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民主的挑战

（文 / 杨效）

1989年11月9日

《华尔街日报》说，1989年11月的一个夜晚，柏林人推倒了柏林墙，东、西德实现了统一。自那个欢乐的时刻以来，差不多已有10年。这一事件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预言性质。今天，索尼公司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办公大楼就矗立在离柏林墙遗址只有一箭之遥的地方。

1961年8月31日黎明之前，坦克和步兵穿过东柏林，日出之时，东德士兵已拉起了一道铁丝网，社会主义统治区和资本主义统治区分隔了开来，很快，铁丝网就被水泥墙和电网取代。丘吉尔所说的“铁幕”在这里被一堵墙具象。

“20世纪的历史是战争与革命的历史。在这个世纪里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冷战可以看成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替代物。”日本神户大学政治教授五百旗头说：“但实际上，21世纪始于1989年。历史的波动在新旧世纪交替之前就出现了。近10年属于21世纪。”

美国人说，“冷战的胜利者是日本和德国”。因为冷战结束的1989年，日本的经济达到巅峰，当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5%。但更为简单的说法是：资本主义胜利了。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如此强劲？事实是，我们也不知道。原则性地解释为什么市场经济要比指令性控制体制更有效并不难。但是，本世纪50年代，实践中的实际优势似乎不如今天这样大。是因为技术吗？还是因为全球化？抑或是社会主义思想已那么疲惫不堪，以至于它已不能再激励人们克服这一体制所固有的缺陷了？我信奉哪种主义取决于我早餐吃些什么。”

他说，“显然，自由市场获得相对成功，或多或少地是民主社会推动了这种变化。”但克鲁格曼担心资本主义自身的固有逻辑可能给这个制度本身带来问题：“道德上的挑战是：如何让一个建立在自私基础上的体制牺牲个人理想主义和愿望。西方人还愿意再次为一项事业去牺牲吗？如果不，我们怎样在一个仍然危险的世界上勉强为生？”

1990年2月11日

在柏林那座长47公里，高4米的围墙倒塌之后，又一座墙倒塌了，那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之墙。

1989年9月，德克勒克当选南非总统，他逐渐减弱安全部队的势力和影响，而警察制度曾是前总统博塔对付政治挑战的“保险箱”。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宣布“非国大”合法化并减少新闻检查，接着他宣布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监狱中度过了27年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英雄。

1990年2月11日，71岁的曼德拉站在开普敦市政厅的阳台上向满怀期待的人民讲演：“今天，绝大多数的南非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是没有前途的。为了建立和平与安全，种族隔离制度必须在我们坚决的行动下宣告结束。我们组织的人民反抗运动及其他行动的最高顶点是确立民主。”

曼德拉没有被直至那天早晨才结束的监狱生活所屈服，他说：“我想重申一下我于1964年受审时写的一段话，它至今依旧历历在目。我写道，我为反对白人的统治而斗争，我也为反对黑人的统治而斗争。我憧憬着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所有人机会平等，和睦共处。”

1994年4月，南非黑人第一次被允许参加全国大选，1600万黑人和950万白人、亚裔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都走出家门参加持续4天的选举，民主诞生了。纳尔逊·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然而，与此同时，卢旺达种族冲突开始。柏林墙倒塌了，种族隔离之墙倒塌了，但在全世界人民心中又有其他的墙取而代之——在组成苏联的那些国家之间，在多瑙河和巴尔干国家，在中东，在俄罗斯与车臣之间。

1991年1月16日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曾向美国政界人士如此说：“世界历史将走向悲剧还是将走向人类获得拯救将取决于你们。”1995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结束长达20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莫斯科。

科威特人或许同意索尔仁尼琴这番话，1991年1月16日，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6个月之后，波斯湾地区又爆发了一场战争。1990年7月，萨达姆曾对美国人说：“你们的社会不能接受1次战斗死1万人的事情。”

得利于法国和苏联的技术，1990年时伊拉克已建成了一套高度先进、完整的空中防御系统，但他们低估了对手的技能和技术上的先进。1月16日的第一轮攻击是由F-117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发动的，攻击了各种指挥中心、通讯中心和电子系统。

