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总统们吵什么？

（文 / 李鹏 余勇）

达沃斯枪声：21世纪的全球冲突

踏入2000年，世界上有什么会议最值得人们关注？只有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1月29日，世界上最有权力和拥有最多财富的人们聚集在瑞士的达沃斯。在一个星期中，这个瑞士山区的小镇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两个比尔都来了，美国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

2000年1月末至2月初，是世界经济论坛第30届年会，也是该组织新千年的首届年会，主题是“新开端、新思路”。3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数十名部长及包括戴尔公司总裁戴尔、美国在线的史蒂夫·凯斯在内的1200多名工商界领袖和650多名记者，共3500多人云集于此。

各个国家的大小政要和财界巨头参加在瑞士的这个会议的原因只有一个：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与世界重要人物谈论经济问题并交换看法，因为这里是世界精英人物的私人俱乐部。

与过去几届年会明显不同的是，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刻，本届年会不需要去处理任何非常棘手的危机。上届年会时，巨头们还在因全球经济状况忧心忡忡；两年前，会议关注的焦点是亚洲经济危机。但好像突然间人们不再为这些危机所困扰，美国正经历着19世纪中期以来所经历的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期，亚洲经济危机似乎已经得到克服，欧洲经济正处于迅猛发展。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说：“我们更有理由集中精力研究人类在新世纪所面临的长期和根本的挑战。”

然而，在此次达沃斯会议召开前夕，敌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人们以烟火攻击达沃斯的国际会议中心。由烟火火箭引起的爆炸毁坏了会议中心的两个窗户。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护经济全球化，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者在去年就曾迫使西雅图世贸谈判无法正常进行。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  

达沃斯论坛共吸引了全球3000位政治家、经济家及企业领袖参加，论坛发起者施瓦布被称为全球最大的推销商  

1月30日，达沃斯会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示威抗议。反对贸易自由化的2000名示威者不顾法庭的禁令，在克林顿发表演讲的会场附近集会抗议，并企图接近会场。他们不理警方的警告，高举着“克林顿滚回去！”的旗帜。还有一些抗议者打碎了一家麦当劳餐厅的玻璃，砸烂了几辆汽车，他们还在各国政要下榻的酒店门前焚烧美国国旗。美国成为示威者攻击的主要目标。

克林顿说：“全球化跨越了国界，打碎国家间壁垒，使经济运行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国家与个人之间、经济与文化之间的障碍正在消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只有推崇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国家才真正获得了成功，踏上了富裕之道。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是促使全球经济繁荣的最好方式。”

去年11月底，在西雅图会议期间出现的一连串暴力示威活动在达沃斯重演。反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人士有许多个阶层，但达沃斯的示威者与西雅图反对世贸会议的示威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不民主的，并且被利润最大化所驱使，它是以对环境与社会的肆意破坏为代价的。示威者还表达了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所带来后果的担心。

西雅图的危机与达沃斯的示威，可以说是21世纪冲突模式的一个预演。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持有一种极其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各个国家都认识到贸易的重要性，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愿意关起门来搞经济；另一方面，不平等的现实又使各个国家无法形成统一的步调，大家都不愿从全球化的浪潮中淘汰出去。

美国经济和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落差正在快速拉大，这种板块之间的失衡将给整个世界经济留下极大隐患。某个经济体的一枝独秀发展到了某个临界点，很可能就会引起全球经济的疲劳断裂。

发端于美国的“新经济”在极大增进了经济运转效率的同时，也给社会上相当部分的人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那些传统行业里面，这种压力更为强烈。技术新贵的一夜之间富甲天下，使另一些人群产生了自己快成为社会弃儿的危机感，从而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

示威给达沃斯会议上的乐观情绪又罩上一层阴影，关键在于这种悲观和愤怒的行为并非是一时的情绪宣泄。当今世界上，相当多的人感到前途未卜，他们迷失了方向，每天都茫然地随波逐流。但社会对他们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哪怕是一点点安慰和希望。

克林顿得知达沃斯重演西雅图骚乱后，告诉与会代表说，这种示威活动显示出一些人认为，政治家们在讨论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时候会忽略一些社会问题。克林顿说：“这就是人们上街抗议的原因。他们不可能走进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我的结论是什么，我的方案是什么，我们怎样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

