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中国

（文 / 高昱）

这棵300年的大树，砍倒只是倾刻之间(沈孝辉 摄)

北京：宁静的夜色和一碧如洗的天空仍不知踪迹

在距离6月5日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就不停地预告着他们为这个世界环境日准备的一道史诗般的庄严大菜：现场直播母亲河“长江源纪念碑揭幕仪式”。

身穿彩色民族服装载歌载舞的藏族同胞、6月的皑皑白雪和寸草不生的沱沱河谷，给人留下比繁花似锦的浦东更为深刻的印象。这一天，100多位从各地云集而来的记者和官员们在海拔4700多米的母亲河源头面对电视镜头发出誓言：保护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不让生态破坏激发洪水肆虐的悲剧重演。

今年环境日的主题是“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然而在这一天铺天盖地的环保宣传中，这一主题几乎没有被提起。法新社的电稿中说：“中国人现在最关心的还不是广袤无边的地球，而是令人窒息的他们身旁的环境。”

选择在6月4日——环境日的前一天，北京市第一次发布了年度环境公报。公报宣布了令人鼓舞的消息，今年前5个月，北京市空气质量持续好转，其中二氧化硫浓度头3个月平均下降了20%，5月份更降至北京环保监测站建站15年来监测的最低点。由前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率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也得出结论，自去年下半年出台46项紧急措施以来，北京大气污染加重的势头有所遏制。

一年多前，环境部门承认，北京不仅已成为中国最为肮脏的大都市，空气中的烟雾有时甚至超过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墨西哥城，虽然北京总的污染指数低于墨西哥城，但是由于要烧大量的高硫煤，冬季的污染程度要高出后者20%～30%。有害空气引起的呼吸道疾病——这类疾病在导致死亡的疾病中排名第4位——在北京相当于美国的5倍。在北京市中心的主要商业区王府井大街，道路两旁的树木不得不被砍掉，这些树木从栽种到现在只有15年，但由于城市中心过度的空气污染，却都已到了生长的极限。

“改观得益于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坦诚相见和大手笔的投入整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余小萱说。今年初，北京市承诺将去年2月开始公布的空气环境质量周报进一步改为每天公布一次。最大的几家工业污染大户被勒令逐年减产，位于城市上风口的首钢不得不放弃“1000万吨万岁”的扩大规模的雄心口号，从3.5亿元的年利润中拿出1.3个亿上马污染处理设施——据首钢董事长毕群介绍说，这个数字今年将再次提高到2.1亿元——年创利润1个多亿的特种钢厂也因为位于市内而被关闭。去年入冬的时候，北京又致力于对民间污染源的治理，取缔了三环以内的6000个露天烧烤摊点，在城区强制推广200万吨低硫煤采暖，29000多台老北京街头巷尾习见的茶炉大灶在半年内被改造。“我们在一年内为偿还环境旧账支付了50个亿。”余小萱说，“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一政策是正确的。”

然而，治理首钢削减下来的25.45%的总悬浮颗粒物和22.68%的二氧化硫并不足以使北京人呼吸上15年来最为干净的空气，导游刊物上最近开始开始宣扬的北京宁静的夜色和一碧如洗的天空仍然不知踪迹。事实上，空气中的氮氧化物和总悬浮颗粒含量始终有增无减。越来越低的能见度使得靠登高望远吸引游客的中央电视塔度日如年，中塔公司的副总经理、一位姓张的女士向记者抱怨说，“由于见到蓝天的日子寥寥无几”，中央电视塔的平均客流量已经从去年的每天上千人降到两三个人。

汽车数量的骤然增加和日夜轰鸣的建筑工地被认为是北京城空气污染的两个新的增长点。尽管北京市已经强制报废了51000辆超过使用年限的汽车，其中包括14000辆深受老百姓喜爱但“有损北京国际化大都市名誉”的”面的”，尽管去年底下达了今年1月1日起不给污染较重的化油器轿车上牌的硬性通知，但其结果却是引发了一场争食这“最后的晚餐”的“胜利大逃亡”，仅12月份一个月就卖出化油器轿车10多万辆。为了启动疲软的消费市场，北京市不得不千方百计地鼓励私人购买汽车，并于去年12月取消了三年前开始的“单双号行驶”政策，150万辆机动车的拥有量使这座1300万人的城市不仅愈发拥挤，而且处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青烟。

