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清与王海为谁辛苦为谁忙

（文 / 高昱）

人民大会堂与5000元

郭振清幸福极了

早春的北京阳光灿烂，又一个“3·15”即将来临。郭振清在人民大会堂海南厅里正襟危坐，表情庄严。他面前不到5米远的主席台上，正对着原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和中国消费者协会曹天占这两位参加表彰会级别最高的领导。郭振清如群星捧月般地被安排在第一排的正中间。

主持人宣读由总工会、妇联、共青团和消协共同表彰的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百优双十佳志愿者，郭振清名列城市十佳之首。听到自己的名字，郭振清摸摸身上穿的西装，表情更加严肃。旁边记者席有人窃窃私语：“这就是那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式打假英雄郭振清？还挺胖的。”

郭振清代表所有被表彰者和15位出席代表宣读倡议书，随后又由他起头发言表决心。郭振清起草的这份倡议书，与他前一天上午被聘为一所小学校外辅导员、下午出席石家庄市号召向他学习的维权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时做的报告并无二致，他再一次发出誓言，“生命不息，维权不止”。

由于40多位记者的到来，表彰会开得圆满、热烈。刚一结束，工作人员就上去把主席台旁的两个披着红绸、贴着奖字的空彩电箱子搬走。郭振清自始至终没敢正眼看那两个箱子，他很自然地感觉那25英寸大彩电是奖给他们的，但他一直没好意思问，带着奖牌和证书离开北京的时候也没好意思问，尽管他说他很想很想要那台大彩电，尽管直到3月20日记者从石家庄回来，他还没有看到大彩电的影子。郭振清只是窃窃地问记者：“那彩电是不是摆设？”

但郭振清还是幸福极了，这是他第二次走进人民大会堂，他一直渴望着这样的被承认。一年前的“3·15”，他在人民大会堂领取了一樽“保护消费者杯”，那是迄今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设立的最高奖项。

郭振清当场获得了5000元的奖励。在那个持续两个多小时的颁奖大会上，他脑子里激烈的思想斗争不知进行了几个回合，5000块钱是他助人为乐以来获得的第一笔物质奖励，但郭振清总觉得这钱好像并不属于他。经过各种媒体的宣传炒作，知道郭振清的人都知道他是帮人打假分文不取的活雷锋，他也就一直在公众给定他的这种“视金钱如粪土”的英雄形象下生活着。郭振清问自己，甚至问同来的记者：雷锋会要这钱吗？是不是该把这钱捐给希望工程？

郭振清终于没有在会场上加演捐出奖金那更具社会意义也更具新闻价值的一幕。郭振清解释说，在他那随身携带的旧皮革包里，除了消法和发言稿，还有7000多元自己掏腰包替别人打官司的花销票据。

这5000块钱很快就被人借走了，而且至今未还。尽管如此，郭振清还是又坚持了一年的助人为乐，坚持到第二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这一年里，他又积攒下来了1万多块钱的发票收据。他从背包里把那一大叠票据拿出来给记者看，他说自己得对得起人民大会堂和那5000块钱。他不想琢磨究竟谁是摆设。

郭振清坐在他狭窄的小屋里，他说身后的那一堆堆党报是推着他走到今天的“精神支柱”  

商家们抓住一切机会推销自己的产品  

“雷锋”的“3·15”

每到“3·15”，郭振清都会成为石家庄市最为忙碌的人之一

其实早在3月9日，郭振清就从石家庄来了一趟北京，到消协送完材料后即于当天匆匆赶回。郭振清是石家庄热电煤气公司《热电煤气报》的一名普通以工聘干的编辑，他还得上班，况且12号上午还要到一所小学校受聘校外辅导员，下午要出席石家庄市维权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他害怕失掉工作。

3月13日的表彰会开完以后，郭振清又匆匆赶回。每到“3·15”，郭振清都会成为石家庄市最为忙碌的人之一，当地报纸头版几乎天天都有他出席各种活动的消息。14日上午，郭振清来到省会文化广场，应邀参加由31个行政管理厅局和70多家企业联合举办的“3·15”宣传咨询和现场投诉活动，郭振清抱着一大叠报纸、材料与簇拥的消费者亲切交谈的照片和“消法已经深入人心，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的打假体会刊登在翌日《燕赵都市报》的头版头条。同时刊于二条的消息更以郭振清为主角：14日下午，青海的云舟集团捐赠给他一双皮鞋和1万块钱。《燕赵都市报》讲述了这其中的故事，河北卫视做了一期大众话题《我看打假》，郭振清是嘉宾之一，主持人让大家看谁的皮鞋最破，摄像机和观众的目光都聚焦在郭振清的那双开了几道口子的旧皮鞋上。主持人随即宣布，郭振清为广大消费者无私奉献连皮鞋都跑烂了。据说是云舟公司的董事长从电视上看到这一镜头，派人千里迢迢带着钱和皮鞋来找郭振清。郭振清找来新闻记者，举行捐赠仪式，接下了打假以来最大的一笔企业捐助。

15日，郭振清从位于城东南的家中赶到城西的石家庄人民商场，早已得到通知的记者们前呼后拥着他和经理们走马观花地在商场里转悠了一圈，然后是郭振清受聘为人民商场的义务监督员。下午1点半，郭振清终于回到了离他家不到500米的单位办公室里。

其实即使不是“3·15”，郭振清也确实很忙。3月16日，记者到石家庄，郭振清原本答应当晚接受记者采访，但直到晚上9点多，他才从单位打来电话，说一个从新疆来的消费者把他堵在单位，到现在还没吃饭，他答应第二天晚上一定抽出时间好好聊聊。第二天下午6点多，郭振清急匆匆地赶来，他说他为了晚上的采访不得不推掉了两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在郭振清的呼机上，记者看到这两件大事：一个人晚上去歌厅，听小姐唱歌就高声叫好，结果与人发生争执，被拖出歌厅捅死了。另一件是医疗纠纷，一个小孩因为个长得高，被医院按成人剂量开药，最后双耳失聪。

