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风险投资其实很简单

（文 / 李鹏 文白）

风险投资价值：供求关系

记者：在美国，风险投资的产业回报率是多少？

王维嘉，世界无线互联产业创始人，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个人移动信息服务和无线互联网概念。1994年，王维嘉在硅谷创建通用无线(GWcom Inc.)公司，成为硅谷第一家由华人创办并得到巨额风险投资支持的高科技公司总裁。他提出著名无线互联网定律：凡是小于一个巴掌的信息器件必定使用无线互联。  

王维嘉：年平均回报率大概可以做到30%，这好像并不高，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如果有超额利润的话，就会吸引新的竞争者进入这个领域，最终把利润率平均下来。当然风险投资的回报相对其他很多产业要高，因为它的风险比较高。

记：创业者和投资者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需求，他们之间的如何达成良性博弈？

王：一个好的风险投资公司每年要收到1000份创业计划，他们最多投资5个项目。不是他们没钱，而是没有时间。他们评估一个创业公司很仔细，而他们的人很少。因此创业者要能给投资者讲故事。第一要讲美好的远景；第二要讲通往远景的路，就是你的市场战略和产品计划；第三，你不仅找到这条路，而且你要告诉投资者自己的团队是最棒的，可以第一到达目标。如果创业者能在5分钟内把故事讲清楚，投资者就会感兴趣。

风险投资难点：退出机制

记：中国出于发展高科技的强烈愿望，建立很多高科技园，出台很多优惠政策和措施，希望借鉴硅谷的成功经验，你怎么看这种热潮？

王：硅谷的实质不是说把一批电子工程师放在一起，它是一种机制，是鼓励创新的机制。我接待过很多国内代表，一到硅谷后就问美国政府有什么优惠政策，我说美国政府一分钱都没有花过，也没有支持过，但是它不阻挠，所以说硅谷是完全自发成长起来的。国内的中关村不也是没有人管过，自发生长起来的吗？

美国大概有600家风险投资公司，大约有300家在硅谷。一个风险投资通常是管理5000万到5亿美金的规模，显然这是个庞大的数字，这些人才是硅谷技术革命背后的真正“黑手”

记：受硅谷成功经验的吸引，过去两年中，大家认为我国需要建立自己的风险投资业，那么我国发展风险投资业存在什么难点？

王：首先仍然是所谓的退出机制问题。风险投资有两个主要退出渠道：上市和出售。上市因为政府担心金融风险和社会稳定，目前还有上市额度的控制；至于出售购并，目前中国能吃下高科技公司的大公司并不多，也没有足够高的收购价。其次，技术股和期权在中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技术股只能占35%，为什么不是34%，不是36%，这个没有任何道理。技术股就应该100%，公司成立起来就是我的，我卖掉一部分，我就稀释一部分我的股权，再卖掉一部分，我再稀释掉一部分股权。

风险投资中政府的作用

记：大家都在讨论政府在风险投资中充当什么角色，应不应该参与到风险投资来？

王：按道理，政府是不应该参与的。首先利益不清，风险投资公司利益在于合伙人投资人能赚到大钱。而政府官员在风险投资的时候，他个人的利益和投资是脱节的。我认识一个省风险投资公司的老总，他原来是一个厅的厅长，他说我已经55岁了，马上要退休，我重要的任务是不要犯错误，保持革命晚节。他宁可一分钱不投也不去冒任何风险。其次，有一个投资定价的问题，给创业公司定价高，别人就怀疑其中有没有什么幕后交易，定价低，创业者不愿意。

记：所以政府来做风险投资非常困难，但在中国的具体的情况下，政府非得做这种事情。

王：中国的风险投资业还非常幼稚。它有很多雷区，那么谁来趟雷，就是用政府来趟这个雷。如果政府的风险投资公司进入这个区以后，能够把这些障碍全部排清了，然后它能够做到民间的大量资本涌入，政府的作用就起到了，在那个时候它就应该淡出。我觉得对于政府的风险投资公司不应该过于苛求，只要他们能把政策的、法律的障碍清除掉，就是成功。

记：国内很多风险投资公司的老总担心创业者把钱卷走了，怎么办？

王：这里头确实有信用崩溃的问题。谈判的时候，创业者和投资者有强烈的冲突。投资者觉得自己如果不控股，肯定就没法管住创业者，投资的钱肯定拿不回来。创业者也希望控股，实现自己的创业计划。在硅谷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合作得非常好。这里头有信用问题，有机制问题，也有习惯和文化问题。

记：做好高科技产业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是人！就是要有能力、有经验的管理人。人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出来的，必须有一个摸爬滚打摔跤的过程。企业最重要是团队、团队、团队。高科技创业本身是一个探险的过程，探险过程有很大不确定性，所以一定要依赖团队，依赖人。

地方割据：中国硅谷的困境

记：有人做了统计，中国目前已经有大大小小200家风险投资公司。你认为这是多还是少？

王：如果把这200家都放在中关村，那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像样的产业。但是把200家分到200个城市的话，就非常糟糕。目前各省的风险投资公司要支持本省或者本地的高科技工业发展。江苏的风险投资公司不能到浙江去投资。一个省里往往就是一两家风险投资公司，当地的创业队伍很难有选择，谈判很困难，没法定价。另外风险投资也很难找项目，所以资金的利用效率非常差。

记：现在中国有希望成为硅谷的大概有三个地方：中关村、浦东和深圳，你认为哪一个更有机会？

王：中关村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它依托于很多大学这样一个人才富矿。而且北京是一个权力的中心，可以建立垂直的网络中心，比如我打通铁道部，那么下面的铁路局的业务我可能都做起来。外国公司一定要在北京设办事处就是这个道理。浦东如果能按照设计成为中国的华尔街的话，在浦东建硅谷，就相当于硅谷和华尔街在一起，这会非常棒。深圳的优势是移民，人的创业能力非常强，辞掉工作到深圳打工，本来就有大风险。创业意识、冒风险意识最强的就是深圳，所以这三个地方各有利弊。当然，政府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我个人觉得深圳市政府是最重视的，上海其次，北京可能要弱一些。将来有可能各自形成一个大中心，也有可能形成三个地域型的中心。在其他地方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