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经济，新语言

（文 / 罗峪平）

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罗峪平/1999年12月15日

年终岁末，世界仍不平静，从政治到经济，场面混乱，声音嘈杂。

世贸组织第三次部长会议在西雅图以失败收场后，美国贸易代表兼会议共同主席巴尔舍夫斯基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她说，美国总统克林顿所期望的繁荣与自由贸易的新时代，看来前景暗淡。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则在一项声明中警告说：“新一轮谈判拖得越久，贫穷国家的损失就越大。”据外电今日报道：俄罗斯军队继星期二无视欧安会主席的停火呼吁，继续轰炸车臣首都格罗兹尼之后，于今日进入这个城市。据信，尚有4万人被困在城市中，面临断水断电的威胁。本月早些时候，刚刚出院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虽然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仍然显得十分虚弱，但却在与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会见之前，意志坚定地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俄军在车臣采取的军事行动，他说：“克林顿先生想必暂时忘记了俄罗斯是一个核武强国。”而克林顿则马上反唇相讥，他在稍后的一次国内会议上说：人们也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世界经济强国。

对于美国是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的事实，大约没有太多异议。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也许是美国在20世纪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很多人相信，世纪末，美国经济中出现的持续百月的高增长、低通胀，以及低失业率，经久不衰的旺盛消费等等，“新经济”功不可没。但是，也有人对美国政府和学界关于“新经济”发布的言论和数字不以为然。英国《经济学家》近日发表文章，再次点名批判新经济，指称所谓高科技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骨干的说法属于夸大其辞，是因为统计失真而导致的误解，实际的数字规模远比大众想象的要小得多。文章举例说：美国商务部在10月28日公布的美国第三季国内生产毛额统计新数据为新经济提供了支持。从这开始，美国政府把企业花费在软件上的支出视为投资(在此之前这一项目被纳入成本)，这明显地是把信息科技投资的规模拉大，提升了近年来的增长率。文章要读者小心“统计学上的地雷”。“新经济”还常常被美国人用来说明本世纪以来最高的股票市值。但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生产率的增长。更高的生产率增长才真正意味着经济的长期高增长。研究经济增长绩效的一流专家，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教授发现，1972～1995年与1950～1972年相比，美国非农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在持续下降。虽然其中计算机生产的增长率是一个例外，它由1972～1995年的每年18%上升到1999年后的每年42%。但是他说，计算机带来了生产率奇迹，只是通过计算机本身的生产！另一位知名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不那么新的经济”的文章中如此写道：“计算机为车间生产带来了革命，但是，对美国经济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多少影响。”哈佛大学的戴尔·乔治森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凯文·斯蒂诺也在他们的论文中阐述了为什么信息处理技术的投资对生产率的提高影响微乎其微。最根本的原因是，计算机仅仅简单替换了其他形式的投入，特别是资本的其他形式。然而，作为整个经济，由一种资本形式替换成另一种资本形式，并不一定能提高生产力。他们说，当今美国的生产率，比20年前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情况也许要强些，但与1973年前的黄金时代相比要差得远。乐观人士可以认为，美国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方式，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按照传统经济学观点，人们还没发现其在生产率提高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

尽管有不少经济学家相信，面对新世纪，尤其是面对“新经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已经失灵，美国以“新经济”为龙头的经济现象正代表着经济学的再造，世界经济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都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围绕其展开。但更多的，包括美国国内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们却认为，就在“新经济”的光芒使人眼花缭乱的当儿，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严重地泡沫化了，而整个世界也正处于经济衰退期的临界点。多年来，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巨额贸易赤字的基础上，是由日本、欧洲、东南亚、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大量资金注入维持的。

不知读者感觉如何，反正面对如此庞杂的“新经济”理论丛林，我的判断力受到了严峻挑战。但我愿意引用与格林斯潘齐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伏克尔对美国经济现象从内部进行观照的一段话，来重建我关注经济的信心。他说：现在全球经济仰仗美国，美国经济仰仗美国的消费者，而美国消费者则仰仗股市。股市靠50只股票支撑，而这50只股票当中有一半还不曾赚进一分钱。在这里，不用任何理论，美国经济严重失衡并危如累卵的情势已经跃然纸上！

