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05)

（文 / 杜鲁 应明 单心汉 朱丽英）

犯罪电影

文 杜鲁 图 谢峰

罗伯特·德尼罗的演艺生涯简直就是犯罪生涯，在我看来，脉络是这样的——在《美国往事》中，他从一个街头流氓成长为一个帮派头目；在《盗火线》中，他打劫银行抢运钞车；在《老大靠边闪》中，他成了个略显苍老滑稽的教父。

一位心理学家说：“在许多成年男人心中，犯罪是一件具有美感的事，因为它意味着反抗权威、破坏秩序、挣脱束缚，这种以自由为代价的行为充满自由的美感。”

这句话可以用来解释我对犯罪电影的喜好，但是，我不喜欢《蛊惑仔》系列，这套电影里的年轻人不深刻，太帅。任何要把罪犯弄成帅哥的电影都具有欺骗性，比如布鲁斯南的《新天罗地网》，他偷盗名画太具有戏剧性，他还能把女对手哄骗上床，这会让人误以为犯罪是件简单的事，而且对女侦探、女警察丧失警惕。同理，周润发的《纵横四海》也是胡说八道，像张国荣那副模样只该去演《春光乍泄》，而不能去演罪犯。

犯罪电影一般有两种结局，一是罪犯被打死，如《邦尼和克莱德》；一种是罪犯得以逃脱，如《天生杀人狂》。罪犯逃脱给人以满足感，他们会去一家银行，取出一只大箱子，里面全是钱，这样的结尾太多，会让人觉得乏味。

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让到罪犯死掉，这并不是出于正义感。像《这个杀手不太冷》，杀手里昂是正义的化身，而警察被描写成邪恶之徒，然而，里昂还是死了。这里面有一股悲剧的味道，任何争取自由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所以罪犯要在影片结束时被乱枪打死。

老张

应明

做医生会有一些独特的体验。大多数人的辞世都是在医院里。面对临终者，医生们一边手忙脚乱地做最后徒劳的努力，一边真切地看到病人的眼神渐渐黯淡，气息慢慢细若游丝，监视器上跳动的心电波最终变成一根直线。照理一次次重复这样的体验会使人麻木，但在我却并不。每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我总仍感到一种震撼，毕竟看人谢世绝不是一种快乐的体验。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被打败了的沮丧，因为在我和病人结成的同盟与疾病的搏斗中，我们是失败者。

老张成为我的病人时才四十五六岁，身材不高，但很壮实，是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基建部门的负责人、省级劳模。因此一年中有大半是头戴安全帽出入在工地上。那年春节后，他感到右大腿根部走路时疼痛。拍了张X光片，似乎有点问题。请位专家看了一下，认定是良性病变，先观察观察再说。老张放了心，兜里装些止痛药就回了工地。等到老张住进我的病房已是3个月之后。X线片、CT等均提示右侧骨盆上的病变是肿瘤转移，而且其他部位也已有多处转移病灶。

老张仍开朗，尽管周身的疼痛常使他额头淌下豆大的汗珠。又3个月治疗下来，未见半点起色。我也黔驴技穷到只能以强止痛剂来暂时缓解他的痛苦，用静脉补液来维持他生命的地步。一天，他恳切地说：“这几个月过得简直连畜生都不如。我倒不怕什么，只是苦了我老婆。”顿一顿又道：“既然事已至此，你就什么招都使出来吧。”

可恨的是我实在无招可支，除了每天床头榻前嘘寒问暖，能做的越来越少。有天下班前去探望，他说要感谢我几个月来的照应，送给我一条金利来腰带。又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住的地方没电话，硬让我先将他的BP机带在身边，以防万一有事。事实证明老张远比我精明和有预见。当天傍晚，我刚到宿舍BP机就响了。等我匆忙赶回病房，老张已经昏迷。没过多久，他的呼吸和心跳也相继停止，老张走了。

老张曾提到这辈子用生命换来的教训：“要照顾自己；别迷信专家。”前者是说他工作上一直很玩命，虽然并不后悔，但善待自己于公于私都会大有裨益。后者当然是指第一次看病时专家过于自信的诊断，使他晚治了3个月。我将这话一直铭记在心，并努力身体力行。特别是有患者称我专家时，心中会暗暗自骂一句：“狗屎！”并觉着老张在天上正笑着我。

“绿手”答了个“黄狗合同”

单心汉

因工作需要，近日翻看了几本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书。其中之一是美国大学教材的中译本，蒙迪(R.W.Mondy)和诺埃(R.M.Noe)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组织翻译，1998年出版。此书在“工会”一章，介绍了美国早期的yellow-dog contract。《新英汉词典》里就收有这个词，解释是“以受雇工人不加入工会为条件的雇佣契约”。如此说来，yellow-dog contract应该译作“反工会合同”才对。它不是出自黄狗之手，而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资本家的发明。这里的yellow-dog并非指黄狗，而是指“反对工会”，其本义是“卑鄙可耻”。资本家害怕无产者联合起来，于是在招募工人时就以不参加工会、不协助工会的活动为前提条件。这样就在制度上使工人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劣势，很难有效地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

