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说我的房子好

（文 / 吴小东）

(娄林伟 摄)  

邓智仁：做房地产顾问，我没有对手！(任波 摄)  

穆良买房的故事——“还是把房退了吧！”

在彼岸科技公司做主管的穆良看中了北京亚运村北10公里的一处物业，他说：“无论是价格，还是他所推出的概念，都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这就是位于北京昌平的一个家庭农场，1999年8月19日打出的广告是：“回归田园生活，尽享人生清逸。住房+温室+庭院。”这里的住房全部是70到130平方米的平房，每处住房配面积100到近400平方米的温室和一两百平方米的庭院。按推销人员的说法是，足不出户即可采摘圣女西红柿、樱桃萝卜、太空大椒等四季蔬菜，再有绿草茵茵、微风拂柳的花园，让人真正享受静谧恬淡的田园生活。按家庭农场提供的自8月20日起实行的价目表，最便宜的一套仅26.91万元，最贵的也不过56.25万元。这比最初的价格已经上涨了15%。家庭农场位置并不偏远，从亚运村向北仅半小时车程，紧邻大社区和龙脉温泉，有购物中心，离景山学校分校也很近。

穆良和家人多次去看房，还交了500元定金。在最后阶段，他带了一位懂行的朋友实地考察，这导致他最终打消了买房的念头。

穆良的朋友最先质疑的是工期。发展商许诺9月30日入住，可当时许多房子顶上没加盖，又看不到工人干活。随后发现房屋质量、付款方式、协议书等都有很多疑点。最让人担心的是这个项目批准的时候不是房地产，而是一个农业项目，连建筑开发许可证都没有看到。这样，以后如果发生诸如面积、质量纠纷时，购房人的利益根本无法保证。

穆良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位朋友帮忙。事实上，留心一下报纸广告，已经有许多律师事务所推出购房代理业务。而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1998年，关于住房的投诉已经上升到所有消费投诉中的第二位。

很难说北京有多少个像家庭农场这样的房地产项目。

在北京房地产界一直流行着一句话：“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策划。”与此对应的是房地产项目策划和操作过程中的“做局”。房地产界人士认为，房地产业概念重于专业，因此，金融一条街、西单、王府井、西客站、玫瑰园等等，直到目前的中关村，一个个都被当作房地产的地域概念被房地产发展商炒来炒去。

尽管不断有房地产界业内人士对这种说法和做法表示反感，认为这样炒作房地产，把房价炒高了，把顾客炒怕了，最终受害的是市场。但是大部分房地产开发商直到今天仍然把炒作视作占领市场的重要手段。

一件小事 一通大炒

最近，一件行业内的小事情就在北京巨大的房地产市场中掀起了波澜。

1999年8月下旬，北京两个房地产项目之间销售人员的跳槽行为引发各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包括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在内的几十家媒体进行了追踪报道，竞变成一个爆炸性新闻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北京东部一个房地产项目“现代城”的4位销售副总监及其部下共23位销售人员集体倒戈，投奔到了一路之隔的另一个房地产项目“中国第一商城”的旗下。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8月20日，也就是现代城6号楼开盘销售的前一天，现代城6位销售副总监中的4位和现代城的竞争对手中国第一商城签署协议，同时带去了现代城6支销售队伍中的4支，为此，4位销售副总监分别从中国第一商城获得18万至25万元人民币的补偿金。据悉，原利达行老板邓智仁在这次幕后整体策反中起了关键作用。

毕竟，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受到媒体广泛关注很难说不是一件好事。因此，有人得出结论，认为此事件的各方都得到了实际好处：现代城老总潘石屹借机清理了队伍，原利达行老板邓智仁重新获得了新闻媒体的注意，抬高了身价；而4个跳槽的销售副总监，除了每人得到一笔补偿金之外，还得到了房地产销售人才的形象，有继续被别的公司高价猎取的机会。至于中国第一商城，据邓智仁估计，此举至少带来了300万元的广告效应，23位跳槽销售人员能带来100多位客户看房说价，而且还节省了一笔销售人员的培训费。

