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96)

（文 / 杨辰 郭剑 魏得胜 樊张林 项贤明 冯越）

中国的富人

“富人”很富有。我们可以来算一下。我国人口有12亿，储蓄存款是5.9万亿。20%的人口是2.4亿，80%的存款是4.8万亿。每个“富人”平均2万元。三口之家的富裕家庭，存款也只有6万元。不要说买车、买房，就连上大学都勉强。

再来看另外一个说法，即美国人的储蓄率呈现负增长。换言之，我们应该向美国人学习，不要存钱，先消费了再说，可事实是，美国的国民储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9年的16.7%增加到了1998年17.4%。

平心而论，除了公款私存和极少数真正的富人以外，大部分的老百姓存款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多年来，引进外资是我们的一项基本政策。我们为了引进外资可谓殚精竭虑，不断推出种种优惠得让人咋舌的措施。可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去充分利用国内廉价的资本。老百姓不消费并不是富得观念落后，而是因为预期未来收入下降而支出增加。

我想，我们可以对外资开放电信、银行、保险、证券、电力和航空等部门，那为什么就不能向我们自己的老百姓开放呢？这些都是存在暴利的行业，分一杯羹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自己从市场经济中去赚到钱，收入预期增加了，无论是消费或是投资，不用刺激也会增加的。

现在的做法是一边倒，拼命要把钱从银行里赶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如果有一天，老百姓真的都把钱从银行里拿走了，那我们的商业银行就有得好瞧的了。

杭州读者 郭剑  

自己的灾难

1999年8月17日，土耳其发生7.8级大地震。截止8月24日，已经被证实死亡的人数超过1.8万，仍有3万多人埋在瓦砾下，而且“生存的机会极其微小”。

我注意到，国际舆论都强调了这次毁灭性震灾，与土耳其大量“豆腐渣式”建筑工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调查，这次地震中几个城市坍塌的房屋，基本上都是违章建筑的劣质住房。”(《环球时报》1999年8月27日)声称“迅速崛起的国家”的土耳其政府，“轻易地批准了一个又一个的建筑项目，同时放任建筑商和工程师们‘节省’水泥和钢材，或者根本无意于考察建筑物的安全性……63万贫民生活在城市中被称之为‘一夜建筑’的楼房中——许多人在那里丧生……那些彻底被夷为平地的，都是近几年的新建筑。”(《南方周末》1999年8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题为《致人死亡的是腐败而非地震》的文章指出：“发生大地震时，最先倒塌的往往是学校、医院和政府办公楼等公共建筑，这些都是有政治关系的承包商以非常高的价格建设的，他们把一部分利润贿赂给腐败的政府官员，只图牟利不顾安全。”

从土耳其的大地震中，我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灾难无声地潜伏着，伺机喷发。自“豆腐渣工程”这个词条在1998年长江流域那场大水中“诞生”以来，我们的耳边就没断过它的嗡嗡声，它就像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幽灵，挥之不去。而有“资格”被称为“豆腐渣工程”的，清一色全是国家重点工程！还有许多“豆腐渣工程”，或因没有“资格”被关注，或因地方保护主义，都还沉在水下。此外的“豆腐渣住宅工程”，受关注的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昆明读者 魏得胜  

一个疑问

报载：联想集团高层裂变，院士总工倪光南被炒“鱿鱼”。这条消息本不奇怪，倪该不该被炒，这是人家企业内部的事，我们局外人不了解内情，不好多言或多作猜测。奇怪的是，写这条消息的记者又借题发挥说：这件事给我们提出一个公司体制上的问题——在公司里总裁与总工程师到底应该谁说了算。

