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88)

（文 / 王动 田七 杜比 加菲）

与歌曲无关

文 王动 图 王焱

法新社一篇报道北京污染的稿子里这样开头，说每到傍晚，好听的音乐响起，市民们知道是收垃圾的车来了。

每天下班，我都要聆听这好听的音乐——“十五的月亮”。那一刻，肯定有数十部垃圾车穿越北京的市区，放着这首乐曲，提示老百姓出门倒垃圾。有一天，我和一位同事谈起此事，我说，为什么不尝试着播放不同的音乐，比如1月份播巴赫，2月份播马勒，事先在《北京广播电视报》上刊登播出曲目，居民们在晚6点左右听到古典音乐在大街上呼啸而过，肯定能反应出这是收垃圾的。如此，还可以提高市民的音乐素养，天天听“十五的月亮”岂不要被逼疯？

这位同事跟我探讨了半天垃圾车播放古典音乐的可行性，当然，那都是一些扯淡的话。但他所讲述的一件事情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这位同事年轻时酷爱一个人出门旅游。有一年，他从西安坐火车返京，路过保定的时候，上来个小伙子坐在他对面，小伙子特爱聊天，他说他到保定是看望一个朋友，这朋友住在精神病院里。

我的同事一听就有了兴趣，问是什么病。小伙子说，那位朋友原本没什么病，就是失恋，一时想不开，送进去本希望能快点儿治好，现在看来，事情可没那么容易。

我的同事就问何出此言。小伙子说，他这是第二次来保定看朋友。第一次来，还能跟他说几句话，问点儿吃喝拉撒的事，那次来，朋友还说，他在疯人院里学会了一首歌——一无所有，说完就唱。可当时就会唱那么几句。

我的同事说，这不挺好。小伙子说，可疯人院里不知道为什么就唱这首歌，里面的病人都会唱。他这第二次来保定看望朋友，朋友见面就说，我学会了一首歌，唱给你听，然后扯开嗓子就唱“一无所有”，一句不落全唱下来了。小伙子据此判断，这位朋友疯得更厉害了。他说，就会唱几句，不可怕，整首歌都会唱，就不好治了，医生们应该多教病人唱几首歌，千万别让病人们一天到晚只唱一首歌，否则，疯得不厉害的人，也会越来越疯。

有传统的人

田七

想到自己转眼就快而立之年，我就想，自己应该是个有传统的人。一个不满30的人会有什么传统呢？这是实话。但是一个人不满30岁不够成熟就难免会想入非非。

去年的某个时候，北京办了一个摄影展，大意是一批人对留学苏联的金色回忆。我看了当时挺高兴的，觉得终于有人谈起自己的一段美好又安详的生活。

但是朋友小张告诉我，有留学经历的人还太少，跟我关系不大。

后来又有一批返城的知青一块坐着火车，去北大荒吃窝头睡土炕追忆火红年华。最极端的是有个老知青重现了当年喝酒的情景：没肉缺菜的时候，战友找来颗钉子，每喝一口就舔一下钉子，铁钉上有点咸味就当下酒菜。

于是我记住了那颗钉子。

其实上面的事我没有经历过，只不过我是一个新的社会长大的人，耳濡目染觉得它们跟自己有关系。

按道理，这个耳濡目染应该由我的父母来教给我。比如父亲曾给我说曾祖父的事：在平息了一场家族间的械斗之后，族长曾祖父一袭白衣走在一个月明风清的晚上，被仇家狙杀。可是每次当父亲讲完这段故事我再追问其他情节的时候，父亲总是不甚了了。弄得我老觉得故事不太像真的，也不太敢讲给朋友听。

在我对自己有什么传统都没有把握的时候，有人总出来添乱，比如说那个朋友小张。

小张说：看一个人有没有传统，其实很简单。比如说现在每人都有一个手机，可是手机的号码是不一样的。139是前几年的号，135则是这几个月的号。小张的意思是小康有先后，先比后好。

当时我没好意思说我的手机是130的，比135还小了一大截，就怕小张张口就来一句：你也配！

像小张这么恶俗的人不少，但是像他这么恶狠狠的人更多。现在说一个人有传统就像说他长了尾巴一样，然后就会有一个小张拿着剪刀走过来说：嚯！又出来了。

坏小子

杜比

罗德曼的离去是那样灰溜溜，跟几个月前的乔丹退役真是霄壤之别。这时候望眼体坛，猛然发现“坏人”已经被清理干净了——泰森已经打不了拳，马拉多纳的消息好久听不见了，那一天在电视转播中看到加斯科因，他穿着西装，呆立在场边，受伤了，而他效力的米德尔斯堡队被对手灌进6个球。