郭振清的呼机是由聘他做监督员的河北凯华通信公司赠送的，双排汉显，同时能容纳20条信息。郭振清说他一天能收到五六十条寻呼，因此他不得不专门找一个本子记下每一位求助者。从郭振清繁忙的寻呼机上，记者随意抄录了几条当天下午收到的求助信息：

“郭师傅你好，我在平安家具城买的家具，现在出了问题，请回电话。”

“个体协会会费收100元，是否合理，请5分钟内回电话。”

“关于BP机收费一事，请速回电话”。

“我拣了一个孩子，该送到哪儿，请回电。”

“关于离婚财产如何分割的问题，请回电话。”

“我从药房买的治疗心脑血管病的扑尔泰，已吃了6个疗程，病情不但未好反而加重，请帮忙解决一下。”

“我家的房顶已断裂，请回电话。”

“在单位里我的呼机都调成震动，一天下来能把腿都震麻了。”郭振清向记者有些夸张地说。刚获了奖，又拿了1万块钱捐助，这两天的投诉自然大幅增加，郭振清无奈地苦笑着：“今天下午单位开大会，又是让你5分钟内回电话，又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头皮都发炸，领导就在上头坐着，众目睽睽之下，你说回不回吧。”“不回就不是雷锋”，郭振清的办法是一遍遍地拿着手机躲进厕所，“有个女孩受骗怀孕了，她打来传呼说想自杀，我就用手机一遍遍地说世界多美好，世上还是好人多，整整打了半个小时。好容易说得她回心转意了，接下去又是一系列问题：她要生下这个孩子，还说这辈子不想结婚了，我得说服她去打胎，还要陪着她去医院，你说烦不烦。”

说归说，郭振清还是觉得自己是雷锋。呼机此时再次响起，看着郭振清要去拿手机，记者提醒他可以用客房里的电话。这次是郭振清帮助过的一位消费者要求为她的朋友介绍对象，几个电话以后，郭振清即敲定翌日晚8点到体育馆门口领人见面。电话那边似乎要请吃饭以表谢意，郭振清哈哈一笑，声若洪钟：“不用不用，雷锋不吃大家的请。”记者问，又不是打假维权，这种事你也操心？郭振清接口道：“雷锋嘛，雷锋什么事都管。”

飞来飞去的王海

“谁说中国没有愚人节”

3月11日，全国各大小媒体刊登了王海前一天在天津打赢“两角钱”官司的消息，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当庭判决被告天津伊势丹有限公司向消费者收取使用厕所费用属于超范围经营，返还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海入厕费0.2元，并承担50元的诉讼费。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对商场厕所收费纠纷给出的第一个说法。据天津报界说，仅伊势丹商场今后每年即因此少收天津消费者近10万元的入厕费，至于全国，这个判决将可能为老百姓每年省下上亿元的入厕费用。

然而，作为本案的当事人，王海却说：“我赢了，但是我不快乐。”他向记者们质问道，伊势丹自1993年开业至今，在1000万天津消费者的众目睽睽之下，一直在违法收取入厕费，“难道这6年里天津就没有消费者对伊势丹的商场厕所收费产生疑问吗？偌大天津的工商局、物价局和消协中就没有一个执法者意识到那是一种违法行为吗？”王海在庭审后发出警告：“忍让这种美德只可能纵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得寸进尺”，同违法行为做斗争是每个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你不负责任，就无法享有权利”。

当天晚上，就在人们盛赞王海“那小子”又替大家讨了回公道的时候，王海已悄然飞抵成都。他此行是应四川省技术监督局《巴蜀质量跟踪》杂志之邀参加当地的一系列“3·15”庆祝活动。12日，王海出席了一个有工商、质检、经贸界官员及律师、教授、新闻记者参加的座谈会。13日下午，王海又来到《成都商报》，与省技检局、工商局的两位副局长共同接听消费者咨询热线电话，在3个小时的时间里，王海颇受欢迎，接听的热线电话比两位局长加起来还多。有不少消费者向王海怒诉自己的投诉被工商局、消协推来推去的经历，王海平心静气的回答让在座的两位局长如坐针毡：“谁把你往外推，你就应该告谁，作为老百姓，没必要怕他们，告工商局50块钱足矣，你连50块钱都拿不出来吗？更何况，让这些吃着国家俸禄的渎职者下课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3月14日，王海又戴着他的墨镜出现在商家云集、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气象的成都体育场“3·15”活动主会场，与1000多公里外的郭振清接受着同样的包围和欢呼。所不同的是，王海随即就对他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交了钱的厂家展台上摆放着免费赠阅的报纸，翻开报纸，可以看到通栏登有消协推荐产品目录的所谓公告；穿戴整齐的执法人员几乎人人脸上都挂满了平日并不多见的笑容；笑容可掬的促销小姐兴奋地在人群里散发着产品宣传单；厂商关于新产品的介绍也用上了质量最好的喇叭；揣着笔记本或者挂着照相机的记者们在人群中四处张望，期盼发现新的新闻线索；成千上万的消费者携亲带友赶往会场，期盼为平日遭受的欺侮讨个说法……“消协发了，演员火了，执法部门乐了，媒体赚了，厂商关了，消费者感恩戴德。”他在电话里把记者问得瞠目结舌：“谁说中国没有愚人节？”

“保护消费者权益日”的当天下午，出尽了风头的王海又飞赴长沙。一家知名食品公司的老板和大海公司的“线人”正等待着他的到来，王海与他的这家客户签署了协助捣毁一系列造假窝点的合同。王海长沙之行的另一个收获是在《今日女报》又落实了一个“王海观点”专栏。