虽然北京对1000万平方米的道路和空地进行了喷雾压尘，这个数字比1年前增加了将近一倍，然而没有人能阻止它继续扮演日新月异的“大工地”的角色，从城里商业区的高档大厦到城郊拔地而起的居民小区，再加上加班加点赶在国庆前完工的献礼工程，5000多个工地上轰鸣的风镐使得这座超级城市空气中的悬浮粉尘比巴黎高出26倍，比东京和柏林高出6倍，比墨西哥城也要高出1/3。

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许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但在中国，在对环保已经有了切肤之痛的今天，它是那么普遍地存在着，一次次地发生着。

左图：矗立在哈尔滨市街头的“交通噪音监测仪”(新华社)

下图：北京“面的”在首钢回炉(新华社)

“我们宁可在烟火堆旁受污染，也不愿丢下这个‘金饭碗’”

如果说在整个世界上，环境问题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全球变暖就是能源过度消耗，那么在中国的广大乡村，这个挑战更来自于贫穷，尽管中国的城市环境问题从广义上讲也可以归结为对财富的狂热渴望。

199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全流域污染使安徽、江苏两省的淮河沿岸丧失了几乎所有的生产用水和饮用水，也随即掀开了淮河治污的序幕。从1996年到1998年1月1日富于标志意义的“零点行动”之前，沿淮五省关掉了7500家污染企业，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是被称为“十五小”的乡镇企业。中国政府的这一坚决行为在国内外赢得了一片喝彩声，即使是一贯指责中国的美国《新闻周刊》也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保护环境责任的最大成功”。

孙柄彦，一位担负世界银行《中国乡镇工业污染对策研究》课题项目的研究员，供职于中国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这个时候来到了位于淮河上游的河南省桐柏县的一个小山沟，他看到的是被迫关门的1111座“小造纸”中的一个，和迷茫中带着愤怒的乡民。这家年产值只有二三十万元的小造纸厂，是乡里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和山民们工业致富的惟一依靠。

孙柄彦1976年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负责组建太原市环境科研所和监测站，是中国第一批环保从业人员。围绕着环保生活了8年之后，孙柄彦又调入山西省社科院，从每日检测环境数据改为研究环境经济，这一角色的变化很快使孙柄彦对环境保护开始了重新的认识。“刚到社科院的时候，我很奇怪他们的环境意识怎么那么差，根本没有人提环境二字，在为省里和一些地区做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规划时对环境也是一笔带过。”孙柄彦向社科院的院长请教，这位曾徒步沿汾河考察生态状况的老学者只是告诉他一句：“考虑宏观战略的不能就环保谈环保，环境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发展中解决。”

孙柄彦旋即被指派参与山西省对乡镇土焦政策的调查研究，这使他有机会反复斟酌“环境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发展中解决”这句话。“山西是个产煤大省，老百姓也有挖煤的习惯，但当时原煤是买方市场，一吨煤降到10～15元左右，而全国焦炭却有1000多万吨的需求缺口，一吨机焦110～130元，一吨土焦也可以卖到45～70元，这种数倍增长的毛利，对于尚未脱贫的山区农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孙柄彦介绍说，土法炼焦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地上挖个坑，把煤堆上，用泥糊住，再在下面挖个火道，利用隔绝空气的加热过程将原煤变成焦炭，几乎不需要投资成本。所以，“几乎山西所有产煤的县都有土焦，古交、孝义、介休这三个地方甚至农户家家都炼焦”。

然而，土焦的污染确实极大，炼一吨煤能排300～500立方米的废气和5公斤的煤尘，废水中也含有2公斤的挥发酚和0.5公斤的硫化物等毒害物质。因此国务院1984年9月在著名的135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中明文指出：“乡镇、街道企业不准从事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如……土炼焦等。已建成的要分别采取关停并转措施。”时任山西省长的王森浩也发下“手谕”：禁止土焦生产，对继续炼焦的村和户，要停水、停电、停煤。

1999年3月28日，北京大学学生发起保护母亲河、捐款防护林的倡仪书，以唤起青年学子“黄河告急、长江告急、中华生态告急”的环保忧患意识(新华社)

孙柄彦就是在这个“土焦被判了死刑”的时候开始了他的调查。“我亲眼看到了土焦的污染，在孝义县一个叫兑镇的地方，山沟上的天空烟尘蔽日，沟里就是一条火龙。”孙柄彦刚一下车，就被老乡围住了：“同志，你是从省里来的，你说王省长的话对不对？”