高雅的争吵：总统的一分为二

在达沃斯论坛，两位美国人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描绘了一段历史，结论完全不同。

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样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作出的选择，现在已被公认为目光短浅。他们选择保护主义和隔离主义，而非伙伴关系，因此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导人有了第二次选择机会，他们选择经济和政治上的伙伴关系的道路，为日后50年的全球增长打下了基础。在21世纪的新开端，整个世界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全球化跨越了国界，打碎国家间壁垒，使经济运行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国家与个人之间、经济与文化之间的障碍正在消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只有推崇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国家才真正获得了成功，踏上了富裕之道。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是促使全球经济繁荣的最好方式，那些实行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比那些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国家发展得要快。”

西雅图的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这样描绘：“在70年代初，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有哪个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发展经济而成功地跻身于第一世界。最后一个加入富国俱乐部的国家是日本，自此俱乐部就关闭了。看起来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待时机，希望找到进入富国俱乐部的新入口，当时这种想法仿佛没有希望。随后25年中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20世纪最后25年到90年代后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惊人发展，富国俱乐部仿佛又重新开放了。然而在过去的3年中，情况极度恶化。我认为全球化面临两个威胁：一是金融不稳定。我们已经经历过几次危机，而且说不清它什么时候又将爆发。或许下一个危机将会使所有的进步化为乌有；另一个是政治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人人喜欢，对全球化的仇视产生的政治上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金融不稳定所带来的危险，这是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威胁。”

克林顿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前几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南美经济动荡并不是市场自由化的必然产物，相反，自由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战胜贫穷有重要意义。深受危机之苦的三菱集团总裁却把危机与全球化联系起来：“日本昔日的奇迹的特征是，以出口为主要方向，尤其是出口到美国；依赖国外资金，更准确的说是外债，日元与美元挂得太紧。”

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时期，也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合理发展应该使全球整体经济发展。然而，现有国际经贸机构和游戏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的，更多地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WTO的批评者认为，自由贸易是罪魁祸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获益，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有限，而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限制很多。

关于西雅图的争议，在达沃斯会议上仍然继续。克林顿固执己见：“目前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其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是依靠劳动力优势。但实践证明，发展现代科技才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有效途径。目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设限，一条重要的根据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水平和环境不过关。”

墨西哥总统塞迪罗代表多数发展中国家主张：“我们不反对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但谈判重点应该是放宽货物与服务贸易。我们反对，美国坚持新一轮谈判必须涵盖富有争议性的课题，比如劳工条件和环境。发达国家利用世贸组织条例来加强工作与环境的标准，目的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成本，避免在西方市场竞争。很多人不满华盛顿对劳工和环境课题施加压力，一旦制定国际通行的福利标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就会丧失。”

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摩尔谈及西雅图危机时说；“尽管社会更开放和更自由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我们不能把开放市场想当然。许多批评是正确的，比如我们的会场里没有非洲人，在上次会议最后一轮讨论中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席位，而他们却代表了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我觉得目前整个形势不大对头，那些富有的白人试图按他们的方式来设定整个世界的模式。世贸组织确实有许多自身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成员。”

但他不承认世贸组织是西雅图危机的根源所在。他说：“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世贸组织，也就不会有经济的全球化，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全球化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发展中要付出的一个代价。它更不是一项政策，也不是一项理论，而只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出现不可避免，只不过现在被加速了。”

对于西雅图危机，克林顿则轻描淡写：“从西雅图事件中应该吸取教训，那就是要做好说服工作，即向全球化进程的反对者们解释清楚，为什么市场开放会带来消极影响，但又是走向富裕的唯一之路。”但印尼总统却言辞激烈，他指出，“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化陷阱。”南非总统姆贝基则呼吁：“小家伙们”应该团结起来，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一致立场，使发达国家为消除贫困负起应负的责任。