这件被媒体争相暴炒的事引起了公众注意。有人说，参与各方就是要以此来挑逗公众的兴趣。

房地产界一位比较清醒的人士却看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他说：“这件事的炒作会搞垮北京的房地产市场。”

邓智仁：房地产就是要炒作，这有什么问题吗？

潘石屹：希望邓智仁不要重蹈玫瑰园的覆辙  

邓智仁是北京房地产界的一个传奇人物，曾经创造了北京房地产销售的多个奇迹。1995年万通新世界广场一个项目的销售为他赚进了将近1亿元的佣金。后来，邓智仁代理销售的西单国际广场创造了北京的写字楼销售单价纪录。最多的时候，邓智仁不但手头代理着几十个项目，而且不断有开发商要求邓智仁代理销售项目，如果代理佣金不超过3%的话，邓智仁连谈都不会和他谈，可谓红极一时。不过，邓智仁在他苦心经营的玫瑰园项目上一败涂地，也可以说是邓智仁的“滑铁卢”，他不但赔进了全部积累，而且至今债务缠身，邓智仁曾经为此称自己是“全北京最失败的人”。

如今，邓智仁仍然在北京，仍然做房地产顾问，仍然在替别人卖房子，他对此的解释是“房地产赚钱太容易了！”

邓智仁显然对成功挖走了现代城三分之二的销售队伍十分得意，看得出来，他更得意的是继玫瑰园事件后他又重新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他坦然承认这是一次炒作，在他新代理项目的办公室里，邓智仁对记者说：“房地产就是要炒作，没有人知道你的房子，你卖给谁？就像我，不管我怎么样，知道我的人越多，请我的人越多，我就越值钱。”有人说在现代城销售的关键时刻暗中策反它的整个销售队伍违反行规和职业道德，邓智仁对次没有丝毫的愧疚，他说：“现代城离开的销售副总监都是我在利达行时的旧部，他们再次投奔我，说明我的个人魅力显然超过了潘石屹。在商业竞争中，没有道德可讲，我们都要按政府制订的游戏规则来玩，如果我违法了，你可以去告我。靠道德约束市场竞争根本不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懂什么叫竞争，他们不会玩这种游戏。”

现在，和他协助挖人的中国第一商城这个项目相比，邓智仁更愿意业界注意的是他自己，他宣称他做房地产顾问没有对手：“房地产商会因项目的失败死掉，我不会，因为我是专业人士，我有香港和西方的经验，加上对内地的了解，谁也没法和我比。比如说，现在的中关村，有很多人跟我说有一块地如何如何，我连看都不会去看。因为我看到了，在中国，不仅仅是在北京，到处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地方要开发，结果是，交通改善了，环境变好了，房价却下来了。广州的天河区，过去是农村，现在建设的非常好，房价跌了一半；上海的浦东，建设的非常好，房价跌了一半，北京的西客站金融一条街、亚运村等等，都是这样。为什么？我当然知道原因。因为对于一个项目，你看到了，别人也看到了，不要以为只有你自己看到了好不好？我认为中国目前是人类有史以来变化最快的时期，别的国家几十年、十几年经历的事情中国在几年内就都浓缩了。在中国做任何生意都很难，求大于供和供大于求的变化在一刹那间就发生了。房地产也是这样，你建的时候可能是求大于供，可是两年后你建好了再看，周围全是这样的项目，变成了供大于求。做房地产顾问，没有人能和我打擂台。”

利用媒体把现代城挖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多次在公开场合挑起事端，似乎唯恐天下不乱，邓智仁这样陈述他自己的想法：“北京的房地产，去年到今年跌了10%，明年，我估计至少要再跌20%。请我的人会越来越多。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没有人需要我。越跌，越需要我这样的人去替他们策划卖房，去替他们炒作。作为专业人士，我看的很清楚，可北京的有些发展商就是不相信，他们盲目地乐观，自己骗自己，骗顾客，这样才会有信心。他们蒙蔽在自己的主观想法里，看不到这种变化，像生活在梦里，这样的人非死不可。到明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所说的都是对的。”

