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乡村

（文 / 罗峪平）

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 罗峪平/1999年11月16日

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的问题实际上是农民问题。而50年前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无独有偶，现代中国命运的第二次转折——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发端。时至今日，中国农村怎样了？世纪末，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前景是光明还是黯淡？

问题的提起，自然和宏观经济形势有关。近来，为克服通货紧缩并保证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启动国内需求与启动农村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两个问题越来越频繁地捉对儿出现。经济学家们开出的一剂剂热得冒烟儿的猛药，让人们一时间觉得农村市场的启动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复苏的唯一机会。甚至一些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投资者也自诩精通地说，中国农村是一个最后的大市场。谁能有效进入，谁就是未来经济世界中的赢家。但当世人都把眼睛盯住农村的时候才发现，这里充其量只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尽管继1998年农业生产已经出现第五个丰收年，但是中国农村就业和农民收入下降的问题却日益严重。进入9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年平均增长10%，粮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高于天花板。据匡算，目前我国小麦、玉米、大米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二至七成。不仅造成全面卖难，还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成为中美世贸谈判中有关农产品专卖问题一度僵持不下的背景。现全国库存4700亿斤商品粮价格几乎达到每斤1元的程度。为此，政府财政补亏约1800亿元、银行挂账超过2300亿元。但库存商品粮的价格将继续每斤每年增加0.2元。所以各地政府只能继续大幅度减少收购量。去年，虽然增加了9%的蔬菜种植面积，但蔬菜价格也下降了9%。由此而造成的农民收入减少可想而知。虽然现在提出农产品品种和质量结构调整，但如果全国3/4的人口，也就是9亿农民，继续维持半自给自足的状态，整个农产品市场的容量显然十分有限。乡镇企业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效益下滑，不仅无法吸纳新增劳动力，而且在产权改造同时连续两年出现排斥就业现象。还有，农业发展融资困难，农村资金长期呈现净流出，高利贷泛滥并与权力结合，城乡差别与贫富差别越来越严重。此外，从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来看，我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2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1/3。水资源人均占有相当于世界水平的1/4。现已被列为全球13个贫水国之一。这些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期障碍。

农业部部长陈光耀10月份向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汇报情况时说，尽管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今年上半年中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近千元，考虑价格因素，农民收入比去年增加了4.7个百分点，但是，粮、棉、油、糖料、蔬菜价格的下跌，仍导致了农民收入的减少。另外，由于存在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不旺、乡镇企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减弱、中国城镇化建设滞后、农民负担较重等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消极因素，政府必须在今后从多方面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并减轻农民负担。一位资深农村问题专家评论说，在中西部地区，县、乡工业几乎全部亏损，农民上缴的税费成为不仅是乡而且是县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为了保住县的基本开发和事关领导业绩的工程，县、乡政府还是要摊派各种税费。他说，与往年相比，农产品价格下降，乡镇企业就业减少，外出打工的劳务价格实际也在下降，除了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一些就业机会外，找不到收入增加的原因。所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实际低于4%。尽管农业部目前计划采取多项积极措施，但许多事情并不在其管辖范围内，譬如小城镇建设、农产品流通等。他说，从各种因素分析，农民就业和收入下降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改善。

从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出发，伴随社会进步与现代化发展，农业占整个国家GDP的比重应当越来越小。从历史上看，许多发达国家确实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一比重由原来的50%以上锐减到5%。不少国家现在已经低到1%。此外，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到非农业部门，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5%，制造业占25%，另外的70%是在服务业找到工作机会。与此适应，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一般都达到70%以上。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我国农业占整个GDP已由建国初期的50%，改革开放初期的28%降到了现在的18%。工业、建筑业占49%，服务业回升到了33%。但专家们认为以上数字表明，我国农业所占份额仍然偏高，服务业经济很不发达，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仍然没有完成。所以，在经济界讨论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问题的时候，“城市化”就成为一个热门词汇。