16日，王海到达南京。翌日上午，他应邀赴淮阴为一家报纸做促销，当天下午即赶回南京，与律师会面研究他的下一场官司。王海定于17日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状告该院法官李春海。3月15日的南京《服务导报》头版发表了这位被称为“红脸法官”的前全国第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庭庭长对“王海现象”表态：“王海是一个假冒消费者，王海现象的实质是‘知假购假’。”王海认为李春海的说法是对他人格尊严和名誉权的侮辱和侵害，“故依法提起民事诉讼”，并要求免去其法官职务。

18日，递完诉状的王海飞返北京，接受德国电视台一位记者采访。19日，王海再一次到天津，会见一位消费者客户，这位客户购买的一处1400多平方米的房产发生了纠纷，希望大海公司能够替他进行调查和索赔。

王海把他的飞来飞去的生活称为“机器人的生活”，但他对此很能泰然处之：“我越是四处忙碌奔波，说明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越多。”

“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郭振清笑言：有人告诉他，别看你现在挺美的，中国有句古话，叫逼良为娼

结婚10年了，郭振清和在同一家集团公司工作的妻子住的还是丈母娘的房子。34平方米的两居室里显得过分凌乱，像记者想象的那样贫寒，已经不制冷的旧冰箱成了孩子放玩具的抽屉，闪着雪花的电视机只能收到5个频道。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间9平方米的小屋，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半米宽、1米长的小桌子，其余的空间被倚着两面墙往上垒出一人高的报纸堆挤得满满的，其中有半人高的一摞是报道男主人事迹的全国各地报刊。小屋当中斜拉的一根绳上，挂着两条大红佩带和一件西装，正是郭振清到人民大会堂时穿的那件，郭振清说那是单位里统一发的工作服，摸上去也就值二百来块钱。在床上方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张小天鹅公司赠送的价值17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算得上这个家里唯一让人联想起金钱的摆设了。

8岁的小郭骏正在他爸爸的工作间兼卧室里摆弄一个装满电池的纸盒，他指着那百儿八十个废电池告诉记者，那都是他爸爸的呼机用掉的。据说这孩子最盼望与郭振清亦敌亦友的王海的到来，因为他可以用王海叔叔的笔记本电脑看VCD。

这个家里好像连一只像样的茶杯都没有，郭振清的妻子白元珍用一只不锈钢碗端来一碗白开水。白元珍在热电厂上三班倒，当晚11点还要赶到城郊的工厂上夜班，她显然对家里的窘迫感到不满，所以一上来就冲记者说：“当雷锋我们不后悔，可你们总不能让我们振清一辈子当雷锋吧。”

3月14日在北京西单商场前举行的“3·15”咨询活动热闹非凡，在半个小时之内，消费者拿来的烟都被认定为假烟　（娄林伟　摄）

月13日，年仅4岁的任浩东在家人的带领下，投诉郑州市一家医院因治疗失误致使他的左手因轻度烫伤变成严重功能障碍　（新华社　供图）    

这个光荣的称号郭振清已经戴了3年多了。据熟悉郭振清的朋友说，他向来是爱看报纸爱学习，还爱较真。别人买了假货自认倒霉的时候，他已经懂得去退换索赔，而且几乎次次成功，逐渐在亲戚朋友中小有名气。1995年5月，宝洁公司在石家庄举办“飘柔之星”有奖评选时，郭振清从开奖一周后仍留在商场里的票箱这一细节中发现，约有上千张有效选票尚未回收。郭振清对这一侵权行为的立即举报和广东宝洁公司的登门道歉使他声名大噪，《河北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称他为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的“聪明的消费者”，并在文章的最后记述了一件他帮人索赔的好人好事。一位副省长极其敏锐地从那件小事里发现了郭的价值：他恰好是一个名叫王海的“刁民”的光辉对照。副省长当即在报纸上批示，要新闻媒体多宣传这位打假英雄的“雷锋”事迹，指示省里工商、商贸、宣传等各部门一连开了7次“郭振清现象”研讨会，并多次将郭振清召入省府亲切接见。很快，最富仪式性的“加冕”发生了：电视台的记者们导演着郭振清从市政府门口的一尊雷锋石像前一遍遍地走过。

从帮助亲戚朋友到帮助全社会，从乐于助人到无私奉献，再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郭振清头上的亮色随着新闻舆论的炒作又迅速扩大为灿烂的光环。被树起来、推出去的郭振清几乎没有任何当雷锋的心理准备，但他还是成功地以同样的速度接受了这外加的角色，并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演绎雷锋的义务。于是，33岁的郭振清雄心勃勃地挑战小他6岁的王海，北京一家大报的大字标题赫然醒目：《欲与王海试比高》。他把本职工作之外的几乎所有闲暇时间都用于做雷锋，郭振清向记者提供的材料显示，几年来他共计帮助消费者打赢官司400多起，义务法律咨询5000多人次，即平均每3天帮人打赢一场官司，每天答复近10个咨询。

郭振清没有阻止他妻子的抗议，因为他更清楚自己的处境。为了做雷锋，他曾连续一个多月没有和家人吃过一顿饭。小到帮小学生退一块橡皮、一块生了虫的奶糖，大到十来万的汽车、组合家具，甚至做委托代理人上法庭，郭振清说他从未收过别人一分钱，倒是自己倒贴进去上万元。替消费者鉴定、复印材料、打车不说，光打电话解答咨询、联系调解索赔这一项，平均一个月就得700元左右，去年底购置的手机每月通话费400元，家里电话费300元，相当于夫妻二人月收入的一半。郭振清自然获得过不少荣誉，但这些荣誉基本上都是精神奖励，“君子不言利”，自古使然，更何况他是“雷锋”。

记者问郭振清手头不宽裕为什么还要买手机，他只说为了回电话方便。但另有知情者却告诉记者，去年中央电视台来采访郭的单位领导，领导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郭振清浪费我们公司的电话费太多了。”