邓智仁认为自己是偶尔进入房地产界的，他说：“做房地产之前我是做金融的，很专业。但是，我发现自己有房地产这方面的天分。不过，做房地产是和人打交道，要接受你的采访，要和潘石屹、任志强打仗，时间久了，我感觉很累。将来，我可能会转回去做我的本行：金融。现在，我只想在房地产界发点财，因为房地产对于我来说，挣钱实在太容易太容易了。”

潘石屹：信息时代没有秘密，告诉公众实情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要卖房，先挖墙”，房地产销售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娄林伟 摄)  

开发商的口号是：“把中关村建设成中国科技和经济完美结合的理想社区”(娄林伟 摄)  

潘石屹也是一位北京房地产界有影响的人物，他曾经准确地预测到了海南房地产的投资危机，这种判断不但使他的公司在海南赚到钱以后全身而退，也为日后在北京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95年，北京最受人注目的房地产项目是万通新世界广场，潘石屹是项目的总经理。离开万通以后，潘石屹着手开发位于北京中心商业区的现代城项目，并且在邓智仁看淡现代城，抽身离去之后，将现代城的项目做火，再度名满京城。销售队伍在8月下旬被竞争对手集体策反以后，潘石屹在遭遇危机之后成功进行了一次危机公关，挖人事件反而给现代城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形象的极好机会。

8月24日，潘石屹在北京的数家主要报纸上以广告的形式刊登了两篇文章：“现代城的四个销售副总监被高薪挖跑了！”和“8月20日下午～8月21日白天现代城销售大事记”，详细介绍了现代城23位销售人员被和现代城相邻的中国第一商城成建制挖走的经过。潘石屹对挖人事件这样解释，他说：“现代信息社会没有秘密，只有告诉公众实际情况，才会获得理解。克林顿如果一开始就坦然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不会闹到后来不可收拾的程度。”潘石屹承认自己对人才流失事件进行了反思，也表示制度应该进一步完善，但他坚持自己用人制度的核心没有错。他对离开的员工说：“骂现代城采用市场竞争制度的朋友应该想一想，你一年前进入现代城时还是一个刚迈入社会、寻找就业机会的年轻人，一年后的今天通过现代城的这种制度和各种培训，你们提高了，已是一名别人愿意一次性补偿18万元至25万元的专业人士，我们应该感谢这个制度。这样的制度，让我们变勤快了，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房子质量提高了。但任何一个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让我们一起去改进它，完善它。你们的离开使我们痛苦，受到损失之后，我们也会不断完善制度，但制度的核心——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不能变。”

现代城跳槽销售人员对现代城管理制度最不满的地方就是现代城施行的“末位淘汰制”，即每一季度销售业绩最差一组的销售副总监降级为销售员。他们说这种制度弄得人人自危，压力难以承受。潘石屹对此表示：“我们的制度是有竞争压力，但是，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怎么可能没有竞争压力呢？不仅是他们，我们的管理财务设计施工等等人员，谁没有压力？说到末位淘汰，你的业绩不好，为什么不能下去做销售员呢？销售好了还可以再上来。销售副总监是个什么官儿，怎么就能上不能下？离开的两个销售副总监，就是因为销售业绩好刚从销售员提上来的，没有这种制度，他们不可能会这么快就有机会做销售副总监。”

其实，以现代城的实力，一部分销售人员跳槽当然不会影响项目的生存和发展。4位销售副总监带领下属哗变的第二天，现代城6号楼开盘预售，当天的认购额超过3000万元。舆论因此认为：“销售人员被挖走实际反而使潘石屹赢了一局。”

潘石屹认为自己的赢是因为现代城符合北京房地产发展的趋势，他的观点是只有为有房的人建更好的房子，房地产市场才能健康发展，而便宜的经济适用房和安居工程不适合中国人对好房子的追求。潘石屹说：“我谈经济适用房并不是怕我的房子卖不出去，这样理解我就太狭隘了。我从中国人的角度，一个纳税人的角度，认为建经济适用房和安居房是对宝贵土地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放弃了市场的法则。当年，胡耀邦提出大家穿西服，政府给纺织和轻工业政策，一个西服就带动了经济发展。1986年后每个家庭要有三大件，人们都奔这个去，又带动了经济的增长。现在，要刺激内需，必须有一件比西服、三大件还要大的东西，这就是房子。但是建房子一定要了解目前中国房地产现状。我认为要给有房子的人建房子，没房子的人才会有房子，建立二手房市场，社会才会良性循环发展。开放以来，北京建设了1.5亿平方米的住房，因为没房改，产权不属个人，没有二手房市场，不能流通交易。举例说，让住80平方米的人搬到120平方米去住，50平方米的搬到80平方米去住，剩下50平方米就给没房的人，这样市场就活了。至于未来的发展，大家都看好中关村，我不会去投资。影响北京房地产发展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将是中国加入WTO。你想，在中关村，上厕所找不到地方，连个喝星巴克咖啡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的地区房地产怎么会好？”