孙柄彦根本没有办法回答。就是这个国家扶贫扶了多少年都脱不了贫的兑镇，3年之内土焦产量由3.4万吨发展到15万吨，人均年收入由200元增加到7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城市普通干部家庭的收入。老乡们说：“我们宁可在烟火堆旁受污染，也不愿意丢下这个‘金饭碗’。”

一方面，有关部门和领导停止土焦的呼声很高，另一方面，农民们土焦上马的呼声更高，这种尖锐矛盾的结果是这一年山西省土焦产量突破400万吨大关，成为历史上山西土焦产量最高的年份。在全国范围内，1984年土焦产量增加了400万吨，到1985年高达1221万吨，占全国焦炭产量的1/4。

“在实践中，土焦顽强地‘活着’。”孙柄彦此时已经完全认可了“环境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发展中解决的”论点。他在后来向全国乡镇企业环境污染防治对策研讨会和国务院环保委提交的报告中“犯颜”直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土焦是自然资源、市场需求和群众意志结合的产物，是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台阶，对土焦‘硬卡’是不利的”，“实践又能使人聪明起来，对土焦的污染问题，宜根据不同的生产水平灵活采用‘限制土焦，发展改造焦，推广简易机焦’的阶梯式改造道路。”孙柄彦将他的思路概括为“先上后下”，即政府扶助少数农民先联合办改造焦化厂，有一些技术工艺，煤耗更低、污染更低、效率更高，在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炼土焦的农民自然随之跟进，土焦相应就能逐渐杜绝。“事实上，山西的土焦政策在客观现实中强烈摆动之后，最终也是走上了这条路。”孙柄彦说，“现在山西的土焦已经基本上绝迹。”

1993年，孙柄彦调到北京国家环保局下属的中国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重新回到环保系统，孙柄彦自称已经不是10年前那个“只知环保，不识发展”的“简单主义者”。这个时候，乡镇工业这一中国特有的经济产物正在经历它的第三次发展高潮。在最高峰的1995年，全国乡镇企业已达2203万个，职工总数将近1.3亿人，当年完成利税1438亿元，工业增加值10804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4%，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0%多，国民生产总值的30%。也就是说，在农村经济中，乡镇工业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在工业系统中是“半壁江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它也贡献了1/3的功劳。

所谓水盈则溢，以淮河污染为一个典型例证，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将它对环境的致命威胁暴露无遗。1997年11月，纺织女工出身的国家计委副主任郝建秀和曲格平在出席“中国环境论坛”时一致承认，80年代兴起的乡镇企业往往把一片繁茂的土地，变成寸草不生的“死亡地带”，而且“乡镇工业的污染正在蔓延，并与城市的污染相互叠加，连成一片”。

已经成为国内乡镇工业污染问题专家的孙柄彦相继参加了世界银行的一系列中国乡镇企业、小城镇污染状况的研究项目。在他和他的同行们的报告里，充满了对乡镇企业将工业污染从城市扩展到农村的忧虑。1998年3月，国家环保局、农业部、财政部和统计局公布了他们为期两年进行的最为权威的《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结果：以1995年为基准，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121.6万个，排放工业废水59.1亿吨，占当年全国工业废水的21%，但化学需氧量、重金属、悬浮物、砷和挥发酚这5大类废水毒害物均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42%～66%，且比1989年增长2倍以上；当年乡镇工业的二氧化硫、工业烟尘的排放量分别是1989年的2倍和2.8倍；产生工业固体废物虽只占全国总量的37.3%，但排放量却占到88.7%，分别比1989年增加了4倍和5.5倍。报告说，尽管乡镇企业创造的产值占GNP的1/3，但每年用于环保的投入只有GNP的0.1%，远低于0.7%这一本就不甚高的全国平均水平。

左图：经过几代人对森林资源的消耗，澜沧江边至海拔3500米的树已基本砍光(沈孝辉 摄)

下图：森林破坏后，再加上羊的啃食，难以更新恢复，就连灌木丛也长不起来(龙勇诚 摄)