郭振清始终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他1992年到热电煤气公司搞宣传，比他晚来的人都挂上了官衔，郭振清却还是工人一个。“我没法和徐虎、李素丽相比，人家是岗位学雷锋，这样的雷锋越学单位越高兴，而我是‘不务正业’学雷锋，都不敢让我帮助过的人往单位写感谢信，”郭振清抱怨说，“消费者总不能都凑到晚上、周末发生纠纷吧，去公商、技检、法院都得占用上班时间。单位能容忍我这几年已经很不错了，总不能支持大家都到外面学雷锋吧。”

郭振清只能早到、晚退，把繁忙的“雷锋之路”尽可能安排在8小时以外，实在要外出就谎称孩子生病，“常常一天同时想着10件事情，需要来回奔波的有三四件”。心力交瘁的郭振清从背包里拿出一盒治疗美尼尔综合症的药片，他说自己去年曾晕厥过一次。

在去郭振清家里的路上，记者问他：“你还能坚持多久？”

郭振清的回答很艰难：“我也不知道。”

但是在妻子面前，郭振清还是强作欢颜，他几次拿刚刚获得的1万元捐款自慰，说有了这1万块钱，除去请请客，又可以支持个一年半载。白元珍不以为然了，“今天给你1万块钱，也就是天上掉馅饼，不定多久才会掉下这么一个来，想依靠它来成就你自己的事业，根本不可能。你为什么不学学王海，自己挣钱，积累以后再自己走自己的路？”

郭振清阻止妻子继续往下说：“那小子知假买假，根本不是消费者。”但记者紧追不放：“王海说你的道路不能持续，不能发展，你有没有这样的担心，现在你们夫妻每个月都能拿六七百元，万一哪一个下岗了呢？”白元珍也跟上一句：“我看你下岗连工资都挣不到了咋办，你想让我掏工资去让你奉献吗？”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担心的。”郭振清沉默良久才补充道，“我一直在想让我这种高尚的行为通过一种什么形式、渠道能够走下去，或者说以一种什么样的高尚行为去获得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这位“当代雷锋”很希望能调入消协，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渴望招安”，但当地消协的答复是人员已经超编。“更重要的是，他到消协固然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却大打折扣。”一位熟识郭振清的记者说，“到消协郭振清至多是个先进工作者，给人感觉的分量就很不一样，就几乎没有什么宣传和导向意义了。社会和他本人都需要保持现在这样义务的、业余的雷锋身份。”

郭振清也不是没有萌生过学王海的念头。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1995年媒体刚报道王海打假的时候，他在一家商场发现了一种假冒食用油，犹豫再三后，拿了2000元钱准备去买它100桶，可等到了商场柜台前，他最终还是退缩了。当了“雷锋”以后，这种念头就更被郭振清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因为是“温柔的打假”，郭振清似乎比王海更受商家欢迎。在郭的名片上，有一长串各种公司、商场监督员的头衔，他指出一些商场经营的假冒伪劣，这些货很快就被撤下柜台。郭振清希望他的这种指假能获得一定的奖励，哪怕一次就奖个10块8块，他觉得这样既能获利又不失高尚。有一次郭振清鼓足勇气向一个熟识的商场经理吞吞吐吐说出自己的想法，经理一脸的为难：“你是研究消法的，你要是买了，我们马上可以按消法规定双倍赔偿，可你没买光指出来，我们没法给你奖励，因为翻遍法律也找不到这一条。”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郭振清与商家的关系十分微妙。许多商家搞活动都愿意请郭振清，但对郭振清却颇有微词。今年“3·15”之前刚刚大张旗鼓聘请郭振清做监督员的人民商场副总张怀秀毫不讳言：“王海和郭振清我们都不欢迎，非要让我们选一个的话，我们只能选郭振清。”

郭振清一再强调他做监督员都是义务的，只有自己的公开呼机是商家赠送的，至今没收过其他受监督商家的一分钱。记者问如果他们要给收不收，郭振清说他对此一直很犹豫，即使收也要公开地收。他给记者举例说，人民商场曾请他吃饭，要给他报酬，“他们只希望暗地里给，我告诉他们，要给就开新闻发布会”。

然而，记者也听到了一些其他的说法。有浙江“王海”之称的童宗安去年9月至今年1月曾携5000元到石家庄打假，与郭振清多有接触，后分道扬镳。童宗安说，他曾亲耳听到郭振清任监督员的某商厦会计说，“郭振清这月的工资是380元”。童宗安还告诉记者，他曾与郭振清一起合资在石家庄、保定等地打假，郭共分得2000多元。

对于这样的指责，记者无法、也没有兴趣去查证事实真伪。因为即使有，疑假买假、索赔分成、收取劳务费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已经是无可厚非的了，各地的打假“王海”们几乎每天都在做，如果没有3年前的被炒作，郭振清今天完全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王海。记者关心的是，郭振清今后的路会怎么走。郭振清笑言，有一位朋友告诉他，别看你现在挺美，中国有句古话，叫“逼良为娼”。郭振清的妻子当即对这句话表示赞同。

郭振清十分清楚人们对他的定位和期望。他是被作为“刁民”王海的对立面而树立起来的，他被认为是新时期弘扬传统道德的典型而广为传扬。郭振清说，自出名以后，他觉得自己活得更像一个标签，一个符号，甚至仿佛要为如何更像这个标签、这个符号而生活。但是他别无选择。“有时候，我真的挺希望下岗的，那时侯什么都可以无所谓了。可现在生活还能维持下去，看到那么多消费者饱含期望的眼睛，好像没有理由撒手不干，社会又给了我这么多荣誉，电视报纸又不断把我往前推，我只能就这么往下走了。”