任志强呼吁：这样会把房地产市场炒垮！

不管是否买得起房，房展会却不可不去(娄林伟 摄)  

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志强在精品家园举行的小型“房地产竞争与经营规范研讨会”上这样评价发生在现代城和中国第一商城之间的挖人事件，他说：“邓智仁和潘石屹之间根本就是狗咬狗一嘴毛，不要把它变成整个房地产的事。在这件事上，新闻界帮了倒忙，希望新闻界不要再提这事，这样会把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搞垮。”

华远房地产公司在目前北京的房地产界无疑是最具实力的，先后开发了数十个房地产项目。1998年北京的商品房总销售额是181亿元，华远公司的销售额超过了总数的10%。1995年，北京炒的最热的房地产项目万通新世界广场就是华远公司提供的地皮。

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任志强却对新闻界追踪报道现代城的挖人事件反应十分强烈，重视到了几乎是夸张的程度，因为他很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触及了房地产行业内部一些不足为公众了解的东西和房地产界目前面临的严重局面。房地产市场近期的走势需要公众的信心来维持，而这种信心实际上非常脆弱。否则，即使现代城挖人事件的规模再大，新闻单位对一起行业内部不正常人员流动的报道怎么会搞垮整个房地产市场？

不仅是任志强看到了这个问题，一位房地产界人士说：“单纯两个项目两个人物的争执倒也无大碍，可一旦买房人从这相互揭底相互攻击中对项目产生信任危机，受累的肯定不止一两个楼盘。襁褓中的京城房地产市场需要有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

和外地那些早就经受了风浪打击的房地产市场相比，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一直过着相对舒服的日子。建设部信息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95年至1998年，北京普通商品住宅平均价格以近17%的速度递增，同期内个人购买住宅的平均价格上涨率也保持在20%左右。尽管全国空置商品房面积已经超过8000万平方米，但是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商品房空置率较低。截至1999年上半年，空置商品住宅总量为90多万平方米，且多在远郊县。同时，北京房价之高却位居全国之首，城区房价每平方米比上海高出近1000元。1998年底，北京市8城区商品房住宅销售均价达5500元。外资、集团购买和个人高收入者构成了北京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三大支柱。低空置率和高高在上的房价令外地同行羡慕不已，同时也令普通消费者为之侧目。

如今，北京市的房地产开发商感到了空前的压力。1999年8月底9月初，中央和北京市的房改方案同时出台。由于取消福利分房，集团购买力大大减少，同时，北京市规划的14个经济适用房项目大量供应，大量二手房有强烈上市要求。有人预计，北京房价从理论上有降低40%的可能。实际上，根据中房公司的统计数据，1998年下半年以来，北京的房价一直在降。而大多数开发商采取的是明升暗降的策略，试图给公众造成一种房地产市场持续活跃欲购从速的心理暗示，从而掩盖房价退潮给开发商带来的恐慌心理。

北京万科房地产公司在目前的北京房地产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总经理林少洲对整个行业有更冷静的认识：“我个人的看法，整个行业形势会越来越难。有时碰到一些朋友，他们对现状不满，认为只要熬过这一段，明年就会好起来。而我认为，现在还算是好时候，你很难指望市场会通过一种外来的力量来推动。房地产发展商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还不能适应市场的话，将来更不能适应。”