会场外，西雅图危机演变成达沃斯骚乱；会场内，对全球化的分歧也形成鲜明对垒。尽管与会者西装革履，彬彬有礼，但说出的话语全带着火药味。

新加坡商业贸易部部长叶永邦说：“很多国家希望在联合国、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程序能更加透明化。因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占全球的70%，他们就可以决定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吗？是‘一国一票’还是‘一美元一票’？会场外，许多人正在抗议，对于他们来说，不应该是‘一美元一票’。”

全球化导致的发展不平衡，并加速两极分化，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当然把矛头指向美国等主导国，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并没有真正承担起全球化的责任。克林顿对此心知肚明：“欧美发达国家把关税及补贴等贸易壁垒下调1/3，发展中国家每年就可以增加40亿美元的收入。增加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虽然会使贸易赤字上升，但发达国家的人民可从廉价的进口商品中获益。”英国首相布莱尔在达沃斯会议上承认，美国、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应向最贫困国家提供全面的免税及免配额进口。

南非总统姆贝基说：“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因为发展中国家不掌握技术和资本两大关键因素。”美国在线总裁凯斯强调，下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决定性的十年”。他说：“未来十年将使人兴趣盎然。网络从令人好奇之物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亿万人很快都会走上这条路。包括不发达国家。”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把全球对全球化的一种抉择摆在桌面：“国际社会面临的选择是，建立一个仅由短期利润额驱使的全球市场，还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市场；创造一个使人类1/4人口陷入饥饿与贫穷的世界，还是一个使每个人至少有一次机会在健康环境中取得成功的世界。全球化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市场扩展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社会及政治体系的调节能力。历史证明，这种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不平衡是不会长久的。”

西雅图的示威者在捣毁耐克零售店  

西雅图的示威者要求将环保纳入WTO谈判议题  

全球化已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问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在会上指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和人道方面，将要把文明的相互关系、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提到面前来。冲突文明、对话文明将成为两个重要议题。今天，一些人认为自己的权利是无限的，将其他所有事物的权利都踩在脚下，不予理睬。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人类将出现大问题。”

骇人的力量：我们都围着美国转？

在达沃斯论坛上，大多数与会者呼吁：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化。这个美好的口号我们听了已不止一年，就像“全球化”这个美丽名词的本身一样。

全球化。这个字眼曾经带来普遍希望。它的涵义曾经是世界靠拢到一起，地球成为一个村庄，距离与分歧的消除，人人共享锦绣的前程，世界大同。而现在，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字眼却标志着金融市场对一个个经济体的蹂躏，外国竞争对手挤垮本国企业，以及发达国家所作出的决定把一个个社会搅得天翻地覆。

以民族主义著称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并不反对全球化。但我反对西方对全球化的解释。以华盛顿为首的发达国家设想其大公司为所欲为，外加西方的民主和人权原则。亚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坚持认为，过于仓促的自由化将意味着工商业依附于外人和内部社会的混乱。

全球化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它始于工业革命。其进程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现在才引起争议呢？一个原因是，全球化进程的速度的确使人头晕目眩。另一个原因是，人们为经济动荡和环境恶化付出的代价日益突出。而且，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好处似乎过多地流向发达国家。最后一点是，主宰全球化进程的是那些富裕的国家。

全球化使大公司成为各种冲突的焦点  

西方企业把贸易同劳动条件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而这样做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指出，发达国家必须避免把毫无意义的自负或把包治百病的处方强加于人。全球化无疑是一个西方的思想观念并明显带有美国政治经济的烙印。

人们对全球化的忧虑是，西方各国不再愿意吸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除非它们获得同等的机会打入不发达国家市场。问题不在于竞争条件公平与否，而是在于竞争选手的块头。拥有大财团的大国享有所有的优势，而较小的国家则没有竞争的力量。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国际社会面临的选择是，建立一个仅由短期利润额驱使的全球市场，还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市场；创造一个使人类1/4人口陷入饥饿与贫穷的世界，还是一个使每个人至少有一次机会在健康环境中取得成功的世界。全球化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市场扩展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社会及政治体系的调节能力。历史证明，这种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不平衡是不会长久的。”

但是，能不选择全球化吗？不能。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说：“菲律宾长期坚持控制进口、控制货币、严格经济管理和所谓自给自足的目标，但毫无结果。拒绝全球化的国家、企业和社会将被抛在后面。”

