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91)

（文 / 邵昌平 梁君 段孙井 蒋峰 魏得胜 张禾）

科学家集体收中学生为徒与近亲繁殖

最近有报道说：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主的61名科学家接收了来自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景山学校、北京四中的80位优秀高中生为“徒弟”。使“科技苗子”得到科学家的指导。

培养下一代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收徒”的方法却非常不恰当。特别是收中学生为“徒弟”，更有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许多少年大学生的悲剧，正在以另一种形式上演。中学生所学的知识，只是基础文化课程，只是构筑未来知识之塔的砖石。即使到了大学，也不过是学习科学的方法，不过是构筑知识之塔的基本方法。小小年纪的未成年人，就被压上一顶“某某著名科学家的徒弟”的大帽子，他们承受得起吗？而且，又依据什么判断这些未成年人，是未来的“科技苗子”呢？只凭应试教育灌输的那些书本知识？

我不知道这些院士有多少人是世界“顶尖”级的人物？不是我不相信他们的水平，而是受中国科技水平现状制约的。即使是世界“顶尖”级的人物，谁又能保证10年、20年后，当这些“徒弟”处于智慧成熟的时候，师傅的水平不落伍呢？谁又能说好的科学家，一定是好的教育家呢？

师傅带徒弟，门生拜老师，是封建社会落后的习俗，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了，更不应该是“院士”级科学家的作为。这种过分强调“师承”关系的做法，不利于科技的创新，只能造成近亲繁殖，毒化学术空气。就像“科举朋党”一样，年兄年弟围成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你好我好大家好，党同伐异，阻碍着学术新思想的发展。我国现在学术界“近亲繁殖”的现象已经够严重的了，不要再拉上下一代了。

北京 邵昌平  

手拿许可证放风筝

我很喜欢《中国日报》的图片栏目Gandid Camera，记得大约是1990年初夏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布衣平头的中年酷哥，一手牵着风筝绳，一手牵着稚龄的儿子，在天安门广场上闲庭信步。编辑选中这幅照片，大概是因为广场上悠闲的风筝体现出来的那种和平与安宁。

广场上的风筝的确一直是道好看的风景。连那匆忙来去的外地游客，也会忙里偷闲，买上一两个风筝，放得高高低低的，捏着绳线坐在地上，少男少女还背靠着背、手拉着手，广场上立时有了人情味。

而广场在8个月的封闭施工之后，终于在近日再度开放。的确和预期的一样，广场的装修非常成功，加上长安街的人行道，树木的更新，灯光的设计，天安门一带确实更加妖娆。然而管理部门的一个新措施，让我在广场上放风筝的愿望落了空。

北京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在头版公布了游览广场的新规定：“在广场内放风筝，须持本人和单位有效证件到广场风筝管理办公室注册登记，办理有关手续。”我不知道这种规定之下，有多少人可以继续去放风筝。起码一点，外地游人是不可能了，谁能随身带着单位的有效证件？就是附近居民，没个固定单位，或者不凑巧在最有活力对国民经济贡献最大的私营领域工作的，谁又能有所谓单位的证件？而一般的国营机构，如果为了放风筝而申请盖个公章，大概只能推辞说是为自己家的小孩，否则领导一准要怪你年纪不小还拎不清。最有意思的是，在精简机构的今天，还专门成立了广场风筝管理办公室，恐怕主要是独家管理风筝批发罢了。