其实，在此之前，曾经发生在彩电、VCD、空调、微波炉、汽车等行业的价格大战已经在北京房地产市场内部残酷展开。首先是写字楼，租金降幅高达20%～50%，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1997年，当时市场平均价格在25～30USD/平方米月，刚刚推出的京泰大厦以20USD/平方米月杀入市场，使市场上的价格下了一个台阶；1998年，当时市场上平均价格在20-25USD/平方米月之间，联合广场推出12USD/平方米月的震撼价格，用家趋之若鹜，租赁价格再下一层楼；1999年，东方广场开始招租，此次冲击更大，写字楼市场雪上加霜，有传闻说东方广场的大面积租户的成交价格已经跌到了4USD/平方米月，尽管东方广场随后一再辟谣，但是价格下跌已成不争事实。

目前，普通住宅价格战的前奏已经开始。而且在未来的两三年内，普通住宅价格整体下跌的趋势难以遏制。这对房地产开发商带来了什么？

刘洪玉：价格炒高了，对社会的危害非常大

“只有给有房的人盖房，没房的人才能有房住。”——潘石屹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认为，邓智仁从香港进入内地，进入北京的房地产界，在北京的房地产规范还不健全的时候，引入了为了多拿佣金和提成而恶炒某个项目的不规范甚至是违法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对房地产界和社会都产生了相当的危害。刘洪玉说：“除了项目的竞争之外，我认为邓智仁有一种很狭隘的心理在作怪。我们不能否认邓智仁在北京房地产发展初期所起的积极作用。比如说培养了很多人。好多销售人员都是从利达行出来的，但是他也带来了很多非常不规范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要想规范起来非常难。大家都知道邓智仁发家是卖万通新世界广场，但是邓智仁在卖万通新世界广场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同时还代理其他30多个项目。代理行业有一个行规，在一个竞争区域内，同一类型的项目只能代理一个。邓智仁不是这样，金融一条街上他同时拿着几个项目，别的项目一平方米也不卖或者卖的很少，把万通新世界全卖完了。因为万通跟他签的合同除了保底的佣金比例之外，高出去的价格他还要分成。这样，万通新世界付给他的佣金，我得到的比较准确的数字是6%，有人说的邪乎一点，说是10%。这样，把所有的客户垄断起来卖一个项目，还要要求佣金之外的收入，这是行业的职业道德绝对不允许的。如果他在香港这样做的话，行业可能早就把他吃了。另外，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可能就把他的公司销牌了，不让他再干了。

“几年前我从各个渠道看了邓智仁的许多文章，我给他总结了一个中心思想：世界只有中国好，中国只有北京好，北京只有玫瑰园好，当时他在代理玫瑰园。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怎么能说这样绝对的话呢？现在，受他宣传的影响，买了玫瑰园的房子的人会怎么想？没买玫瑰园的房子但是知道这件事的人会怎么想？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讲话一定要客观，你不要希望得到除佣金之外的利益。这也是行规。邓智仁不但要拿到佣金，还要拿开发商的利益，这就出了问题，他就折了进去。作为一个代理人员，那种保底销售超过部分提成等做法，都是非法的。这在国外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很容易把房地产的价格炒作起来，而房地产价格炒高了，对社会的发展非常有害。所以，邓智仁带来了一些新东西，但是，也带来了许多不好的东西。”

目前，许多开发商在炒中关村建设高科技城的概念，刘洪玉以此为例解释了如果炒作房地产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认为：“中关村根本不能当作一个房地产的项目来开发，国家的目的是要把中关村建设成硅谷那样的高科技创新基地，把房价和地价炒高了有什么意义？发展科技城的概念是非常非常低的地产价格，否则无法吸引风险投资。高科技项目本身就有高风险，地产价格上去了，不利于投资，不利于中小科技企业低成本高速成长。”

杨玉村：炒作本身是一种拉动

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的炒作行为，中国房地产研究中心的杨玉村博士说：“过去，我们对炒作这种行为非常反感，它也确实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是房地产产业走向市场化过程中难免的。炒作本身是房地产操作中的一种拉动，使消费者和开发商双方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熟和理智起来。在美国和其他房地产比较成熟的国家，看不到我们这种恶炒某一项目和某一地区的现象，一方面有严格的法律法规的限制，另一方面，消费者比较理智，不会轻易跟着一窝蜂地追逐某个项目，而房地产本身一直就是消费者和投资者关心的热点。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市场由冷到热有一个过程，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需要重视项目品质和品牌的建立，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个被公众认知的过程，房地产市场需要催熟。说得极端一点，不经历这个阶段，就不会形成一个成熟的房地产市场。”

