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多瓦：戛纳的真正赢家

（文 / 王寒）

阿莫多瓦的代表作之一《基卡》

佩特罗·阿莫多瓦起初并不想让他的新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参展戛纳。“我拒绝了邀请，”这位47岁的西班牙导演说，“我不喜欢竞赛，而且我讨厌电影节的状态：什么香槟啦，钱啦，活动啦——像一场噩梦。”只是因为电影节主持人Gilles Jacob向他施压，这部情节喜剧才得以参展。“我知道说出来不好”，阿莫多瓦暗暗吹嘘道，“但Jacob告诉我，这部影片是他为电影节选拔的所有电影中最好的一部。”

影评人与影迷证实了这一点。在5月下旬的戛纳电影节上，《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放映完毕，全体观众起立，报以罕见的20分钟掌声。这比任何奖项要来得重要和直接。尽管金棕榈奖的颁发大出意外，给了比利时片《罗塞塔》，阿莫多瓦仅拿到最佳导演奖。但那似乎是另一个话题：拿到大奖的三部影片几乎都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之手，而大卫·林奇、陈凯歌等名家却铩羽而归(技术奖恐怕是9项大奖中陈最无意摘取的一个)。《罗塞塔》是比利时导演吕克和让-比埃尔·达当纳兄弟的第二部作品，写一个17岁姑娘找工作的故事；《人性》(评审团大奖与最佳男女演员)是法国导演布鲁诺·都芒特的第二部作品，是一部描写法国小镇生活的小影片。《火神》(最佳剧本奖)写希特勒及其情妇的最后一天，是一位俄国导演的剧本处女作，它和去年的影片《美丽人生》一样，表示描写纳粹的题材仍然易于掳获人心，《时代周刊》开玩笑说戛纳也许该专设一个希特勒奖。总之是，在这个偏重温情和年轻作者的年度竞赛中，阿莫多瓦属于最成功的大导演了。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大受欢迎的原因，或许如该片女主演塞西丽娅·罗斯所说，得自阿莫多瓦对世界极其清晰的认识。她解释说：“佩特罗可以不带偏见地看待任何事物，而且他能通过电影把这种看法传达给你。”

从粗俗剧作家到新道德主义者

阿莫多瓦为这部已被誉为他的代表作的影片，花了20年时间的创作和一生的观察。他出生于拉·曼嘉省的一个封闭乡村，自幼接受了严格的罗马天主教教育。17岁时他逃到马德里，为一些地下报纸画连环漫画，并在国营电话公司找到一份做行政助理的工作。阿莫多瓦一直是个电影迷，他很早便买了一台8mm摄影机，开始在空余时间拍摄短片。他还参加了一个剧团，甚至曾男扮女装，登台出演自己创作的歌舞剧。在那里他认识了两位年轻的演员：卡门·毛拉和安东尼奥·班德拉斯，正是他们在日后与阿莫多瓦的电影一起扬名四海。

1980年，阿莫多瓦攒够了钱来拍摄他的第一部长片：《佩皮、露茜、巴姆和其他女孩》。时值佛朗哥政权垮台不久，其他西班牙年轻导演都在拍一些灰暗、阴郁的电影，而阿莫多瓦的这部影片却特立独行，描述了70年代中期马德里狂野、享乐的夜生活。在获得成功之后，阿莫多瓦辞去工作，专职电影创作。

也许与阿莫多瓦的非学院派背景及生活经历有关，他的影片充满了低俗笑料——他似乎为反抗传统和经典而故意卖弄低俗，这在现代美术中被称作“kitsch”。阿莫多瓦没有一部影片不涉及以下情境之一：绑架、谋杀、自杀、强奸、乱伦、吸毒。在《捆住我，绑住我》(1990)中是里奇绑架了艳情片女明星马丽娜，强迫她与自己一起生活，而马丽娜最后竟然接受了他；在《高跟鞋》(1991)中是蕾贝卡谋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时也是她的歌星母亲的前情人，而那位从未有过母爱的母亲最终替女儿抵罪；《基卡》(1993)则是一部媒体讽诫大全，基卡周围的人无一不是媒体中人，丈夫是个恋母兼窥淫癖的摄影师，公公是个杀妻的小说家，情敌是四处追踪凶案的节目主持人……基卡最后终于跟着一个路遇的小伙子跑了。《我的秘密之花》(1995)是阿莫多瓦自认为最现实主义的一部影片：畅销小说作者里欧与丈夫发生了婚变，而打击最大的是，第三者竟是她最好的朋友；里欧同时早已厌倦被出版社不断催稿的境况，决定一死了之。这时她的新生活开始了。阿莫多瓦放弃了他一贯运用的布景化空间、大团鲜艳色块、几何化构图，但他对女性心理的深刻洞察，对荒诞现实和强烈情感的娴熟把握，仍然体现了他个人的西班牙式幽默，对后现代生活的独特理解。里欧为迎接丈夫归来，穿上了他给自己买的靴子，但靴子太紧，怎么也脱不下来，她只好坐在雨中，让一个行乞者为她脱靴——这种滑稽常常会让人心痒难禁。