惟一呈现良好状态的是罗马里奥，他入选了新一届巴西足球队，可罗马里奥算不上什么坏人，他最出格的名言是：比赛前一天晚上一定要去夜总会，否则第二天找不到进球的感觉。

这帮人或许都不算是什么“坏人”，他们是“另类”，这个名单里还该加上冈多纳，他在自己的巅峰时期退役，画画、拍电影，身为法国人，在整个世界杯期间不露面，真是特立独行。

这帮人不是干几件坏事就“酷”起来的——罗伯特·李，吸毒滥交，可罗伯特·李还算不上什么另类人物，他缺乏创造力，没那个气质。

男子网球中早就没有麦肯罗那样的“坏小子”了，莫亚、拉夫特等等，都高高大大白白净净，像新鲜出炉的男少年演唱小组。接下来恐怕要轮到足球了，如古力特一般性感的球星没有了，如加斯科因这样的疯子没有了，这真像是一场清洗运动，怎么就把所有不老实的人给弄没了？所幸NBA还留下一个老巴克利，可这家伙恐怕也耗不到明年了。

音乐中没有麦当娜、没有“性手枪”。那就不太好玩了。体育场上没有坏小子，也显得乏味。

“要想少修监狱，就多修体育场”——这是一句名言，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或许是该容忍体育场中有“坏小子”。然而，体育商业化会不会把人性的因素给“净化”掉呢？(人性中有不好的东西)

你看，泰森除了打拳拿出场费，没有一分钱的广告收入，罗德曼跟“匡威”的赞助合同也被取消了，都因“形象不好”。如此，来自社会底层的运动员们早早就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老老实实做人，就没有广告合同。

昔日放荡不羁的福尔曼如今已成为面容慈祥的大叔。体育场上的“坏小子”都改邪归正之后，就无聊了，整天看一帮君子或伪君子打球，多无聊。

(本栏编辑：苗炜)

疯子

加菲

也许是我傻，我总是分不太清疯子与傻子的区别。词典上给“疯子”的定义是“患严重精神病的人”，“傻子”的定义是“智力低下、不明事理的人”。但在我看来，傻子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疯子。

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时到现在，我住的地方附近总是徘徊着一两个疯子。他们通常是一些整天无所事事的大胖男孩或是大胖女孩，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一边溜达一边摇头。我妈妈告诉我不要招惹他们，尤其不能盯着他们看。

刚上小学的那阵，我们家里装修，每天都有几个工人在屋里干活。我总是跑过去看热闹，慢慢就和其中的一个工人混熟了。在我印象中他个子很高，总是带着一个翻毛的帽子，很爱笑。我们经常在一起叠纸飞机玩。后来这件事被家里人发现了，于是有一天我被叫到一边，他们神秘地告诉我不要和那个工人一起玩儿，因为他是个疯子。我相信了，逐渐疏远了那个工人，并且开始用看待疯子的眼光看待他，害怕他会突然扑上来卡我的脖子。现在回想起来，我倒有些怀疑他是否真的是疯子。

如今我住的地方附近当然也有个疯子。他是个中年男人，每天像我们院中的治安联防队长似的四处巡视，但他从不摇头而是喜欢点头。想避开他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他酷爱聊天。有时他会问：“上班去？”不管你是否回答都自己说声“噢”，然后点点头。或者问你“我花一万七买架钢琴值不值？”他的问题有时也会颇为“高深”，比如“德语中的‘再见’除了‘踹死’tschüs还有哪种说法来着？”在他所有的絮叨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次。那天我正在擦自行车，他突然走过来一本正经地问我：“你觉得我神经正常吗？”我愣了一下，说：“当然。”他回答了一声“噢”，然后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走开了。

我愿意把“傻子”称为“疯子”的另一个原因是“疯子”这种称谓中带有某种敬意。狄金森说过：“许多疯狂是非凡的见识。”我不知道这个一辈子没嫁人，只会坐在家里写诗的女诗人算不算一个疯子，但的确有不少搞艺术或哲学的人是疯子。尼采是疯子，荷尔德林是疯子。伦勃朗晚年自画像中的眼神和席里柯笔下疯子的眼神没有什么不同。奥尔夫大半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不是疯狂地作曲就是在疯人院里折腾。说到疯人院，斯蒂文森年轻时曾捐资盖了一座，结果晚年时自己住了进去。本身也患有抑郁症的克尔凯格尔将此事概括为：“青年时期的工作，老年得到收获。”

不过，了解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用感伤的眼光看待我周围的这些疯子。我知道我并不真正了解疯子的内心，而且能被允许在大街上活动的还不是真正“地道”的疯子。在这种缺乏交流的状态下，吹嘘自己曾善待了某个疯子其实很无聊。除此以外，我不愿意另眼看待这些疯子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原因。尼采晚年看到有人鞭打一匹马时曾不顾一切地冲上去阻止，而且抱着马头哭了。人们由此判断他疯了。我所做的惟一与尼采不同的是我曾经这样保护过一只猫而不是一匹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