另一位房地产界人士说：“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决非绝对过剩，抑制购买需求的主要是购买能力与市场价格有距离。价格的下跌首先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购房队伍。也就是说，只要肯跌，总还是有人会买。但首先是公众关于房地产意识的建立。房地产的疲软首先是公众关于房地产消费与投资意识的疲软。所以房地产市场还是炒的不够，关键是如何规范，使房地产的炒作在良性和不构成破坏的情况下进行，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

不管怎么说，房地产市场逐渐热了起来。房地产界的动向也不再只是房地产行业内部的事情，公众的关注说明这个市场的主体和客体终于联系到了一起。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健康的令人振奋的房地产市场。

盖房子的不如卖房子的，卖房子的不如办展会的

有些房子是给你看的，不是给你住的  

1999年，北京房地产界形成了另一个引入注目的热闹景象，那就是各式各样房地产展销会的举办。1996年，北京有规模的房地产展销会还只有传统的春季和秋季两个，到了1999年，全年有规模的大大小小的房展会已超过了10个。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1999年4月16日～20日，国贸大厦，“99北京春季房地产展销会”，会上主推的一个项目是经济适用房；1999年4月28日～5月3日，农展馆，“99北京春季居民贷款购房展示交易会”，建设银行主办；1999年5月20日～24日，国际展览中心，“99北京居民贷款购房咨询展示交易会”，这实际是北京国际博览会的一部分，由贸促会和国际商会主办，在国际博览会里设了一个房地产馆；1999年6月2日～6日，国际展览中心，“中国北京住宅与房地产展示交易会”，由中大房地产信息咨询中心主办；1999年7月12日～17日，国贸大厦，“第六届中国北京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北京市房地局主办；1999年7月15日～20日，国际展览中心，“中国北京房地产展销会”，中房协主办；1999年8月9日～12日，国际展览中心，“99中国北京普通住宅展销与住宅科技展览会”，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办；1999年9月24日～29日，国贸大厦，“中国北京秋季房地产展销会”，建亚房地产展示交易中心：1999年10月初，国贸大厦，“北京国际房地产交易会”，北京市贸促会主办；这还不包括在北展举办的建材交易会里面附设的房地产馆和春节购物节里面的房地产馆。

房展热说明，市场个人购买量上升决定了购房者购买方式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更多的消费者需要到市场上自主选择房源。房展会由于项目集中，同时又有配套的政府、银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接待咨询，既满足了购房者筛选比较项目的愿望，又可以得到实在的咨询服务，因而对购房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某展会曾经创下单个项目成交42套高档公寓的纪录。

房地产市场项目推销渠道除了少数几个成熟的媒介以外，缺少有效的发布推广渠道，房展会则为发展商提供了尝试新渠道的机会。1999年以来，集团购买逐渐消失，加上商品房新开工量增长，以及政府实施经济适用房开发政策，市场供应量加大，开发商之间竞争更加激烈，因而开发商急欲利用房展会兜售房屋。

各个单位和机构利用各自的权力和优势纷纷出面举办房展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一个应邀参加各个房展会的发展商透露，一个房地产咨询公司，别的什么也不作，只是利用手中的银行和房管部门的权力在北京组织举办房地产展销会，一年的收入就是400万～500万元人民币。为了吸引更多的房地产发展商和观众参加展会，房展会的组织者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媒体大作宣传，人为地在社会上造成房地产热闹的气氛。

但是，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房展会热反映出了诸多问题。首先，越来越频繁举办的房展会势必分流发展商及参观的客户。对于发展商来说，房展会举办时间短，不利于购房者日常随时了解市场信息，因而房展会更直接的效果只是开发商展示自己的实力、形象，直接促销的意义并不十分明显。对于参观者来说，这类房展会仅是单个项目的展示，参展商只报喜不报忧，这样，参观者很难通过展会了解制约所选择房屋项目的综合素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