阿莫多瓦的成功是全面而长久的成功，在西班牙20多年来最卖座的本国电影中，他的《神经濒于崩溃的女人》与《高跟鞋》是前两位，而且在海外也大有市场。尽管不断有国内外评论指摘其电影粗俗、猥亵、混乱，但他最终赢得世界性声誉：粗俗喜剧美学的缔造者，后现代影片的先驱之一。阿莫多瓦的作品似乎天成，他本能地利用了美国类型片、本国风俗剧的故事套路，而且很多细节是无所不用其低俗。他借用了商业片清晰的中心动作线，但摒弃了其最本质的东西：道德准则。阿莫多瓦影片中的人物没有二元对立，他们不是道德或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指导人物行动的最高准则是爱欲，在后期影片中，这种爱欲法则最终指向家庭。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再次探索了女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中年护士，玛努拉，在儿子17岁生日那天带他去看戏剧《欲望号街车》，演出结束后儿子追着女主演索要签名，结果被汽车轧死。为平复自己的心理创伤，玛努拉离开马德里，前往巴塞罗那寻找儿子的父亲——早在她怀孕时就已分手的一个异装癖者。她开始和一个异装癖老友联系，和一个古怪的修女结交，为《欲望号街车》的女主演做助手……

这部电影里充满了各种边缘角色，他们大都基于阿莫多瓦所认识的人。当他在马德里做调查时，发现有一个修女组织，她们为患异装癣的瘾君子提供住处，教他们缝纫或其他技能，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这和电影中几乎一样。那个异装癖的父亲同样如此。“7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去巴黎时，见到了做男妓的异装癖者。”阿莫多瓦说，“他们全都是西班牙人，而且他们全都有孩子留在老家的农村里。”

尽管阿莫多瓦在国际影坛备受欢迎，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对他却不温不火，恭敬而疏远。但这次，西班牙评论界盛赞《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阿莫多瓦认为原因在于这部影片含蓄地传达了一个意念：“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人，只能是我们身边的那些人，有时甚至是我们不认识的那些人。就这么简单。”

阿莫多瓦导演的电影

艺术片有几只头？

阿莫多瓦的电影道路属于那种永无止境、且真正可以前行的道路。关注怪现状而切近人情，雅俗共赏而别有用意，中等投资而不乏回报，换句话说就是有人看，有得拍。因为在20世纪末，真正令人担心的是，一方面是电影技术的飞速发展、好莱坞的继续张扬，一方面却是人们在质疑电影能否生存下去，甚或有无生存下去的必要。因为在世界电影范围内，除好莱坞之外的所有电影似乎都成了另类——而随着数字化制片的发展，这一趋势在下个世纪只会更加明显。

本届戛纳电影节的主题是关注人性，另一点不为人注意的却是关注小制作：获奖影片基本上都是从琐事中寻找生活真谛的低成本制作，属“婉约派”。有什么办法呢？没人会用大笔资金去做一个“婉约派”，而没有中等以上的资金，又怎么可能离开生活琐事、脉脉温情去营造奇瑰想象呢？《荆轲刺秦》首先引人注目的其实是：怎么会有人为一部艺术片投入这么大的资金？旧好莱坞式的历史史诗(《宾虚传》、《埃及艳后》)早已过时；黑泽明后期的片子(《乱》、《影子武士》)也难有好的票房；国内观众的欣赏趣味不明，而国外观众如何理解中国纷乱的战国时代？

戛纳永远不会把奖项颁给主流商业电影，但什么样的艺术片值得褒奖和扶持却总让赞助者、举办者、评委们争论不已。这当然不只是关于艺术和荣誉的争执，也不只是落选者的失意，投资者的长叹。这其中至少隐含了这样一种尴尬：作为艺术的电影是否在越走路越窄——无论在投资上还是在影片的主题和题材上。

好在几年之前，戛纳已把自己定位成艺术—商业的电影节，这是一个充满明星、片商、阳光与香槟的沙滩，有人为获奖得以继续拍片，有人为选片(包括选人)来赚钱，有人为亮亮相，有人仍怀着对电影的圣洁感情……而阿莫多瓦肯定是这其中真正的赢家之一。 西班牙电影阿莫多瓦剧情片电影节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戛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