英文中表示颜色的词往往不只是客观地描写颜色，还带有很重的感情色彩。不注意这一点，就难免闹笑话。Yellow-词，本义是“黄色”，又指“胆怯的”、“卑鄙的”、“靠不住的”、“妒忌的”、“猜疑”等等。例如，Yellow Loods是指“阴沉的眼神”，而非“黄色的面孔”；Yellowbelly是“懦夫”、“胆小鬼”，而非“黄色的肚子”；Yellow dog是“卑鄙的人”，而非“黄狗”。英文的white，除了表示“白色”以外，还指“清白的”、“纯洁的”、“善意的”、“正直的”、“公正的”、“诚实的”、“吉利的”等等。例如，White lie指“善意的谎言”。

将这么多不好的品质与黄色挂在一起，又将一大堆褒义词加到白色的头上，真是不公平。至少对我们黄种人来说，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不过，话又说回来，白种人见了汉语赋予“白”的一些含义，也可能要难过好几天。我们将反动军队叫做“白军”，把丧事称为“白事”，形容一无所获为“白干”，给傻子取名为“白痴”，把占别人便宜称作“白吃白喝”。还有，鄙视的眼神叫做“白眼”，忘恩负义者叫做“白眼狼”，文弱者被形容为“白面书生”，阴险狡诈者被形容为“白脸奸臣”。从颜色歧视来说，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输给白种人。

还得说一句，white在英文中也可以表示贬义。例子不少。White elephant指“累赘物”，White alloy是“假银”，White feather表示“胆怯”，因为“白羽毛”是怯懦的象征。还有，White sepulcher指“伪君子”，White flag(白旗)是投降的标志。当然，中文与“黄色”有关的词汇也是褒贬皆具，不仅有“黄道吉日”、“黄金时代”，也有“黄色电影”、“黄脸婆”。

一掉书袋就得意忘形，差点忘了一开始就想说的道理：语言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即使是看起来最简单的词汇，翻译时也不能想当然。如果望文生义，“green hand”一词就难免不被译作“绿手”。 (本栏编辑：苗炜)

姓甚名谁

朱丽英

在德国，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被细致周到的种种法律规范着，起名字也不例外。新婚夫妻领到结婚证书的同时，也会得到一本烫金封面的家庭簿，其中几页排列出为你将来的宝贝儿女准备好的名字，而且严格按照性别分门别类，一边是女名，一边是男名，阴阳界限泾渭分明。所以从德国人的姓名上很容易辨别出陌生人的性别，不像中国人的名字。近些年随着“全球一体化”，年轻的欧洲父母也会给宝贝儿起个外国名字标新立异。这使得户口登记官大伤脑筋，不知此名属阴还属阳。为名字打官司的事情时有发生，法庭常常要请语言学家出庭作证。为了证明某个“舶来名”属阴性还是阳性，语言学家们就要从词源学到词语发展演变中考据，引经据典作一番学术报告。这是法官作最终判决的依据。在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之后，如今在布鲁塞尔爆发了一场“姓名大战”。一位年轻的母亲根据“星球大战”中一个角色的名字给自己的新生儿子取同名“Anakin”，却被当地市政府的户籍官以“该名字很可笑”为借口拒绝给予登记。这位坚强的母亲求诉国家检察院的帮助，力争儿子得到这个她所喜欢的名字，并扬言若得不到这个名字就要采取激烈行动，将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到市政府门前绝食。这场“姓名大战”尚未结果，年轻的欧洲父母拭目以待。

在德国，通常情况下姓名一经敲定，终生不得轻易更改。一生中只有婚嫁之时才有一次机会改名换姓。新婚姻法允许双姓并存，于是就有了双名复姓的大长名字。比如德国前任司法部女部长的名字长达30个字母，德语全部30个字母将好够用，如此长的名字着实令报刊编辑排版时伤脑筋。

过去我只知道德国有姓氏法，公民姓名如同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对其细节不甚了解。前些年给我女儿改名，从申请到批准走法律程序逾时两年，其间10岁的小女儿被政府部门请去面谈三次，以证实改名是自觉自愿而非家长强迫。最后终于收到一封厚厚的公函，内附一张467.35马克的账单，云：“根据联邦德国1938年修正的家庭法第1、3款及13a款，并据本州1987年9月颁布的姓名法第1款第2条规定，……等等，如果您支付此账单，才有可能最终获准在原姓名前添加一个复名Anna。”有了这番折腾，料您再不敢轻易改名换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