全球化是一种骇人的力量。抗议者在会场外吵吵闹闹的时候，他们周围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挡的证据仍日益增加。

今后十年的根本问题是各个国家和整个国际体制将围绕着美国，这是人们不愿看到的。越来越明显的问题将是：其他国家如何能够限制美国的权力和约束美国的行为？

有两种进程将决定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一种是国际体制以此来寻求平衡的永久性进程。第二，全球化进程成为国际经济体制的非同步化。前一种进程将促进不同的国家组成联盟，限制美国的权力。第二种进程不仅会在美国与反美国联盟之间，而且会在所有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摩擦，大国之间以及这些大国划定的势力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的紧张局面将越来越严重。

二次大战后，全球化的主导国美国一直处于优势，建立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后来日本急起直追，创造了制造业的优势，美国陷入困境。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开始制造贸易摩擦，以寻求出路。与此同时，在仍然保持优势的金融领域，美国一方面敦促其他国家实现金融和资金流动自由化，另一方面集中精力开发作为新增长点的信息和通信产业，而且在90年代后期结出了硕果。自此，美国重建了一度衰败的主导地位，独占鳌头。

美国要继续维持主导国的地位，保持经济实力和制定国际标准非常重要。美国必然把本国的政策和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阻止对方达到其目的，以及保护本国利益。另一方面，提出国际标准这一概念，意味着全球经济主导国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国际上不会轻易产生动摇。如果能够制定出这样的国际标准，美国保持优势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著名的斯特拉特福公司预测：面对美国模式的全球化，世界各国可能在政治上为遏制美国结成联盟。在经济上，国际经济组织可能解体，代之以地区性机构。全球化趋势是，以遏制和控制唯一全球性大国美国为目的结成联盟，这是设法在国际体系中形成均势的一部分。加入反美联盟可以迫使美国作出让步，但是，今后十年的国际形势将错综复杂，动荡多变，而且越来越危机四伏。

很难试图使发展中国家同富裕国家实现一体化，因为它们总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尽管它们可以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发展中国家之间更容易实现一体化，尽管它们之间也存在差别，但它们是利益相似的社会。

世界好像螺旋了一圈又回去了，人类所希望的全球化带来的“大同世界”，又回到多极分立的不同联盟的世界，经济利益的对抗直接导致政治和军事的对抗。我们不全球化，世界动荡不安；我们全球化，世界还是动荡不安。

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技术革命给全球化注入一种全新的特征——信息化。网络经济的兴起给美国带来持续增长，并且成为摆脱日本工业奇迹所造成威胁的法宝，但它是否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进入富国俱乐部的某种契机呢？

“10倍速”的焦虑：我们能控制我们的行为吗？

本次达沃斯会议的参加者中，美国人占了1/3，而其参加专题演讲和讨论的人数比例则更大，给人的直觉是美国人几乎占了与会者的一半，因为谈到世界经济前景、最新的生命技术、国际互联网等热门议题几乎都是美国人的保留项目。

美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是与会者讨论的重点。专家们认为，美国近几年来所取得的经济高潮及股市的繁荣景象，与运气无关，而是努力苦干的结果。还在9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企业就已开始放弃赢利不高的产业，转而投资未来型的技术行业，这为以后经济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坛总干事克洛德·斯马贾说：“新的现实正在急剧改变着人类活动的每一个方面。全球化、生物技术革命和电子商务的出现使人类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认为，这就是全球面临的“新经济”。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提醒与会者注意：“决定今后发展方向的两股基本力量：一个是‘I’，即互联网革命；一个是‘G’，即基因革命。”

在达沃斯年会上，加拿大北电网络公司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到2003年，全世界互联网经济将增长6倍，达2.8万亿美元。这项研究报告称，在1999年，互联网经济为5000亿美元，在未来4年内，全球互联网经济的年增长率为56%。在这4年内，全球总的电子商贸可望以86%的年增长率增长，其中网上企业对企业的商贸占最大增长份额，其收入是网上企业对个人消费者的商贸收入的6倍。