记者曾多次与郭振清和他的新闻界朋友们探讨，善良的郭振清可不可以不做雷锋了，不当雷锋似乎也一样做好事。“现在的郭振清已经不可能回复到4年前的那个郭振清了。”他的朋友们告诉记者，郭振清的苦苦支撑、骑虎难下，有社会和宣传为了教化的目的不断强化其典型形象的原因，但就他本人而言，郭振清似乎也已经习惯于那种标签一样，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又像英雄般的生活，他喜欢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喜欢出租车司机不收他的钱，喜欢过年时收到200多个拜年传呼的感觉。郭振清向记者叙述消费者在信中赞美他像神一样，小学生们因为没有得到他的签名急得直哭，他拿出一叠报纸让记者看头版上“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号召向郭振清学习”、“郭振清走进人民大会堂”、“郭振清走进小学校”等大字标题，记者确实从他的双眼中看到了满足的光芒。郭振清最不满足的是他迄今所获得的荣誉几乎都是由消协、消基会，顶多了是全国总工会这样的半民间组织授予的，他渴望有一天能够真正获得政府的承认，这几乎已成了他继续往下走的支柱。郭振清不止一次地向妻子承诺：终有一天我会分到房子，等着瞧吧。

这几位购房者表达着上当受骗的愤怒　（余文国　摄）  

“我关心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王海说：打假是一件通过维护公众利益来谋求个人利益的事情，把我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快乐之上，这就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

与郭振清相比，王海的日子过得潇洒极了。飞来飞去，下榻三星级以上的高级宾馆，每月光差旅费就得花掉一两万元，这还不包括王海应邀到各地参加活动由别人负担的安排费用。王海本人解答咨询要计时收钱，与他合影也要收取相应的“名人效应活广告费”，他每在公开场合露面，都意味着大笔钞票入囊。郭振清曾给记者讲过：1997年底王海为他的《我是刁民》去石家庄签名售书，郭振清找了一家商场请王海和记者们吃饭，他本以为商场已经很给面子了，可王海却不愿意吃，把他拉到一边问：“他们可以给多少钱？”

“我为什么不收钱，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我收钱。”王海对自己的行为振振有词：“在美国，每个人都知道花钱可以与总统合影，可以和总统、议员们共进晚餐，甚至到白宫睡一觉也是有价可循的，只要拿钱就行，并不意味着你是什么大人物。我到一家商场剪彩，只代表他们出了钱，不代表我认为这家商场没有假货，我收钱收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在商品社会中，人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王海获得过不花钱与美国总统合影的机会  

这就是“刁民”王海。

人人都知道，王海出名于1995年，他首开个人买假索赔先例，50天里在京城10家商场获赔偿金近万元，把一批批知名商家送上了法庭，在中国掀起了被称为“王海现象”的新闻热潮。

4年过去了，王海说：“现在看来，当初是有些失策了。”王海当年曾用6个月的时间对中国的市场状况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中国经济刚刚发展，造假卖假的趋势也是刚刚发展，商业道德无从谈起，市场监管也漏洞百出，“因此我预计假货将越来越多，从事打假有可能是个很大的产业，对我个人也可能意味着一个发财机会”。王海的预测非常准确也非常迅速地成为了现实，但他希望以买假索赔实现积累、然后自己开家公司的想法却成了泡影，他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如果我当时保持低姿态，不公开地向商场买假索赔，钱肯定早就挣够了，因为商场其实很欢迎我，我扮演了他们‘义务清洁工’的角色，替他们发现的假货他们甚至可以根据合同10倍向供货商索赔。事实上，我知道有许多人因此而生活得很好，他们默默无闻，但每年有几十万的收益。可是我选择了与媒体合作，被曝光的商场没了面子和信誉，自然对我深恶痛绝，这大大增加了索赔的难度。”

“当时我是想，通过新闻媒体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工作，让大家都从中得利。这符合我的利益最大化的观念，所以我并不后悔。”尽管“为了大众利益”钱挣得不多，选择与媒体合作而声名大噪的王海还是成了最大的受益者。1997年，王海获得了希望集团刘永行10万元的赞助，才与《中国青年报》社合作，注册成立了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

荣任执行董事的王海本希望公司业务以维权调查为主，但工商局的回答是这种类乎侦探所的机构不在国家明文规定的三百六十行之内，只能注册为商务顾问公司。尽管如此，王海还是实现了把他的“打假事业”企业化的梦想。此时的王海与当年已大不相同了。郭振清说得很形象，“原来的王海一看见假货就眼睛发亮，恨不得去贷款买它一车皮”。现在的王海对商场里此起彼伏的假货已少了那种看到猎物时的兴奋，他顶多就是回公司告诉职员们，哪哪有假货，谁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打一打。王海的主要工作就是到各地和形形色色的客户打交道，遇到大规模战役时，还要亲赴部署指挥。当然，这些工作都不足为外人道，因为公司的客户们往往要求保密。

但是王海也总有旧习难改的时候。近两年来，王海又不时回到台前干几件颇具新闻价值的事情。“我现在公开的打假、打官司基本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以挣钱为目的，多属公益行为，第二都是在做公司正常业务的同时顺便为之。”1998年7月，王海在查假药的时候发现大量性病专科诊所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而且性病游医基本上都来自福建的詹氏家族。王海曾去石家庄试图说服郭振清同他一起去长沙调查打假，郭振清却认为性病患者不是消费者，而且本职工作使他不敢轻易离石家庄一步，婉言拒绝了。到11月，王海和他的手下在合肥、长沙、成都、太原、重庆等地的调查揭开了性病游医诈骗患者钱财的黑幕，王海随即向国家卫生部举报。年末，卫生部下文对各地游医专科进行取缔，军方则下令禁止一切使用军队名义发布的医疗广告。据王海说，此举至少每年给消费者挽回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王海在天津的“两角钱”官司更具偶然性，今年1月25日下午，他到天津办事，因内急冲进伊势丹商场的厕所，被索要两角钱的入厕费，王海认为商场厕所收费属超范围经营，“收费虽少，但侵害了消费者利益，我就要追究”，遂于第二天到当地法院起诉。