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几年前就提出由国家财政出钱，搞一场大规模的“新农村运动”。在最近一次经济讨论会上，他又老调重谈，说应该从改造农村水、电等基础设施人手，改革农村生活条件。林毅夫说，现在60%的行业生产能力过剩40%，过剩程度接近1929年美国大萧条。到哪里寻找对这些过剩生产能力的消费需求呢？只有农村。林毅夫举例说，如果农村水、电等基础设施改善了，每百户电视拥有量提高10个百分点，现在的电视产量就能全吃下去，对经济的拉动由此可见一斑。开展“新农村运动”不仅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符合改革的总体目标。尽管林毅夫描绘的前景十分诱人，但是另外一些专家提出“靠什么来实现”的问题。农村什么都缺，但最缺的是钱。这几年农村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正在减少。尤其是农民的收入中，现金收入只占一部分，除去各种负担，可用来购买工业、生活用品的钱相当有限。农民兜里没钱，一切美好设想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即便国家财政拨下去钱，现有的管理体制不改革，水利、电力、道路等各个部门为了自己的垄断利益打乱仗，甚至不惜互相拆台，到底能见到多大效果实在令人生疑。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杨雍哲说，农民收入不高，但9亿人口不是铁板一块。据他分析，经过改革开放，现在农村大概3亿人比较有钱。有钱人无非是想两件事：生活得更好，赚更多的钱。而加快小城镇建设正好可以满足这两条需求：生活环境美化、就医、子女上学方便，更多的投资机会等等。把对农村水、电、路的投资集中到小城镇，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将产生巨大的张力。但为什么政府方针出台10个月来成效不明显？说明门开得还不够大，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滞后，还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刘福垣的观点更加明确，他说，城市化滞后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的所谓过剩，是相对于农村极低的消费水平而言的。现在要做的是看看路子对不对。只要路子对了，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六股真气乱窜，反而会乱了方寸，事倍功半。

不知道刘先生“六股真气乱窜”的说法是在批评经济学家们对农村发展建议的莫衷一是，而更愿意强调“城市化”是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描述农村改革由于系统之间的不协调而担心其前途难测。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温铁军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目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归结为：“实行‘大包干’在农村中形成小农经济以来，各种长期积累的矛盾正在国民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背景下释放出来。”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切中要害的。专家意见也好，农村现实也好，似乎都无法避免这样一条规律：现代国家农村发展的过程就是传统农村和小农经济消亡的过程，是逐步减少农业份额、逐步消灭农民的过程。

一年多前，我曾对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的邓英淘教授作过一次专访。当时至少我还不太熟悉农村城镇化的观点。他对我解释说：“我说的进城，不是民工涌入拥挤的大城市，不是农民成为大城市的边缘人口。而是进入新建或扩建的城镇，是从农业流程中摆脱出来，是在新的城镇生活方式中产生的第三产业中成为就业人口。按照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的城镇人口将近少了两个亿。我们的城镇不仅总规模不行，而且水平相当低。如果政府的投资方向能够调整到扩大城镇规模和提高城镇公用事业水平上来，光城市公用事业这一个行业，就可以多容纳1600万就业人口，整个第三产业可以多吸收5400万就业人口，进城的农民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供给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之所以旧话重提，不仅因为这段解释在今天看来仍然深入浅出，而更有意思的是邓英淘预言般的观点，他说：在我看来，如火如荼的信息产业的革命是大批量生产方式或者说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最后一搏。到下个世纪20年代，信息产业时代就过去了，将进入生物产业的时代。人类将主要利用生物技术重新转入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这些可再生资源是人类从古代农业社会就开始使用的，如阳光、水、土地。由于它们分布基本均匀，不需要大规模搬运、交换和流通，生产过程会日益小型化，它能在很小的地幅内，实现自给自足的复合循环生产。邓英淘认为选择这种非西方经典的新型发展方式是中国和所有后发展国家在新世纪中的唯一机会(见《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第12期)。我不知道邓英淘的预言是否能够实现，但当我意识到，当我们谈论“最后的乡村”的话题时，除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至少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在很小的地幅内，依赖可再生能源的，循环往复，自给自足的田园式生活，我就感到极大安慰。

近日，在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讨论中，邓英淘又从物理学角度提出一个悖论：任何系统的稳定是靠摩擦维持的，但是，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谁不降低摩擦，国际资本就不来，本国资本就流走，谁就既没有税源也没有就业，就玩不下去。然而，所有国家竞相“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降低资本自由流动的摩擦，摩擦趋近于零，结果必然是系统的稳定性趋近于零，是系统的崩溃。

在中美签署了世贸协议，中国已经跨过“入世”的最大障碍之时，这种议论听上去充满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