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日剧的阴谋

（文 / 沈宏非）

黑泽明去世后，日本报章有评论这样写道：“在他之前，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时候，是富士山、艺伎和樱花；从他开始，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对候，是黑泽明、索尼和本田。”

如果让东方世界——比如香港、北京、上海或台北的一位20岁左右的青春年少来答此问题，索尼和本田之外，多半还有日剧。

“日剧”是一个奇怪的词，并不是“日本电视连续剧”的缩写，不是《赤的疑惑》、《姿三四郎》、《排球女将》或《阿信》这一类。最早引进日剧的台湾媒体，把它定义为“日本青春偶像剧”，至于目前流行在港台和内地的“日剧”一词，则是香港人的创作。无论如何，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日剧流行了又流行，“追日剧”成为年轻人长盛不衰的功课，更是青春与衰老，时髦与落伍的分界线。

不管你哈不哈日，必须承认，日剧是很“好看”的，即使你认为剧情不够深沉，却没有人会无端仇视那些好看而且Kawaii的日本女青年和男青年。对于亚洲地区的观众来说，日剧的吸引力尤其在于：脸是亚洲人脸，表情是亚洲人的表情，虽然在香港他们说粤语，在大陆和台湾则讲国语，但是跟好莱坞相比，独具认同感以及亲和力。

日本文化学者岩浏功一认为，日剧广受中国青年喜爱的关键因素，是文化上的接近性。日剧所显现的真实感，是观众从美国的电视剧中无法得到的，日本流行文化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现实主义，美国的梦想则只是被冻结在某种等待着被使用的状态中。

在我看来，这种“可操作的现实主义”，首先就意味着轰轰烈烈的盗版行动(并不包括各地对日剧的拙劣仿制)，事实上，大部分日本人大概从来就没有想到日本人自己的“日剧”在海外的人气已经急升到这种程度。两年前，盗版日剧影碟在香港的大街小巷里卖得热火朝天，但因为法律，被盗版影碟的版权持有人若不出面，作为执法部门的香港海关，查处起来就会有诸多不便。后来，情况越来越不像话，在港方的一再请求之下，富士电视台才派员前往香港视察，结果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曾经与一个研究大众传播学的教授谈论过此事，富士电视台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究竟是日本人的闭塞，傲慢，或者说，暧昧?教授解惑日，什么是日剧永恒不变的主题爱情至上什么是日剧对于“爱情至上”的基本表现套路?日常生活以及遍布于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里的物质和商品。两样东西相加，就形成了一套强大的拜物美学。而且，这种生活方式绝非常人所不可企及，中国大城市的青少年观众，还是不难模仿的。在以日剧为核心的日本流行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一个吸引力极大的消费场域正在亚洲各地出现，从日剧到日本的流行音乐、服饰、卡通，必将引起学习日语、流览日本网站、前往日本观光、购物、留学、工作甚至移民的集体行为。故日本在盗版日剧一事上绝对不吃亏，“知识产权”在今天的被侵犯，实际上是为将来的更大收益所做的一点点必要的投资。

没想到，由索尼、本田联想到日剧的，倒是一位年过半百的教授。照此说来，早在八零年代中期就开始涌入日本，过起惨不忍睹的“留学生活”的中国青年，难道是受了《阿信》的召唤不成?在日本，“日剧”绝不是一种年龄垄断的娱乐，家庭主妇在这方面的热情丝毫不亚于青少年。最起码，“日剧”的制作单位并没有将目标观众锁定在青少年族群。可见日本人并不存在刻意引诱我国广大青少年成为日货的忠实购买者或进而成为日本国民的动机。

直木先生，是一个长期住在国外的日本外交官。有一次我们多喝了两杯，直木先生开始对中文网页上的“过激”反日言论表示忧虑，我一时找不到话，遂对他讲，这也不是绝对的，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乃是主流，比方说，日剧，还是深受中国年轻人喜欢的。

“日剧”这个词显然让对方有些困惑，我连续例举了木村拓哉、反町隆史、藤原纪香等日剧名星的名字，他才明白过来，不过直木的忧虑却更形深重：“那些，是我们日本文化的糟……糟………‘你是想说‘糟粕’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对，‘糟粕’，是我们日本文化的‘糟粕’。”

这算不算外交辞令我听不出来。不过，设身处地，多少有一点感同身受。

换了是你，问起一个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观感，对方说：“啊，我爱死你们的电视剧了，我们叫它‘汉剧’，特别是《渴望》!”你又会做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