在近日举办的“2000年中国经济形势预测暨‘新经济’理论研讨会”上，中国学者也开始对“新经济”发表言论。他们似乎没兴趣仅仅把“新经济”作为发端于美国的一种经济现象来加以考察，而是把它泛化，并嫁接到中国本土来讨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刘军宁认为：新经济意味着要给人更多的自由，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中国，以传统方式发展工业化至今为止并不成功，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成本。中国的制度成本为什么这么高？问题在于，不是中国人太笨，想不出好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好办法拿出来没有被采纳。换句话说，决策部门考虑的核心问题不是政策的合理性，而是决策部门的利益。中国科学院康晓光认为，“新经济”时代的很多产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的创造性，而人的创造性与一个制度提供给他的自由空间是相关的。他说，今后10～20年，中国社会领域将发生深刻的变革。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离不开发育正常的市民社会的支撑，而真正的民主社会如果脱离了市民社会也不会有效地运转，所以社会领域的改革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育必需的制度支撑。

针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学者们的意见也许切中时弊。但我觉得，他们的叙述语言却稍嫌老套。如果说“新经济”已经使古典经济学受到挑战，那么对于中国改革的理解和描述是不是也碰到了相似问题呢？游学海外的林春女士最近在一篇题名《教条突破与制度创新》的文章里认真谈论了这个问题。她提到通过分析中国的经验，利用但又突破当今似乎势不可挡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际可能。她说，由于中国的改革很难用常规理论解释，因而应有革命性的重新思考。旧有的语言叙述和论争结构容易对开放的视野和解放性思维造成局限，因此有必要对意识形态的两面作用有更多的警惕。她说，一系列的概念混淆至今尚未得到澄清：“社会主义”即同于中央集权体制，“民主”非西式多党政治不可得，“市场”必须是全方位的“自由”市场，自由的或完全的市场等于“产权明确”，产权明确意味着私有化，等等。……许多人厌恶“新权威主义”的东亚模式，向西方寻找真理，却看不到相比于中国的改革实践与探索，20世纪末的西方正处在彷徨沉闷的历史时代，找不到走出“终点”的突破口。正是与东亚模式亦大相径庭的今天的中国，尽管困难重重，问题成山，才是有希望发展创新的广阔天地。制度创新，还需要大的思路。比如什么是解决失业问题更根本的办法，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民主”？中国改革所追求的是“现代化”吗？谁做判断？谁来评价？历史既没有“必然”的方向，也没有不可超越的阶段和定式。“历史终结”论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凯旋曲，不如说是其知识精英别无选择的无可奈何的心声。也许在开放的历史中，任何更有包容性的文明的本质也是开放的，也许再不会有什么四海皆准的“范式”了。

让我以张木生先生最近的宏文《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中的结束部分作为本专栏本年度本世纪的总结吧。在我看来，张先生的文章用新语言叙说了中国面对新世纪的紧迫感：“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在国际大环境中求发展，要有一颗平常心。要丢开穷汉发财的幻想，丢弃重做老大的强国梦，丢弃在古与今、中与外之间总是摆不平，不断地‘开方’、‘支招’、‘玩命开发’的‘竞争意识’，丢弃心态失衡之中的幻听幻觉。一百年来，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发展，不仅是闭关锁国，而且对于西风东渐，简直是‘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上吐下泻，东试西试，随机偶合。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但经常是求荣得辱，欲益反损。祖宗、山川、人口都是历史给定的条件。应该直面看西方，直面看中国。‘挑战’、‘机遇’、‘千载难逢’已成为宿命的怪圈，挣扎在‘崇洋与排外、自卑又自大’的怪圈之中，是一种现代迷信。中国也好，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好，都不可能以‘白纸’去接收现代文明。中国既不用一阔脸就变，也不用一穷志就短，中国的事要办好，需要不急不躁，不等不靠，扎扎实实地去做。中国的事没有办好，有远因有近因，包括别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对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缺乏紧迫感，包括应该给予非国有企业一定的融资渠道，包括国土整治，重整山河的调水工程，包括全面开发大西部，包括产业结构的重组与调整，包括中国的城市化。历史是超越生命的科学，只要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像一位老专家说的那样，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用市场制度激励群众，用民主制度团结群众’，就会发现中国离现代化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