《中国日报》今后关于天安门的照片，估计要在抓住风筝线的手里加上一个许可证的特写了。

首都师范大学 梁君  

民工活广告

近日北京街头出现了个活广告——一个家具城组织了一帮民工，身穿T恤衫；上面印着家具城的名字和地址，站在街头。

北京37摄氏度的高温，够晒，那帮小伙子被晒得跟虾米似的。

我不知道这广告效果如何，反正我是不会去那家具城——这帮老板把人不当人看，违背我的道德准则。

城里要买家具的人，地位会比外地民工高，这是贫富差距，我承认。但对人的尊重、平等的概念不能因钱多钱少而打折扣，家具城老板的做法不太尊重人，还怎么指望他尊重顾客？

这种事的出现，在商业竞争中不奇怪。奇怪的是大家漠然视之，认为那帮小伙子晒着挺好玩，那家具城挺有办法，这多少有点儿可悲可叹。

北京读者 段孙井  

“舆论监督”公开要特权？

6月1日，南方某晚报一位常写些“街谈巷议”之类文章的老者在该报头版推出一篇文章，题曰《法律要保护舆论监督》。

这位老者首先认为“目下舆论监督”“……是弱化了”，而“原因之一，是法律对舆论缺乏有力的‘保护’与‘倾斜’”。这就有些奇怪了！

就“舆论监督”而言，它不是什么一尘不染的真空圣物，否则，也就不会出现记者威胁法院院长，要求其24小时之内一定要对某案有个说法的人间奇事了！(据《人民法院报》)

至于“倾斜”一说则更为无稽，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精神悍然挑战又是什么？“新闻采访复杂性和规律性”并不能成为讨要“法律特权”的堂皇借口和理由！试问，世间三百六十行，哪行哪业没有其“复杂性”和“规律性”？

那位老者接着认为：“……对于被批评者的人和事，由于采访受到人为的干扰，完全弄清事实的真相有一定的困难，失误之处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是属于一种无心之失……”这种“待己以宽”的私人观点是多么的主观、武断！多么的不符合辩证逻辑！难道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新闻侵权事件”都仅仅是由于“失误”？都是“无心之失”？

这位老者接着又说：“不能因为记者一时一事的失误，动辄以‘诽谤’、“侵权”论处，除了赔礼道歉还不算，还让那原告张开血盆大口，要求索赔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计。如果让原告的贪欲得逞，国有资产究竟会落到谁的腰包？”这种“责人以苛”的私人观点又近乎幼稚！这里还有一个强势与弱势的问题被轻巧地掩盖或置换了，因为中国的所谓“舆论监督”，其指向都是朝下的。

在这位老者的眼中，还有一种极其严重的“媒体贵族至上”的偏见——他接着说：“除了个别杂七杂八的报刊为了哗众取宠，造谣惑众造成当事人的名誉受损外，对于一些重要媒体，即使存在重大过失，侵害了当事者的名誉权，对此也应作具体分析，给予‘倾斜性’的处理。这样做，也是司法界对舆论监督的有力支持。”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而典型的妄图以“人治”来干预“法治”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思维吗？

正常的“舆论监督”诚然是致使社会清明的利器之一，但它也不能因此而自我膨胀，以此为资本来强求法律额外的“豁免权”！

广东劳动报社 蒋峰  

下级人民进京忙

常在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报道某地文艺团体进京演出，动辄就是：“某某的演出，受到北京观众的热烈欢迎”……包括在北京举行的一些作品讨论会、首发式、首映式，全这个味儿：“某某作品，受到在京专家的好评”，“北京知名人士高度评价某某的出版发行”……

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便纳闷北京人咋就这么好糊弄，怎么总是那么几句过年的话？就没点别的想法？说实在的，仅就报道中一些演出的片段镜头来看，我都觉着乏味。我这远离京城、见识亦少的人，尚觉如此，何况见多识广的北京人呢？北京人热情不错，但也决不至于到了毫无甄别地一概说好的份上。我也知道，这并非就是北京人糊涂，实在是陈旧的报道手法，在没完没了地跟首都人开玩笑。怕北京人也无奈得很呢。

这给人一个印象：只要进了京的，或者说有资格进京的，都是好的。不是常有这样的说词吗，叫作“进京向首都人民汇报表演”。就这么一个响当当的说词，在人民和人民之间，划出一道鸿沟，也就成了地方人民向首都人民汇报，亦即下级人民向上级人民汇报。就冲下级人民不远万里进京汇报这虔诚劲儿，也得为他们的演出喝彩叫好。这是何等的社会效应！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进京汇报演出之外，又派生出了许多的进京队伍：做广告的，搞作品讨论会的，搞发行仪式的，搞首映式的……难怪一个地方刊物不惜一切代价进京做宣传呢，原因是到了那块风水宝地一张罗，没有不扬名天下的。

下级人民从京城捧回喝彩声，他便是他那一亩三分地上的中、高级人民了。所以，下级人民都愿进京。

云南省红十字会医院 魏得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