法国青年在购买“星球大战”标志产品，评论家说，所有的文化都有美国味儿  

西雅图被毁的星巴克咖啡馆  

美国在线总裁凯斯强调，下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决定性的十年”。他说：“未来十年将使人兴趣盎然。网络从令人好奇之物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亿万人很快都会走上这条路。包括不发达国家。”

然而，面对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些国家首脑并不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天赐良机。南非总统姆贝基说：“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因为发展中国家不掌握技术和资本两大关键因素。”瑞士联邦主席奥吉也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特点是自由化和电子化。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性的信息传播和资本流动加快，出现了资本优化和社会生产力高效化的现象，大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发展。然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露，各国技术手段的差异，致使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

不过，美国在线总裁凯斯和微软老板盖茨一致认为，互联网革命才刚刚开始，未来数年后才能决定贫富之间在网络时代的差距，究竟是在扩大还是缩小。他们强调，传统企业和纯粹的互联网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于前者来说，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适应时代的变迁，早日开展在线业务，而对后者来说，要想彻底取代传统企业，是绝对做不到的。今后，一种由传统企业转向网上业务脱胎而来的企业将大量涌现，与互联网企业展开竞争。

凯斯说：“我们承认，许多国家对我们在这里进行的这种讨论几乎无关，因为他们有很多基本需求更值得关注，在许多地区电话也是鲜见之物。”

凯斯说，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合并，使世界最大规模的网络服务与传媒娱乐产品大生产商相结合，这项交易在今年完成后，将会成为世界占主导地位的传媒集团。但其未来的发展与其他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包括电视和流动电话，这些新技术可帮助穷国飞跃至网络世界。

凯斯强调，下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决定性的十年”。他说：“未来十年将使人兴趣盎然。网络从令人好奇之物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亿万人很快都会走上这条路，包括不发达国家。”

信息革命是否能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呢？现在还不敢下结论。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如果那些贫穷国家被排除在外，可以想像他们会有多愤怒。预期在未来，全球需要生产比目前的产量翻一番的粮食，还要为将增加的20亿人寻找安顿的地方。现在有几十亿的人靠每天不足2美元的费用■口，光有自由贸易并不能帮助这些人。对于发展中国家若居高临下地宣布他们不需要电子商务，或建议他们如果想从世贸组织中获益，就不能发展自己的电子商务，这是多么残酷，这无异于告诉他们不应该有电，不该有桥，不该有机场跑道。

达沃斯会场外的抗议与会场内的争吵，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人们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恐惧和焦虑。人们感到担心的是，一些行业和人群乃至一些国家，更不能适应所谓的“10倍速”时代的疯狂速度，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出现明显失速的迹象。

到2000年的世纪转折时期，人们明显地感到了速度在提高，在90年代已经有不少人有了这样感觉。在美国，新经济，即速度最快的经济。美国人看来，新速度的基础是“互联网”：互联网使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几乎即刻可以获得技术和最新的商业方式。美国式速度的另一个含义是亿万富翁的产生时间大大缩短。在70年代以前，产生一个亿万富翁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现在互联网使少数人在几年中就成了亿万富翁。

毫无疑问，速度在加快。在全球化和网络化名义下使不同的速度向最高速度的收敛，网络经济具有一种魔法般的力量，今天已经成了世界经济加速分化的催化剂。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正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趋势，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紧张和焦虑。

人们的焦虑不只是速度加快和速度的不一致带来的，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方向把握不住，不知道这么快的速度朝着什么方向。英国的商业哲学家查尔斯·汉迪描述了人们对未来走向何方的迷茫：“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混乱的时代，许多构架我们生活的东西正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有理性的人都会说‘减慢速度’，但是，我们能控制我们的行为吗？”

《东方主义》作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说：“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和人道方面，将要把文明的相互关系、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提到面前来。冲突文明、对话文明将成为两个重要议题。今天，一些人认为自己的权利是无限的，将其他所有事物的权利都踩在脚下，不予理睬。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人类将出现大问题。”