孙柄彦感叹道，他在下面经常能够看到一个造纸厂污染一条河、一个炼硫厂毁掉一座山、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被用来种菜浇地的恐怖场景。“但更要命的是，乡镇企业散布于广大农村，这使得管理起来困难重重，因为全国2/3的乡镇没有环保工作人员。而且它们普遍规模较小，即使是有效的污染处理技术也由于一次投资较大而无法承受。”

1996年，国家开始大规模整治乡镇工业污染问题，“三河三湖”(淮河、辽河、海河、太湖、滇池和巢湖)流域达不到规定生产规模的的“十五小”首当其冲被“一刀切”地勒令关门，据说仅淮河治理国家就已花费50多亿元，短时间内使淮河干流污染程度削减了40%。孙柄彦对这一果断行动当然表示赞同，但他同时也向记者明确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担忧：“应该说国家是在没有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关掉这7000多家乡镇企业的，因为环境污染压力太大，原有的环境管理已经基本失控，不得已而为之。但关掉之后怎么办？没有给农民新的出路，使他们丧失了脱贫致富的希望，或者脱了贫重新陷入返贫的危险，即使是耗费巨资收到一时之效，其中也潜藏着挥之不去的隐忧。那些生产设备还在，这不仅仅是一个资源浪费的问题。”

孙柄彦的忧虑又一次被实践所证实。国家环保局的一位司长向本刊记者透露，据他们派人暗访，淮河流域被关停的污染小企业中，有1/3已经“死灰复燃”。官员们称，他们可能不得不研究是否再需要进行一次“零点行动”。在巢湖岸边的槐林镇，一家造纸厂冒险生产排污，结果积蓄已久的污水导致全镇断水，被明令全面停产后经多方求情得以恢复生产，但除了对设备进行技改，还须采用外购的商品纸浆，结果每吨成本涨了650元，不得不将工人从700人削减到300人，厂长苦笑着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希望科技界能早日发明治理草料制浆产生的黑液的方法”，否则只有眼看着他们关门了事。

真正的代价还远不仅仅只有这些。孙柄彦在调查中发现，原来在我国东部、中部集中的小造纸、小化工等污染工业正在向西部转移。在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一些沿黄乡镇趁着淮河等流域大量关停“十五小”之机，大上这些投资少、见效快、市场出现缺口的项目。在山西运城，随处可见的麦秸杆使造纸业成了这个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遍地开花的小造纸厂多时达到近500家，上缴的利税占到一些县财政的20%以上。这些新兴的乡镇企业基本没有治污设施，不能达标排放。

今年2月，《中国环境报》报道了一则“很鼓舞人心”的消息，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夏青教授率领的一个课题组在对中国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世纪末大盘点”之后得出结论：国家控制的12种污染物在1996年的排放总量，与原计划到2000年控制的总量目标相比还有相当的余地，最高的达到了2000年的97%，最低的还只有39%。据报载，这一结果让人们松了一口气，因为“由此可以推断”，到2000年时全国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的“既定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这位夏教授附带的一个研究成果认为，中国东南部因为水环境资源相对丰裕，今后将成为重污染、高耗水重型工业的优先发展地区；中北部环境资源缺乏，但长期以来却已形成重工业的生产基地，致使环境资源超负荷开发，今后则需逐步控制重污染型工业，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而大西部是我国水资源等环境容量尚未开发利用的区域，将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西移提供环境方面的有利条件，这一欠发达地区应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经济，后来居上。

让东南部再发展新的重污染、高耗水重工业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北部又已经超负荷开发，亟需“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经济”的大西部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容留高污染、高耗水工业的责任。“就像欧美将高污染的制造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城市将其向农村转移一样，经济较发达的华东南将怨声载道的高污染、高耗水工业向西部转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周宏春博士向记者苦笑道，“你说是开发大西部也好，说是污染转嫁也好，西部将成为乡镇工业的下一个温床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预言。”

西部是一个什么地方？孙柄彦用两句话进行了概括：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生态环境已经恶化。这片占国土面积1/2的地区，森林覆盖率只有1%，每年有2100平方公里因缺水而荒漠化。在延安，一棵树长3年不如在广东长1年，而在青海则至少需要长10年，造林费用每亩达到100～200元，3年成活率还只有35%左右，比南方低55个百分点以上。

当“十五小”在这里遍地开花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场景，环保学家们没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现在只是知道，西部最主要的水源黄河干流的一类到三类水由1995年的53.5%降到去年的19.7%，四类水则由36.5%飚升到64.8%，水污染从河南焦作到山西河津，再到陕西、甘肃、青海……