在取得空中优势之后，伊拉克部队像“一只被拴住的山羊”一样挨打。一些空军策划者坚持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地面战役，一位退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在战后评论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地面战斗支援了空中战斗。”老布什总统凭借里根重建起来的军事力量打败了伊拉克。

对于里根，一句简单的评价是“他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1999年11月19日，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发表对外政策演讲，他把演讲的地点选在了加利福尼亚的“里根总统图书馆”，小布什如此评价里根：“他是美国故事中的一个英雄。这是一个关于一个人可以缔造历史的故事，关于存在活生生的魔鬼但最终勇气和正义赢得胜利的故事。我们生活在里根总统重建的国家中，生活在他帮助挽救的世界上。这是一个各国重新团结在一起而暴君们却无地自容的世界……”好在他不是在用如此肉麻的语言颂扬他爹。

老布什曾对世界做出美妙的预言，他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应该进行核裁军、民主化、市场经济的“和平分配”。但从过去的10年看，市场经济导致财富向美国集中，民主化使民族意识高涨，从而导致地区纠纷，核导弹也被扩散了。

小布什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我们维护一个重要原则——普通大众的才华和理想，他们的热望与爱好，应该得到自由的奖赏，得到和平的保护。我们在捍卫正常生活的尊严，顺从上帝与良知，而不是政府的生活尊严”。

值得警惕的是，哈耶克曾经这样说，威胁着人类自由的几乎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政治家们都有试图设计人类未来的危险。1994年，当波黑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时，北约产生意见分歧，美国要武装穆斯林对付塞族，英、法则抨击交战双方，一位联合国官员曾经做出这样评价：“我们都是同谋。”

在整个90年代，“阴魂不散”的萨达姆就是对理性的嘲讽。

1991年12月25日

德国出生的政治学家埃里克·沃格林把苏联式的政府称之为“存在代表制”，以区别于西方的选举代表制。在他的《生平反思》一书中，他说：“我发现，存在式的代表制是任何有效政府的核心，不论该政府达到自己的地位所借助的正式程序如何。这样一种政府如果得到人们的容忍，这说明它以或多或少适当的方式完成了任何政府都要完成的那些目标，如保障内部和平，保卫国家，管理司法，照顾人民的福利等等。如果这些职能履行得还差强人意，那么这个政府获得权力时所采用的程序也就变为次要的事情了。我发现，在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社会中，这种存在式的代表制形式还附之以一种奢望，即力图成为一种被我称之为‘超凡’式的代表制。我所说的这种超凡代表制是指与宇宙的神圣秩序相类似的政府职能的象征化。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象征性整体，可上溯到古代的中东帝国，在这些帝国内，国王既是自己臣民在上帝面前的代表也是上帝在臣民面前的代表。在这种政治秩序的根本结构内部，任何东西都没有变化，在意识形态的现代帝国内部也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政府所代表的上帝已为一种历史的意识形态所取代，政府现在是以革命的威力代表着这种意识形态。”

沃格林这段文字突出了苏联秩序和苏联权力的历史的、政治的、全球的形象。

西方人对80年代末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运动抱有怀疑，一个领袖怎么会渴望自己的权威下降呢？1990年，苏联开始裁军并从东欧撤军，苏联有可能入侵的威胁——欧洲45年的噩梦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向西方表明了他的态度。

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莫斯科的卫星政府消失了。然后是苏联本身的瓦解。1991年6月16日，叶利钦当选为前苏联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位总统。9月21日，在叶利钦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使一场旨在取代戈尔巴乔夫、重建苏联权威的政变以失败告终。被软禁80个小时的戈尔巴乔夫重返莫斯科时发现，满街都扔的是列宁的画像，在列宁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74年之后，在暴动中诞生的苏联在政变中消亡。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组成独联体并宣布苏联不复存在。圣诞节，作为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家的领袖，戈尔巴乔夫辞职。

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在《论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如果以为为夺取权力而展开的斗争或者为分享权力的好处而展开的斗争就是它们的本质、它们的终极意义，那你就不懂得具体的政治，不懂得政治人物，也不懂得政治哲学。其实，在渴望力量或财产的政治秩序中，力图证明自己地位合法性的那种愿望也是其内在的固有本质。”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戈尔巴乔夫的矛盾，他不想成为帝国的终结者，但也不愿使用僵化的国家机器。他知道“神化”政治秩序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却也无从证明“地位的合法性”。