当然，也有国家没有参与激烈的争论，它们埋头于另一件事情。在印度的许多大城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充满活力的信息技术中心。它们将成为软件和硬件工业出口企业的投资场所。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出口已从几年前的几亿美元增加到约50亿美元，据估计，到2005年将超过300亿美元。

欧洲人抗议美国出口转基因食品  

信息技术正使印度由全球贸易中的弱旅发展成为信息产业的亮点。高科技已恢复了印度金融之都孟买的繁荣：外国投资者推动股票市场出现了历史性的跌停回升，投资资本家使印度又涌现出一批百万富翁，软件服务业正在成为推动企业调整和经济改革的一个动力。香港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经济学家维克拉姆·戈亚尔说：“印度并没有按照传统模式发展。它没有从最基础的行业开始，而是直接进入了电脑时代。”

参加本届年会的商界人士大多是世界500强的新老巨头，但一家中国企业的总裁引起他们的兴趣。海尔集团15年以来，以81.6%的年均增速格外突出，张瑞敏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讲。在本届年会，国家元首和企业巨子均认为“新经济”关系到企业存亡，国家兴衰。因此，张瑞敏对“新经济”有了更深刻理解：“何谓新经济，我认为应是以数码知识、网络技术为基础，以创新为核心，由新科技所驱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张瑞敏认为：“新经济是新冲击。网络将打破传统经济下以国界划分的经济区域，而使所有企业都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冲击。在由网络搭建的全球市场竞争平台上，企业的优势被无情地放大，优者更优，劣者更劣。打一比方，将互联网比做高速公路网，企业就像汽车，谁的车子好、技术高，谁就会跑得更快。但如果你不懂高速公路网的规则，车况又达不到上路的标准，那就只能望路兴叹。”

拿到上网的入场券是参与新经济最起码的条件。一个企业如此，一个国家亦然。

帕累托最优

(pareto-optimal)

帕累托(1948～1923)是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以关于群众与上层社会精英分子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数学经济分析闻名。他提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概述奠定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只要任何一个人有可能按自己估计的条件更加富裕，而同时使其他人保持在他们自己估计的原来水平上，就意味着没有达到社会资源分配的最佳状态。

世贸组织主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实际上是一个努力制定国际贸易博弈规则的过程，各国都想让自身利益最大化。当多边贸易谈判成为相互妥协态势时，就个体而言，谈判结局很少是帕累托最优，即没有一方能在使自己收益增加的同时，不使另一方收益减少。

西雅图会议

西雅图会议是自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的第三次部长级会议。世贸组织是一个永久的多边谈判论坛。WTO谈判可分为4个阶段，催化阶段、谈判前阶段、谈判和谈判后阶段。西雅图会议处在第二阶段，商定的议题将被作为第三阶段正式谈判的内容。

参加会议者各打算盘，美国希望降低工业品关税，在电子贸易中免征关税，并主张把最低劳工标准、环保标准列入谈判议题。欧盟继续把保留农产品的出口补贴作为谈判的既定方针，主张将环保标准、竞争的基本原则、食品安全等众多内容加入谈判议题，以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农产品出口国集团——凯恩斯集团15国，强烈要求欧盟、日本、挪威、瑞士等国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认为上述各国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进口市场的开放，取消贸易保护措施。日本联合众多发展中国家，要求重新讨论有关禁止倾销受补贴商品的规定。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该进一步落实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承诺：取消进口配额限制和削减对纺织品征收的歧视性关税。它们反对把竞争基本原则、环保标准、劳工标准列入谈判议题，主张将反倾销作为谈判的重点。

多元本地化

跨国公司正推动着人类历史上最迅猛的经济增长，当政府与意识形态的力量减弱，跨国公司成为世界上的新兴力量时，公众就希望他们表现出领导才干和责任感。

壳牌公司就因为破坏环保而受到广泛攻击，欧洲年轻人焚烧其加油站。如今，壳牌极力推动其环保形象。而像思科这样的新兴公司，也帮助联合国进行扶贫计划，树立良好公众形象。

可口可乐公司在去年比利时可乐事件中处理不当，该公司新的领导阶层提出了“多元本地化”的概念。他们认为，可口可乐已经完成了“全球化”，下一步是“多元本地化”，与各种社会力量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