这个问题得以成立的前提应该是，我们国有企业里总工程师说了算，总裁做不了主。可假如这个前提能成立，那么今天被炒“鱿鱼”的就不该是倪光南了，对不对？显然这个前提不能成立，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国有企业体制，实施的是厂长或总经理负责制，而不是总工程师负责制(出版社里也是社长负责制，而不是总编辑负责制)，所以这个记者所谓的“公司里总裁与总工程师到底应该谁说了算”，显然是一个伪问题。我倒觉得，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厂长、总经理、总裁们，有多少是可以算作“企业家”的？假如这些“国有”总经理们不是因为企业经营业绩，而是由于其他缘故(譬如会“做人”，善于跟上级主管部门的主要首长“搞关系”)才被晋升为“总经理”，上了台之后，又总是热衷于一个人说了算，那么，这样的企业的前景才真正叫危险哩。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最近在谈国有企业困难的原因时指出：当前国企的很多领导班子不称职，赶不上时代要求，不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了解市场，不面向市场，管得一塌糊涂。自己挥霍浪费，好的企业也被搞垮，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确是点到要害。

杭州读者 樊张林  

王府井大街的遭遇

今天下午，我们一家人去看改造后的王府井大街“开街”，因为女儿要写关于王府井大街的作文。

到了王府井大街，时间还早。我们在“大成永和”餐馆找了个临街的座位，一家人边吃边聊。旁边就是麦当劳、肯德基，但我们有意挑了这家中式餐馆。我们正为咱中国人也有了自己的麦当劳高兴，夫人却在牛肉面里吃出一根也是咱中国人的黑头发。找来经理，很快同意给换一碗。这时，我突然看见一只苍蝇在面前的餐桌上悠闲地踱来踱去，与此同时，女儿又从刨冰中吃出一团黑乎乎的“不明物”。一时间，已有些怒发冲冠的冲动，转念一想，咱中国的麦当劳毕竟刚刚起步，总要“有个过程”嘛！

爱国的热情还有些“澎湃”，街上却出现一排整齐的武装警察，步步为营地往外撵着被“拉动消费”的老百姓。正满心诧异，餐馆里也闯进一帮警察，享用着中国麦当劳的同胞们慌忙扔下咱中国人的筷子，服从命令去也。我实在忍不住，开始有些像龙应台那样“生气”了。左边站着惶惶然的妻子和女儿，右边是四五个人民警察，我硬着头皮坐着，坚持享用完那碗咱中国人的面条，气急败坏地折断筷子，狠狠地摔在桌上，最后一个离开了咱中国的麦当劳。

在王府井大街的出口处，一位来自芬兰的女孩迎上来，疑惑地问我街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告诉她这条街刚刚改建完成，马上要举行“开街”仪式。可她瞪着一双海蓝色的大眼睛，茫然地对我说：“But it is closing!”(可现在是在“关街”呀！)……我欲言又止，默默地离开。唉！连我这个中国人都看不懂的“博大精深”，你一个洋人又如何能明白？

回到家中，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芬兰女孩那双海蓝色的眼睛总浮现在我的面前。我想，她恐怕一辈子也不会真正理解今天在中国看到的这一幕。

女儿的作文该怎么写呢？我终于失去了像龙应台那样的“生气”的能力。

北京读者 项贤明  

不过就是只“小燕子”

在8月里，看到两篇文章，一个老作家就《还珠格格》说琼瑶，说她的作品都是毒品；另一个就考证说，《还珠格格》是剽窃马克·吐温的《王子与穷儿》，揭发者也是一位老作家，说是琼瑶创作了这么多，脑子里空了，只好抄别人的。而且还“暴跳如雷”，说是作品散布了可以不经奋斗就如何如何的想法，引人上当。

幸亏社会尚不能由他们主宰，不然的话，我怎么觉得一场大批判就要开始了。记得1978～1979年我在大学一年级，发下来的哲学课本(书名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面说，西方的电子音乐，台湾琼瑶的作品，都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腐朽末落的文化。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琼瑶的名字。以后逐渐开放了，才知道琼瑶的作品。报纸上的评价是：有一些令人向上的东西，提供了在工商时代人们的生活规范。电视台刮琼瑶风大概有10多年了吧，到今天就属《还珠格格》刮得猛了。

我觉得对好多作品，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大可不必那么声色俱厉，大扣帽子。以平等待人的态度说话最好。有的老作家当年就是被这样一些口气很大的人整下去的。22年不见天日，刚刚好过了20年，完全没有必要学这种口吻。不过就是一只小燕子，那么多人爱看，自有其爱看的理由，人家也没逼着你看，你不喜欢，不看就是了，国家和人民不会因此而出什么大事的。

大连读者 冯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