1992年4月6日

联合国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当时的成员国有51个，1983年达到158个，目前成员国是185个。1990年至1998年，平均每年有3.1个新国家出现。

1991年，南斯拉夫陷入分裂。6月，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拒绝克罗地亚领袖梅西奇担任南斯拉夫联邦总统，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退出南斯拉夫。塞族军队随之开入克罗地亚。1991年9月，马其顿宣布独立。1992年4月6日，欧盟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独立，南斯拉夫只剩下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塞族人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残酷的一场流血冲突。

波斯尼亚人口中，穆斯林占41%，塞族人占33%，克罗地亚人占17%，它的政治中心是萨拉热窝，这座城市遭到了南斯拉夫军队和波斯尼亚塞族民兵的围困。

到1994年春，波黑战争死亡人数达到20万，其中85%是平民，难民达400万人。北约以空中打击相威胁，一再试图让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回到谈判桌上，但他们显得无能为力。

1995年11月1日，波黑交战双方在美国主持的代顿(美国俄亥俄州)谈判中就一项和平计划达成一致。然而，1999年3月24日，在南斯拉夫没能就科索沃问题达成协议，米洛舍维奇总统拒绝停止对科索沃阿族人的进攻之后，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空袭。科索沃的民族冲突是一种恶兆，1989年，那里的大批穆斯林就发动了反对塞族统治的暴动，塞尔维亚军队进入该省镇压。

在一种趋势表明联合国的成员国正在增加的同时，另一种平行的趋势却是对国家主权提出的质疑。国家越来越多，却意味着越来越少。国际法正在向干涉权、国际监护权、人权和有限主权等概念演变，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不承认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首要地位。

“在以新的法律理论为依据的‘干涉权行之有效’的概念被普遍化时，国家主权就在国家本身所不愿的情况下受到了破坏。”委内瑞拉《宇宙报》说，“强国可以用自己的实力让人尊重它们的特权，而要求主权以保障自己生存的正是那些弱国。”

1994年4月6日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乘坐的专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被击落。在此后的3个月里，50万卢旺达人被杀。

卢旺达的胡图族与图西族在历史上一直和睦相处，但在1916年，比利时殖民者给予肤色较浅的图西族人更好的教育和高级官员的地位，从而产生种族隔阂。

1959年，胡图族人造反，杀死2万图西族人，3年后，比利时准许卢旺达独立，并将政权移交给胡图族人，新统治者对残存的图西族人进行残酷的压迫。1993年，在经过与图西族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3年内战之后，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要与图西族达成和解。然而，当他结束两族和平会谈返回基加利时，强硬派的胡图族军队击落了他的座机，并把这一事件归咎于卢旺达爱国阵线。

配备大砍刀的胡图族士兵开始屠杀图西族人，但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部队取得了最后胜利。流亡的图西族人归来，而胡图族人开始流亡。

胡图族的教育官员让·皮埃尔·比兹马纳没有流亡，他相信了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安全许诺，如今，35岁的比兹马纳是卢旺达的教育部长，最年轻的内阁成员。他要面对的是30万个在战争中成为孤儿的学龄儿童。卢旺达90%的人没有工作，人均年收入180美元，平均寿命40岁。

比兹马纳说：“我们必须问自己，是什么使人民认为他的邻居想要杀死他。种族灭绝的根源在于殖民统治者把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分化为两部分。卢旺达的悲剧不是种族的，而是政治和经济的。”

他说：“我们必须理解建立在民族主义上的政治，它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我们要吸收我们历史上有益的价值观以激励人民，要用全球通用的价值观来团结人民。”

事实上，自90年代以来，种族暴力冲突的数量略为减少。美国和平研究所出版的《民族和国家》一书说：“1998年，公开冲突略有下降，从115起降到95起。”但是，发生在欧洲之外的冲突几乎被世人忽视，联合国驻刚果共和国人道主义协调员比尔·佩顿说救援者刚刚发现“世界上最大的没有记录在案的人道主义灾难”——两年内战使该国290万人口中有81万人流离失所。90年代最残酷的战争发生在塞拉利昂，在过去8年里，有500万人背井离乡，反政府游击队砍掉了数以千计平民的手脚。苏丹独立43年，在信仰穆斯林的北方与信仰基督教的南方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中，已经有150万人丧生。

