逃亡生涯，先是北京、内蒙古，当收到又一笔约100万的土地转让款时，他想到了外逃，目的地是南非。他梦想在那里重起炉灶，再立下事业基础。“在南非他过得很不安，最关键的是他想把这事情做一个了断，比如和金环公司的高层领导达成一个协议，能够把亏空补上去。”参与高凯案件调查的天津河北区检察院的云凤柏分析，“高本来是一个在经济领域很有前途，很自信的人，他在自己开公司失利负下重债后，很自然地觉得没有面子。他不愿意采取宣布破产等别的手段，可以反映出他对公司声誉、个人的从业经验很在意，时刻想挽回损失。去南非后，他依然这么想，没有意识到问题已经严重到非法律手段不能解决。”

2000年4月，高凯悄悄回到天津，住进一家四星级宾馆，打听公司对他事件的处理。但警方已经注意上了他的行踪，案发后，发现高凯被收缴的赃物以及他出国前留给家属的钱款余额仅约100万元，是全额的1／10，他用于还债的、挥霍的近900万元再也无法追回。

在审讯过程中，办案人员对高凯的举止文雅、谈吐客观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1月29日开庭审理的最后陈述中，高凯冷静地回顾他短暂的职场生涯，并坚持认为：“我由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造成投资失误，致使今天走上犯罪道路。”

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忠民认为：“这些精英们的求富心态远远高于中年人，他们期望地位、财富和因此得到的尊严感，他们希望利用权力在短时期内获得最大利益，但是权力的提前给予有时候难免让他们无法自控”  

26岁的邓晨辉·400万

无独有偶，同样发生在天津的“保险员贪污案”的事主也是26岁，该案在2000年12月初刚刚由检察院转到法院候审。这位名叫邓晨辉的保险员案发前供职于天津某大保险公司，专门负责少儿保险项目，见过他的人认为他口才好能力强，业务娴熟，并时常向众人透露出他有意出国深造攻读MBA的计划。

对“邓晨辉案”的侦破颇有戏剧性，2000年4月10日，邓晨辉向保险公司交上辞呈，理由是将要出国留学，公司在依例稽核他的业务账目时，发现账目比较混乱，但并未真起疑心。直到4月29日，邓来到公司为他的一位朋友办理多达18万元的老来福退保手续，因为没有那位朋友的身份证而被拒绝，邓当下就说不退了，公司职员这才真的对他的举止产生怀疑。于是，公司向天津河东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报案。

这时，邓晨辉已经办妥了5月1日出国的一切手续，在反贪局审讯室，邓供认他曾非法占有保费40余万元，与此同时，在他所住的高尚小区，前来取证的检察人员发现了一辆奔驰S320高级轿车，以及豪华的居所。

而一把混在邓随身携带物品中的汽车电子遥控钥匙引起了侦查二科副科长韩惠祥的注意，他分析认为邓肯定还有一辆车停在离单位不远的第二地，果然，在保险公司附近的一个又一个车场转过一圈后，遥控钥匙打开了一辆丰田越野车车门，在车上发现了邓晨辉还来不及销毁的32本收取保险费的收据和100余万元的少儿保险贴花凭证，而这些贴花是邓自己印制的，他就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利用保险公司卖空贴花。

这些证据，使立案时贪污60万元的“邓晨辉案”发展为贪污400余万元的特大案件。

主办邓晨辉案的天津河东区人民检察院侦查二科的李良准告诉记者：“邓晨辉这样的年轻人犯经济案始于他喜欢车，喜欢玩各种各样的高级车。他自己说经过他手的各种牌子型号的高级车就有四十多辆，买来车开一段时间，玩腻了再倒掉。而且都是赔本倒，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态度，就是为了一时高兴。

“他还喜欢外出旅行，尤其是新疆，他几年来来回回去了十几趟新疆，他说他喜欢站在天池顶上，体会境界的高，在买车和旅行上他都是不惜重金。就这点而言，他和39岁现象或者49岁现象绝对有区别，没有后二者有目的重视给下半辈子积蓄。

“但是在作案手段上，他绝对是最前卫的，很下得了手，心机深藏不露，连身边的同事都没有发现，每当别人问他开的车是哪里来的时候，他总说是他父亲的，而他父亲是某国企的干部，久而久之，大家错认为是他父亲在贪污。”

这些高智商群体的出现给发展带来了崭新的可能，他们掌握的技术武器能够让原来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的积累在转瞬之间成为可能。但是，在这种快速的积累里暗含着危险，在追求速度中，经济领域的犯罪升级在他们那里实现，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