“3·15”：消费者的节日？ （月禾 摄）  

“光调查性病游医，我们前后就花了9万多元的差旅费。”惟利是图的王海说，“但我们并不敢说自己高尚，因为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人和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个人为社会做一些事，社会的风气有所好转，我们也会是受益者。我一直关心的是如何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我所指的利益既包括金钱、权利，也包括成就、快乐。打假可以获得成就感，而且是一件通过维护公众利益来谋求个人利益的事情，把我的快乐建立在别人快乐的基础之上，这就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

除了大众利益和个人快乐之外，利益的最大化显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内容。据王海称，“因为社会公益活动搞的太多，已经影响了公司正常业务的开展”。他告诉记者，1998年大海公司帮企业查了40多个造假窝点，按说他们本来有能力一年查200个的。还有就是1997年底到1998年4月，王海在北京地安门、西直门、安定门和前门等地发现，200多家有经营许可证的手机销售点90％以上在经营没有入网证或者是贴有假入网证的水货手机。此消息经《中国青年报·北京版》的《王海忠告》透露以后，3个多月时间共接待了逾16000名消费者的咨询，其中亲自来访者超过6000人，而且基本上都是要求帮助索赔的。本意只是提醒消费者警惕上当受骗的王海措手不及，斟酌再三，虽明知打官司双倍索赔几乎没有胜诉的希望，王海还是与200多名消费者签定了合同，最后果然一下子赔了17万元。

“做公益活动可以提高知名度，这不是有益于你们公司的形象吗？”记者问。

“我们的客户并不在乎你做的别的事情，他们只在乎你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关心你的业务做得好与坏，这种想法绝对正确。”王海说，“你的业务专业、扎实、迅速、有质量，赢得客户的口碑，这才算是分词的形象。”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王海把办公室安在一栋旧楼里，条件相当糟糕，以至于王海断然拒绝了记者到他的公司去看一看的要求。

向水货手机宣战以亏损告终后，王海立了一个规矩：一般只受理涉及金额10万元以上的业务。王海的解释是，一方面钱可以挣得更快，另一方面也是对客户负责。“我们讲究商业道德，你买100块钱的东西，没必要花几千块钱来找我，我们会告诉你如何以最便宜、最简洁的办法解决问题。”王海宣称，在市场经济里，（规范的）商业行为才是最有信誉、最具道德性的，“有一个石家庄人花9万元在珠海买了一栋房产，我到石家庄时，他要求我们帮他索赔，这个消费者说，他宁愿拿钱请王海，也不愿意一分钱不花去找郭振清帮忙，‘因为王海收了钱，定了合同，他有责任替我好好打官司，而郭振清不收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把这种事交给他我不放心’。这个石家庄人道出了商品社会中道德的真谛。”

王海的大海公司下设情报处、行动处、科技处、联络处等部门，尤其是行动处，在全国各地招募了200余名专业调查员，主要由专业律师、工商技监部门的前任干部及军警退伍人员组成。曾经孤身打假的王海自然很清楚有一批专业分工的下属的好处：“情报处负责进行市场监测，搜集各种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情报，并向遍布各地的线人收集第一手线索，然后由行动处派员前往详细调查取证，定期向客户提交行动进展阶段性报告，最后是配合执法部门一网打尽。如果客户要求，我们还可以委派律师同时代理客户对侵权人提起民事诉讼。”王海直言不讳，“我们与消协是正当竞争。他们的优势是财大气粗，除了国家拨款，还能用‘推荐产品’等伎俩向企业收钱，他们还有一支庞大的机构队伍；而我们的优势是，我们严格遵循商品社会的游戏规则，我们忠于每一个客户，我们的每一个雇员都是专家，他们分工协作，效率极高，并富于职业道德。”

王海向记者透露了他今年的两个发展计划，其一是将大海公司分为维权服务和商务服务两个公司，成立“王海消费维权顾问公司”，并将在Internet建立网站“王海在线”，在网上提供维权法律咨询服务。其二是“应许多商场的要求”，开展假货咨询检查的业务，即与商场签订合同，由大海公司负责向商场提供假货的情报信息，商场向大海公司支付顾问咨询费。

“雷锋”与“刁民”的对话：谁的贡献大

郭振清说：我很欣喜地看到王海先生在向我学习

王海说：郭振清是在作秀。他现在做的一切有益的事情我们早就在做，他没有任何值得我学的

3月17日晚，记者在郭振清家采访时，郭振清接到了另一位打假英雄王磊从武汉打来的电话。以下是采访机记录下的郭振清的通话：

“——最近王海在成都，他还把我攻击了一番。我告诉你呀，今年‘3·15’，我上了趟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又领了个奖，中央电视台都播了，是“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百优双十佳”，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和中消协联合表彰的，很光荣的——发了个奖牌、证书，都挺好。这种东西就标志着政府对我们的认可——有我也有邱建东，没有，没有王海，王海先生得到个体私营协会去领奖，创造经济效益多少，一年完成利税多少，凭这个去领奖。我告诉你，王海他不招惹我，我不招惹他，各干各的这不挺好，结果他从去年以来一个劲地叨叨我，去年来我家，说他不攻击我就显不出他的形象高大来。你说他是不是闲的，有了钱以后就拿金钱嘲笑高尚——我和他现在已经没有可比性了，咱们是消费者行为，他开着公司，是企业行为，结果他到现在还拿消法说事——我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我非常欣喜地看到王海先生也在向我学习——啊，都挺好，祝你们武汉那里打假的朋友们节日好。对对，都为消费者做些事情，这个东西非常高尚，人挣100万不是目标，有些东西是拿钱买不来的，我们要向政府显示，我们这些消费者维权的行为并不是都像王海那样为了钱。我给你讲，我在大会堂里有一个特别大的愿望，希望我们这些打假者，也包括王海，有朝一日都能到人民大会堂，那才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好好，那就不多说了，再见，祝‘3·15’快乐。”