当记者询问，如果淮河等流域的污染治理真的使“十五小”的“污染接力棒”转向西部，我们将来需要再支付多大的环境代价，孙柄彦和周宏春都没有回答。他们确实不知道。或许在淮河和太湖100亿元就能办到的事，在西部需要500亿、600亿。而直到1998年，整个青海省的财政收入只有19亿元。

即使马上停止一切污染，渤海水变清也需要200年

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在列举了中国的酸雨、森林砍伐、水环境、大气污染以及荒漠化等环境问题之后说：“从理论上讲，中国在治理污染方面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它很像一个正在形成的市场，现在尚无法一条条地说出它需要做的全部工作，更不知道该如何和从哪儿开始入手。”

最苛刻的批评者也无法无视中国为恢复绿水清山所付出的努力，按照“九五”计划，中国将拿出GDP的1.3%(即4500亿元)用于治理环境，随后北京、上海等地又宣布将这个比例增加到3%，然而毋庸讳言，一系列增加环保经费的计划和其他一切努力都正面临着被新的层出不穷的污染源所抵消的威胁。拿曲格平的话说，“环境整治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形势仍然严峻，部分地区和环节甚至还在恶化”。

“很大进展——依旧严峻——甚至还在恶化”，“这种多少有些官样套话的表述适用于对当前中国环境保护效果的客观评价。”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资深官员说，“与几年前呈压倒式的轻视环境状况的发展道路形成鲜明对照，现在很难找到几座不为环境整治大笔投入的城市，大连、珠海等几个绿色模范城市在几乎一切场合都能获得比那些更富庶的城市更为热烈的赞扬。”

然而，“由于各种污染的排放总量每年都在递增”，正如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所说的，环境状况的进展和恶化“有时其实可悲地纠缠在了一起”。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拥挤了1300多万常住人口，承载着中国最为庞大的工业体系，光是141平方公里的老市区，就密布着4500多家工厂的2万多个生产点。90年代以来，上海每年纳入政府预算的环保投资为数十亿元——占到GDP的2%左右。1995年以来，决心建成一座“生态城市”的上海上马了三项比地铁、高架桥更为浩大的工程：工厂企业战略迁移、苏州河综合治理和环城绿化带，这三项跨世纪工程预计总耗资均超过200亿元，“相当于一个宝钢的总投资”。

所谓工厂迁移，上海市计划在15年内将老城里的工厂1/3改造为第三产业，1/3发展非污染重工业，另外1/3无法割舍的重污染企业，则被搬往城外农村和长江沿岸。而10年前开始的苏州河治理，首期工程就是花费16亿元开出一条总长55公里的“地下苏州河”，让沿河60%的工业和生活垃圾不再向苏州河倾倒，而是通过这条城市“阴沟”排向长江口。

“一幅绚丽蓝图已经绘就，苏州河水碧鱼回，两旁绿树成荫，再加上城乡结合部7000多公顷的环城森林，到2010年前后，上海将从东方最大的工业重镇变为美丽的旅游观光城市。”这位官员说。

“那上海城外的长江入海口呢？”记者追问道。

“污染的加重几乎是必然的。”他紧接着强调说，“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这么巨大就是为了把对经济发展危害较大的污染转化为危害较小的污染。完全不污染当然好，但事实上却是与城市发展背道而驰的。上海每天向长江排放537万吨污水、6180吨生活垃圾、3000多吨建筑垃圾、7300吨粪便、722万吨废渣，这其中的相当部分是大都市化的必然，要削减除非社会倒退。而且，长江口外的东海自净能力比较强，万幸的是，不会将上海一个地方的点污染扩散到更广的范围。”

东海是幸运的，因为它宽广，被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紧紧包裹的渤海则几乎完全可以用一个惨烈来形容。7年前，渤海污染物超标的面积还只有25%，到去年已经接近了60%，过去难得一见的赤潮现在平均一年3次，但损失却不见加大——因为渤海实际上已无渔讯可言了。“这个中国惟一的内海几乎已经是一个死海了。”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司的官员们说。

上图：这是日排放20多吨含有严重有机污染废水入滇池的呈贡下庄橡胶厂被依法勒令停产治理(新华社)