如何让讲6701种语言的世界和平相处恐怕是21世纪也难以解决问题。

1995年8月24日

90年代并没有取得可以与原子的分裂(40年代)、晶体管发展(50年代)和登上月球(60年代)相提并论的成就，但它却更受高科技的主宰。

蒂姆·伯纳斯·李在《编织网络》一书中说：“网络与其说是一项技术发明，不如说是一项社会发明。我设计网络是为了社会效益。”

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估计，90年代亿万富翁的人数比80年代成10倍地增长。每个人都处在数字革命之中，“快速致富”是90年代高科技的深刻主题。

美国政论作家金斯利说，技术、民主和资本主义是90年代的主题。比尔·盖茨已成为一个文化偶像，就如同戴安娜一样。

90年代的10年里，微软公司的股票翻了近100倍。在这10年接近于中央的日子，1995年8月24日，微软推出Window 95操作系统。

盖茨的个人财富已达到惊人的1040亿美元，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数额。

全世界在接受盖茨这个偶像的同时，也接受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然而，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引发了90年代的某种困难或某种危机：1992年的英国，1995年的墨西哥和阿根廷，1997年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1998年是巴西和俄罗斯。

为跨国金融资本服务的思想家们宣布，革命思想失败了，人民对解放的愿望也不存在了。因为有了“全球化”。

人们或许并不相信索罗斯的预言——放任的资本主义和市场价值观向生活所有领域蔓延对民主与开放的社会构成威胁，但人们已经无法抗拒比尔·盖茨所说的事实——电脑使资本主义运作得更顺利。

1995年11月4日

1994年，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色列小说家梅厄·沙莱夫说：“这头命名为和平的熊还没有被打倒，但是他早已被剥了皮而且每个人都在用他的皮做外衣。”

1993年9月13日，在白宫草坪上，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握手，持续45年的战争双方似乎达成了和解。

大国为数不多的决定没准儿就会引起更多的战争的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既允诺近东的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独立，又许诺在巴勒斯坦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个民族活动基地。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1948年，联合国公布两个社区的划分，但阿拉伯人选择了战斗。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没有任何一方再能依靠互为对手的超级大国的对立来谋求支持。但1994年2月，巴以签署和平条约刚过去5个月，一名以色列宗教狂热分子在希布伦神庙枪击了29名朝拜者，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士兵对逃散人群的射击。8个月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组织——哈巴斯运动成员在特拉维夫的公共汽车上以爆炸自杀的形式炸死了23人。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参加在特拉维夫举行的和平集会，当他准备离开时遇刺身亡。

“任何人想开战都很容易，但实现和平却异常艰辛。”阿拉法特说。

战争的关键是态度——我们怎样看待意识形态，怎样看待国家利益，怎样看待自卫，怎样看待冲突的解决，怎样看待暴力，怎样看待人的生命。如果这些不解决，战争只是被延宕。哲学家约翰·杜威曾经说：“为了废除战争，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为什么我们在这方面毫无进展？如果真有一个露出狰狞笑容的魔鬼在注视人们笨拙的行为，看到热情又忠诚的男男女女们用加强导致战争的政治、法律制度去废除战争，他心中一定能获得最大的满足。”

人道主义的观点是，既然屠杀是被学会的，它当然可以在人的思想中被消除。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哲学。事实是，我们与一种“内在的进行大屠杀的变态心理”生活在一起。

1998年4月15日

波尔布特的部队接受洪森政府改编  

波尔布特死了。

这是一个略显生疏的名字，但是，在柬埔寨，如果一个小孩子深夜哭个不停，他的父母或许会这样吓唬他：“再哭，把你送到波尔布特那儿。”