3月13日，兰州市消费者马书建（右）向消协投诉在他购买的一袋面粉中有一只死老鼠  

执法人员搬出了一箱箱的假酒 （娄林伟 摄）

郭振清的妻子白元珍等他放下电话以后说：“人家谁稀罕听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人家王海不也在做好事吗，而且比你做得还好。”

“有钱当然可能比我做的更好。”郭振清分辩道，“但有了钱再盖庙，那境界就差多了，霍英东捐了那么多钱，可怎么光听说向雷锋学习，没听说向霍英东学习呀？”

郭振清的妻子谈起王海时，那口吻就像是对自己的一个小叔子，有亲切，也有嗔责。郭振清与王海之间就微妙得多了，一个被认为是无私奉献的当代“雷锋”，一个被认为是惟利是图的“刁民”，两人在一次打假表彰会上相识后成为朋友，但他们更清楚，较量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就在去年捧得“保护消费者杯”的当天晚上，郭振清匆匆赶到设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大海公司”。因为他得知，王海等人准备在“3·15”搞一个足以轰动全国的策划——以全国十几位“王海”的名义给郭振清一笔数量可观的赞助。这让郭振清很是为难：不要吧，显得过于做作，要吧，无异于变相低头。这次会郭振清也是想告诉他：“国家已奖了我5000元，不有劳兄弟了。”

郭振清大方地请王海吃饭，王海一笑：“别摆了，你那5000块钱够吃几顿饭的，还是我请你吧。”恰逢在座有两个靠打假索赔一年中挣了17万的唐山青年正急欲拜王海为师，王海得意地说：“你看你们河北人都不学你而跑来学我，你说为什么？”两位唐山“王海”也在一旁拱火：“郭大哥，我们也挺佩服你，可就是不能学你，学你就没饭吃了。”

郭振清无言，因为这也正是他一直在寻求答案的问题。

在此之前，王海到石家庄签名售书时，在郭振清的家里，俩人彻夜长谈，其中一个舌战的话题是：谁对社会的贡献大？王海问郭振清：你有手机吗？你坐过飞机吗？郭振清摇摇头。王海掏出自己的手机说，振清你看我，每月3000多元的电话费，来回坐飞机又几千块，我用我赚到的钱支持了国家的电信事业和民航事业，我还捐助了10个希望工程的失学儿童，你呢？

坐在小凳上的郭振清低头看着自己的破皮鞋。此时只有他知道自己正在如何地苦苦支撑，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贡献应该更大，要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在宣传他，他相信自己应该能感动更多的人，感召更多的人，只不过这种精神上的力量很难用物质价值来表达和评判，他和王海衡量奉献的标准差得太远了。

“王海，你体会过这样一种快乐吗？当你在大年三十晚上接到几百个全国各地你帮助过和素不相识的人打来的祝福电话时，当你坐出租车被司机认出死活不肯收钱时，当你在大街上被陌生的老大娘拉回家捧出她积攒的关于你的简报本时，你是一种什么心情呢？当然你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你把自己藏在了冷冰冰的墨镜后面，你的那些所谓的奉献也是冷冰冰的。”

几个月后，王海又来到石家庄，目的有两个，一是邀郭振清一起打假药，二是看郭振清是否愿意改弦更张，为大海公司做些工作。在妻子和王海的动员下，郭振清和王海、药厂的人一起去了无极县，王海以送给孩子一台VCD的名义给了郭振清1500元酬劳。但至于不做雷锋改学王海，郭振清很明白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断然拒绝。郭振清相信一个素不相识者来信中的说法：你郭振清是先做神，后做人，为神的意义比为人的意义大，王海是先做人，再做神，王海对你的诘难是拿金钱嘲笑善良、嘲笑崇高。可王海说，郭振清是人不是神，人做不了神的事，神也救不了人，二者的游戏规则不同。

商品时代：自私的时代？  

到了1999年，两人的正面交锋终于开始。3月22日晚，在北京的王海扳起手指头向记者一二三四列举了他对“郭振清现象”的8点看法：

1.也是一种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2.不是学雷锋；

3.也不是见义勇为；

4.养了一大批“懒虫”；

5.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6.是否道德是个问题；

7.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8.不可持续不可发展。

“一直以来大家把郭振清看成是雷锋式的消费者，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事实上，郭振清做的事与雷锋是有区别的。”王海说，雷锋生活在计划经济和供给制的时代，作为解放军，他不需要考虑自身的生存问题，可以以助人为乐，郭振清则生活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需要自己解决自己和家庭的生存问题，“雷锋帮助的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而且有必要帮助的人，比如在公共汽车上给老人让座，老人和雷锋相比处于完全的劣势，如果不让座就可能处于痛苦之中，雷锋做的是在别人无法、无能力自己解决问题时给予适当的帮助；而郭振清帮助的人基本上都与其处于平等的地位，郭振清是消费者，别人也是消费者，郭振清帮助别人做的，别人只要努力也有能力办到，特别是还有领取国家俸禄的工商局、消协等机构，郭振清所做的事情让人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不仅没必要，在王海看来，郭振清几乎在天天毁人，他每帮一个人就助长了一个人的不劳而获。“郭振清是无私奉献了，但无私奉献的另一面就是不劳而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假冒伪劣做斗争是每个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每个正常人力所能及的事情。现在都由你郭振清做了，遇到类似问题大家肯定还会来找你，反正用你也就花3毛钱的电话费，自己请假去消协投诉的话说不定一天还得扣个二三十元。假如每个人在遇到类似情况时都去找郭振清，郭振清又都无偿替人去做，长此以往肯定将滋养人们的惰性和依赖情绪。这不是犯罪吗？”

