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行车的想入非非

（文 / 舒可文）

20个学习工业造型的学生在上色彩课，教师是杨冕。以教学的方式他们做了一个规模不大的艺术展。主题是“21制造”，但是限定体裁在自行车上。杨冕是这个活动的策划人，他在这里有双重身份，他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同时也是当代艺术中活跃的艺术家。他组织这个活动的初衷是针对中国艺术教育滞后于艺术实践的当代背景和环境问题，试探着改变和丰富艺术教学的方式，使具有时代感的实验艺术能适时地学院化。

这些以自行车为题的作品在西南交通大学的校园里展示，展览场地仿佛变成了一个主题公园。放在当代艺术的背景和图式中来对比，这些在尝试着以艺术家身份从事艺术创作的年轻学生的习作，流露出明显的游戏化倾向和充满欢乐的动感。

“自行车”这个东西对于现代中国有点像“瓷器”对于古代中国的意味，又极为不同。它几乎像瓷器一样是中国的特色，是我们最为熟知的东西，却不是让我们引以自傲的东西。在自行车上，我们可以寄予很多历史包袱，而在这组关于自行车的作品中，似乎已经不再承载太多的历史和沉重，在他们选择的材料上也倾向于注重快捷的方式，制作之初就很少有人把自己的作品设想为要以一种很庄重的方式来展示的东西。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不是在做作品，而是在做一个个想入非非的方案。

关于自行车，没有必要说到它的发明和制造，没有必要说到我们对它有多么的熟悉。就像梵高画的那种农民鞋，它是一种不被思考的对象，自行车也一样，想它越少，看它越模糊，它与拥有者才越紧密。正是因为这些无须思量的东西，生活才得以进行。而把我们周围这些最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是获得视觉经验的一个有趣途径。在这里阐发的臆想与科幻的图像相比，科幻更触目惊心，大惊小怪，而熟悉的东西会有更多的演绎空间。

自于车在整个世界的艺术范围内是被改造得极多的一个物件，如果说杜尚的《自行车》多少是为了超出绘画的继续努力是为了强调艺术对现成品的利用，在有知识分子倾向的艺术家那儿可能会是一个被社会批判的对象，而在这批年轻学生的作品里则没有先入为主的深刻语汇，有的是一种被轻松化了的职业精神，他们一方面在消化先锋艺术的成果，反过来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气息。当代艺术的各门类中，都有审视生活、反省文化的倾向，而这种轻松的视觉化的作品以及他们的欢乐是放弃使命，还是一种新的努力？是因为年轻，还是因为时代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