波尔布特曾经无所不在，他领导的红色高棉游击队在1975年夺取柬埔寨政权，4月17日，游击队攻占金边，立即迫使全城200万人撤离，理由是美国飞机要来轰炸。波尔布特进城了，他相信，隐藏在200万人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被赶到了乡下，身边已没有威胁，但出于秘密工作的习惯，他把指挥部设在火车站一幢破旧的楼房里。从他当政到1979年1月被越南入侵者赶下台，柬埔寨城市人口被迫迁往乡村，大搞挖掘巨型灌溉和其他公共工程，受过教育的人遭到有计划的屠杀，据估计，他的政府造成约200万人因强迫劳动、饥饿、患病、受刑或被镇压而死亡。

失去政权的波尔布特在丛林中继续开展他的游击战。所到之处必引起当地人的极大恐慌：波尔布特来了。

4个政党、4股军事力量使得柬埔寨近30年的历史错综复杂，但正如西哈努克所说，波尔布特已成为阴森恐怖的代名词。

1992年3月2日，联合国开始在柬埔寨实行维和行动，但红色高棉拒绝裁军，拒绝和平进程。1997年6月，红色高棉另一位领导人宋成秘密与洪森政府会晤，此举激怒了一天24小时都在想着革命的波尔布特，他命令枪杀宋成夫妇及其9个子女。红色高棉分裂了，哗变的军队逮捕了波尔布特，但他没有遭到审判，在安隆汶的一间小木屋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0个月。

法国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认为，19世和20世纪的思想和行动，是由人性解放的观念支配的，科学、技术、艺术和政治自由的进步会把全部人性从无知、贫困、落后、专制中解放出来，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产生于这个源头。

但无法解释的是革命家为什么沉迷于暴力。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来说，杀掉一个贵族，把一个吉伦特派成员送上断头台，溺死一个牧师，都是拯救人民的步骤。马拉说，为确保人类幸福，有时一天要杀5万人，有时一天要杀27万人。

波尔布特政府的监狱已成为柬埔寨种族屠杀纪念馆，这个学识渊博、具有个人魅力、残酷无情、神秘莫测的革命者死了。他想建造一个民族国家、恢复“吴哥王朝”辉煌的努力终结了。

1998年5月21日

1998年4月下旬，骚乱在印尼开始。其直接起因是东南亚金融危机。5月11日至17日，堪称印尼30年来最黑暗的一周，暴乱的最大受害者是印尼华人，他们的商店被抢，房屋被毁，妇女被强奸。席卷全国的暴乱导致近500人死亡，5月21日，苏哈托总统被迫下台，让位于副总统哈比比。一年半之后，瓦希德通过选举成为印尼新总统，印度尼西亚开始了它走向民主大国的努力。与此相伴的，是东帝汶和亚齐争取独立，在极权统治下维系的多民族国家梦想难道会随着民主的到来而破灭？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考验一个社会是否民主的真正标准是看它能否顺利地实现政府的更替。然而，印尼的现实是，满足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独立的要求却成为对民主的考验。

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他的著作《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说：“我认为，民主进程是一场漫长的而且必然是没有止境的斗争，旨在进行三项密切相关的事情：“1.对专制统治者加以控制；2.以公正合理的统治取代专制统治；3.使基本民众在进行统治时分享统治权。”印尼的问题是，在专制统治刚被加以控制时，民众就要求分离统治权。

西方人称赞印度，因为它在挣脱外国统治的亚非国家中50多年来一直实行民主制度，“处在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海洋包围的印度，一直作为自由民主的孤岛傲然屹立”。印度所缺的只是一种技术——一杯水一碗土就能变成粮食的技术。所以，民主似乎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

然而，又有许多人相信，有了民主，一杯水一碗土就能变成财富。

美国学者泰勒·布兰奇说：“复兴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初入20世纪时犹如一个兴高采烈却又孤独、幼稚的孤儿，而今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却已变得像一个被人冷落的寂寞祖父，对所得的种种胜利屡屡表现出一处倦怠无谓的神情。”

印尼始于骚乱的民主早已被怀疑——东欧国家对自由选举的欢呼不久便被对商店中空空如也的货架所发出的抱怨声替代。“新世纪中，政治教训将从民主人士身上得到，就像旧的教训从国王们身上得到一样。”

民主光临，对于未来政治秩序的辩论宣告终止，民主政治对自身的挑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