右上图：1月1日零点，环境监测人员乘监测船在淮河蚌埠闸下实施“零点行动”(新华社)

右下图：安徽省环境监理部门对未能如期完成达标排放的安徽大泽酒厂酒精车间执行关停(新华社)

在渤海边，有几座美丽的北方城市，比如大连。自1993年以来，大连市修建了相当于10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面积的城市草坪，每年要种植1000万棵树，工厂也同样被大批迁往城外，敢于在市内鸣笛的司机要受到200元的惩罚。大连市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环境模范。但即使是这样，它还必须保留甚至新建包括化工厂在内的高污染企业——当地居民并不富裕，他们的平均工资是每月800元。并且，渴望生活在干净环境里的人们正成批涌入这座城市。大连不得不把90%的生产和生活污水排入渤海里的大连湾。而大连湾正处于渤海与黄海水体交换的咽喉要道，这个位置一方面使大连湾的污染得以相对较快地分散，另一方面，也使渤海内的污染向外海发散变得更加困难。专家们指出，即使是马上全面停止一切污染，渤海水体变清可能也需要200年时间。

事实上，这种假设本身就几乎没有可能成立。在山东龙口的渤海岸边，由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参加“’98中华环保世纪行”的记者们看到，泛着白沫的红色污水从一家造纸厂直径约1米的大口径管道喷涌而出，把大片海域染成红色，另一条排污管则由10多家企业共用，释放着酱油色、发出臭味的污水，附近约6万平方米的海区已经没有任何生物存活。记者问当地的环保局长，这家造纸厂污水排海已经21年了，为什么至今还不治理？局长振振有词：“经济不发展，怎么有钱来治理？”记者又问，为什么不按规定要求企业停产整顿，这位局长又反问道：“10多家企业关门，这么多职工吃饭怎么解决？”

据说，这位同样忧国忧民的局长后来受到了免职的处分，原因是没有做好本职工作。这是事实，然而，一个处分无法回答这位局长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可能相当多地方的环保局长都被县长或市长反问过相同的问题。”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周宏春博士说，“我们现在一直说环境与发展互为因果，互相协调，但更常见的恐怕还是环境状况饱受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

1993年中国环经损失的重新估算

“没有任何人和事物能改变中国现在超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周宏春说。就像北京整治大气污染的努力可以取缔烤羊肉串的街头小摊和传统的烟煤炉灶，可以补助因限产而失业的工人，却无法拒绝新的富裕者成倍地购买私人轿车，无法停止大兴土木的都市开发；就像国家可以大笔投资在淮河沿岸修建52座污水处理厂——即使是北京、济南这样的大城市也只有一两座，却不可能阻止更贫穷的农民在更贫瘠的大西北向黄河里倾倒造纸的黑液。“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遏止这种恶化令人恐惧的继续。”

每个人都有一个绿色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中国正在尽力付出它现在所能做到的一切。在“三北”、在辽河、珠江、在沿海，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1/2的人工林，已建和在建面积大约7000万公顷，总投资可能高达1000亿元。今年“世界环境日”前夕，川、滇、黔、桂、渝等西南五省区又在昆明宣布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今后10年中投资1200亿元在长江、珠江中上游联手建设6578万多公顷生态林区。而在去年洪灾之后，痛定思痛的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致使120万名国有林业职工面临下岗的严格的禁伐令和一个为期13年、投资1730亿元的“天保”工程。对中国来说，这些都是很不轻松的数字。

但是即使如此，正如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员沈孝辉——国家林业局一位局长秘书，在林场和自然保护区曾工作了15年——所说：“再高的科技和再大的投资都无法在岩石和沙漠上长出大树。由于长江中上游陡峭的山崖上水土已经大量流失，上百万的移民又不得不寻找新的栖息地和农田，我们在10年里犯下的错误可能需要二三百年来补偿，因为即使在森林里，一厘米土壤的生成也需要120～140年。”

一个也许算不上贴切的比喻是，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就像在河里数鱼，它不断地出现，你刚看到它，另一条又扰乱了你的视线。希望纲举目张、一劳永逸地解决纷繁复杂的环境问题，无异于天方夜谭。事实上，即使耗费巨资，全民动员，短时间内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显然不现实。广州、太原等城市毫无例外地安排了数以几十亿元计的“蓝天”工程、“碧水”计划，兰州市更是设想把城东一座140米高、1公里长的大青山挖平，引进东风荡涤污浊的空气。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98年对世界主要城市大气质量污染情况的最新监测评价，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名单”中，贵阳、重庆、太原、兰州、北京、广州等8个中国城市仍然榜上有名，而且这个数字比1997年还增加了2席。

