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我们愤怒过了

（文 / 申宇红）

1999年5月8日，美国的5枚导弹把中国人的愤怒推向了这一年的高潮(娄林伟 摄)  

早就听说日本有专门的发泄公司，在公司里憋了一肚子气的小职员下班后到这里，冲着肥头大耳的老板画像破口大骂，然后再回到公司若无其事地俯首帖耳。有报道说，今年南方一些城市里也开始出现这类营生，而且生意相当红火。

这就是生活。人们需要宣泄，因为生活中的每一天人们都在承受着生活的挤压，经历着不公和震荡。1999年新年的钟声意味着从那一刻起往后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都得自己掏腰包了，但公费医疗的取消并没有给医药费“退烧”，卫生部的官员说，是公费医疗制度抬高了看病吃药的价格，可现在一个小小的感冒仍然需要上百元。今年9月，国家终于下决心一刀切地取消福利分房，看着公家人突击分房，商品房宁可空置也决不降价，寻常百姓掰着指头算一算，一辈子挣的钱不吃不喝也不够买上一套房子。媒体愉快地报告“我国贫困人口已减少到4200万，但下岗职工每年仍以300～500万的速度增长——厂子倒了，几十年几辈人辛辛苦苦劳动积攒的公有资产突然一个子儿都没了。今年夏天北京一家报纸差点引起众怒，因为报纸说下岗工人太懒，不仅厂子失去了技术创新和劳动效率，“而且自己也找不着出路”。

然而，愤怒之后的人们还是要“从头再来”。1999年，和往常一样充满了灾难和恐慌、贪婪和丑陋，也充满了竞争和财富，只不过变化更快、更剧烈了。现代人比他们所有的前辈更懂得去忍耐，文明的理智告诉人们，那些是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北京电视台曾经做过一期外地人在北京的谈话节目，他们历数飘在北京所遇到的种种不公：老板肆意的压榨，房东毫无道理的抬价，操着外地口音的父母在公共汽车上看到的白眼，甚至在节庆的好日子里被遣送回家……不过他们和500万外地人一样义无返顾的选择了这座让他们受到屈辱的城市，屈辱成了每个有理想的人必须交付的成本。

当然，无论从生理还是从心理上来说，宣泄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这宣泄更多的是由眼睛来完成的。看了满电视搞笑的娱乐节目，还可以看看画报上的内衣模特、明星艳史，这是一种快乐的宣泄；还有焦点访谈每天播出一个社会丑恶的“批评性报道”，《南方周末》每星期披露一个贪官污吏，这又是一种“公道自在人心”自慰的宣泄。事实上，人们愤怒和不满的宣泄已经成就了商业上投其所好的机会。

1999年，我们也看到了火山爆发一样的愤怒。5月8日，美国悍然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5枚导弹把1999年中国人的愤怒推向了这一年的高潮。数以百万计的学生们走上了街头，农贸市场里的鸡蛋被成筐买走，被鸡蛋、墨水瓶和石块砸得“弹痕累累”的美国使馆门前，克林顿的画像和美国国旗在欢呼声中化为灰烬。互联网上也充满了怒不可遏的辱骂，白天里文质彬彬的公司白领用网络寻呼机招呼着向白宫和美国大使馆的网站扔去一枚枚“黑客炸弹”。压抑已久的世纪末情绪终于在怒吼声中得到了一次性的发泄。

没有人能否认这次大爆发中的偏执情绪，但难道这种偏执是异常的吗？温文尔雅的宣泄，快乐也好自慰也好，都只不过把愤怒埋进大脑的深处，肆意淋漓的宣泄像狂欢节一样可遇而不可求，我们缺少的只是一个触点。

同样不算异常的是，这之后一切迅速恢复到了往日的平静。使馆门前办签证的队伍继续加长，麦当劳、肯德基在短暂的萧条之后又迎来了盈门的顾客。“美国人最坏，可麦当劳最好吃。”一个7岁小孩说。“面对可乐，你怎么办？”一位北大学生面对着校园里的这张海报，看看手中的可口可乐幽默地一笑，“那就喝呗。”

“你可以拒绝麦当劳，但你能拒绝互联网拒绝微软的软件吗？你可以拒绝可口可乐，但你能拒绝中美贸易往来利益上的诱惑和实惠吗？”互联网上的一份帖子写道。

这不是麻木和健忘。愤怒是一种激情，发展更需要理性。生活显然不能每天都是狂欢节，人们更需要常态的生活。但就是有些丑陋的嘴脸喜欢不断地捣乱，这一年最让人气不打一处来的还有“二李”，一个李洪志，一个李登辉。看了李洪志利用法轮功犯下的斑斑罪迹，看看几百名法轮功信徒人亡家破，愤怒之余，人们忘不了苦苦思考，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被荒诞不经的邪教蒙弊，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教授、年轻学子。7月8日，李登辉终于忍不住揭开了狼子野心，敢冒天下中国人之大不韪悍然提出“两国论”，而且至今拒不改悔。没有人能容忍分裂祖国的妄图，随后的几个月里，几家报纸不失时机地出现了醒目的通栏标题：“若……，大军必挥师直取台湾”，“……直捣李登辉办公桌”，“台风季节攻台良机”……这使他们的销量翻了又翻，报纸的名字如口号一样响亮。在这样的口号之中，人们也感受到一种宣泄。

1999年，我们愤怒过了。在理性的目标中，愤怒只是一个过程。不过，有了愤怒这个过程，从理性到愤怒再到理性就不会是一个重复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