我们已经为以往懵懂无知的狂热付出了高昂的学费。现在每个人还在偿还旧债，新的欠账又已降临。渴望腾飞的中国正在浓缩历史，在环境与发展异常激烈的矛盾面前，它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供参考的参照系。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有一句话说得不错，由于众多的人口，“中国根本不可能长久地走任何迄今仍闪闪发亮的发展道路”，这个发明了造纸和火药的国家“所不得不重新选择的道路如果成功了，它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羡慕和赶超的光辉榜样，如果它失败了，全世界都将付出代价”。

没有人愿意付出失败的代价，但即使是胜利，代价也是无法估量、无可避免的。我们为这个绿色中国的梦想所付出的代价才刚刚开始，尽管这代价已经是如此的惊人。这一点，将比失败的代价更值得牢记。

额外的环保生活

一般来说，“环保”的生活要多花钱，多花时间，多花精力，以及更聪明——因为得掌握新的技术。在一个消费的社会，环保像是替消费打理后事。有位小姐跳起来宣称：“我觉得原始社会比较好，绝对的环保是没有的。”所以环保的生活很有一些幽默的意味，是注定要不停做下去的一些“额外”的事情。

滚筒洗衣机

为了减少可能会污染环境的洗涤剂用量，普通型滚筒洗衣机可先让洗衣机进水半分钟后断开电源，再放入洗衣粉；重新接通电源，可提高洗涤剂利用率20%。为了不让你的衣服发霉生菌，最好及时洗，而不是像原来一周一次

无磷洗衣粉

这袋无磷洗衣粉卖9元，每一百克价值2元。同样计量的含磷洗衣粉价值可能是3元

一次性纸杯

为保证卫生，喝饮料用什么杯子？售货小姐给你的纸杯还是你随身带的个人专用杯？一次性的用品还有筷子、包装袋等等……

无氟冰箱

同样规格的无氟冰箱比普通冰箱贵多少？可能是300元

太阳能充电器

它可以在阳光下为你的CD机充电，其外壳也是用可回收的苏打水瓶塑料制成

长寿电池

你的车载电话原来可能需要每月充电一次，这种电池则可以一次使用两年，但也只能使用两年，它是一次性的

隐形客车

这辆客车有一个混合推进系统，可以减少80%的废气排放量。它之所以被称作“隐形客车”，是因为制造它的轻型材料曾用来制造美国空军的B-2隐形轰炸机，一架B-2价值22亿美元

环保概念货车

VOLVO环保概念货车由车顶舱内以酒精作燃料的燃气轮机和发电机提供动力。但是发电机充电一次只能行驶24公里

有关ISO14000

ISO14000环境管理认证在1996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推出，当年即引入中国，现在有120多家企业通过了这一标准的认证。“这是一个不好不坏的进度，美国也就300多家，”中国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可委员会的秘书长陈燕平说。他希望能够以商业利益的驱动力说服企业家们认识到环境保护的好处。“ISO14000是一种对产品从摇篮到坟墓全过程的环保管理，在呵护环境的同时，还能够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和能源利用率，降低成本。更具有吸引力的是，ISO14000这一国际互认的标准几乎可以突破一切贸易壁垒，对产品信誉和企业形象都是完美的塑造。”拥有雄辩口才的陈燕平可以举出一大串依靠ISO14000的认证兵不血刃打通国际市场的例子。

没有任何人和事物能改变中国现在超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娄林伟 摄)

不过这120多家一多半是三资企业，即使是国内企业也大多是把眼光放在国际市场，在国内，它的知名度甚至比不上中国自己推行的“绿色食品”认证。“ISO14000和‘绿色食品’的区别在于，‘绿色食品’强调的是最终产品的无害性，而ISO14000是一个对生产体系的认证，更注重对生产全过程包括生产地的环境影响。”陈燕平说，“一些厂商做‘绿色食品’而不做14000，或许是认为，顾客们更关心的是吃到嘴里的东西是不是干净，而不是可能很遥远的生产地是不是干净。” 工业污染空气污染环保时政环境污染环境保护企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