郭振清当然无法认同王海的这一“歪理”，他承认，找自己帮忙的消费者中，确有不少比他还富，有经理、记者、法院的、公安局的，甚至还有消协的，投诉的物品包括上万元的汽车、家具、法国香水、按摩床垫，有的仅仅是为了托他买便宜手机，因为他是邮电局的义务监督员，1100元的入网费可以降到800元，2700元的裸机2400元就能买到。“我帮了许多人，有1/3到一半提出过给我报酬，我都谢绝了，另外一半根本就不提钱的事，有的甚至连个谢谢都不说，因为你是雷锋，那是你应该的；限你5分钟内回电话你就得回，好几年的事你必须马上给我解决，要不你就不像报纸上说的那样伟大。”郭振清甚至愤愤不平地给记者讲了一件曾让他心灰意冷的往事，有位消费者找到他要求帮助索赔，郭振清一时找不到电话与商场联系，就想借这个消费者的手机用用，那人马上一脸的不高兴：你是学雷锋做好事，怎么能用我的手机呢。但郭振清坚称，找到自己的消费者大部分都是普通百姓，实在走投无路才去找他，“我怎么好意思撒手不管哪？”

王海对郭振清的好心肠不以为然。“再穷花十块八块买本法律书总拿得出吧，走投无路更是无稽之谈，工商、消协不管可以告它，诉讼费不过50块钱，为什么不去告，说明还是落后的惰性、奴性在作祟。一个人不知道怎样去做事，你告诉他怎么做就行了，没有必要替他去做，特别是这事情是他自身的义务。郭振清的行为阻碍社会的进步，阻碍了公民履行自己的义务。”

北京市72岁老人西崇德来到消协投诉点，痛诉因劣制建筑使家中险象环生、家人痛苦不堪的经过 （余文国 摄）  

“郭振清的行为不要说发展，是否能再持续都是个问号。”王海打比方说，律师楼在业务多了的时候可以请更多的律师做事，消协在业务多的时候可以申请更多的拨款和人员，“但是郭振清不能，由于他不收费，所以无法请人来和他一起‘无私奉献’。他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

“郭振清告诉我，他很自豪、很欣喜地看到你在向他学习，你觉得你是在学郭振清吗？”记者问。

王海咧嘴一笑：“我刚才说过郭振清的做法是弊大于利，其实他做的那些有益的事情我们早就在做，而且比他做得更多、更大、更好。1997年8月大海公司正式办公的时候，我们就开通了消费者免费咨询热线，在许多报纸上登载热线号码，有两个人专门解答消费者的疑难问题，告诉他们最简便的维权投诉方法。第二个月，我又在报纸上开办《王海忠告》专栏，向消费者提供消费警示信息和维权知识，现在这个专栏已经开到9个城市里的十多家报纸了，中国消协直到1998年‘3·15’的时候才仿效开了一个《‘3·15’忠告》，郭振清开专栏就是更近的事情了。说实话，郭振清现在所做的工作在我们公司就是一个接听热线或者是跑腿的角色。”

在郭振清的眼里，人格的力量是高于利益的，而在王海看来，人格的力量往往是不可靠的。“你有人格不见得他也有，像郭振清那样的过浓的理想主义情调只可能在人类灭亡或者没有肉体的情况下出现。在利益和人格之间让人作出选择的话，可能很少有人会去选择人格，除非这个人格能给他带来利益。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个人与社会也应该是互利的，单独利哪一方都可能带来异化。生活在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中，我们尽一些义务，这社会就会更好，这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不提倡助人为乐，因为帮助人是符合个人利益的。我们做事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论帮厂家查假还是有偿地帮消费者维权，即使是打假双倍索赔，也丝毫无损商场的利益，因为如果他们也是被蒙骗的，完全可以按照合同向供货方10倍索赔，我们的行为符合个人利益，符合消费者利益，符合商家的利益，也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唯一被打击的就是造假和知假卖假者的利益。我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本身就是在为社会奉献，而且讲究效率，这有何不妥呢？”王海一口气说出这么多，最后不忘为郭振清下一个批语：“这些话我早就跟郭振清反复说过，相信他自己也都明白。但我们忙于做事的时候，郭振清却依然故我，始终不肯放弃‘雷锋式消费者’的光环，令人不禁想到两个字——做秀。”

不戴墨镜的郭振清比戴着墨镜的王海轻松多少？这是俩人迄今惟一的一张合影。“道不同不相与谋”，或许他们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靠不住的“雷锋”与“刁民”

今年“3·15”前夕，北京的一家慧聪调查公司发布了对北京、天津、青岛、兰州、包头5城市消费者所做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87.9％的被调查者肯定地回答碰到过假冒伪劣产品和服务，其中另有26.2％的人表示他们每消费5次就有一次以上被侵权。中消协也公布了相类似的调查结论，他们的另一个数字是，60％的消费者被侵权以后还是干吃哑巴亏。

无论是“雷锋”郭振清，还是“刁民”王海，他们都在这样一个假货泛滥的环境中崭露头角，都因为在人皆麻木的背景下奋起反击而声名赫赫。像郭振清、王海这样的“打假英雄”其实还有许多，在3月19日和26日的《南方周末》上，可以看到其中20人的“英雄谱”。

这是一个有些奇特的群体。他们始终生活在争议之中，始终没有获得政府公开的承认，甚至包括郭振清在内。因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某些部门的渎职。当然，或许还有更为危险的意味。

郭振清对记者说过，他觉得像他和王海这样的人出现和出名，是这个社会发展的一种悲哀。他说，如果大家都把王海彻底忘得干干净净，把他郭振清忘得根本想不起来的时候，那才是最好的。他非常不愿意自己孩子将来接他的班，他希望孩子就能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

王海则认为，这恰恰说明社会在进步，而且进步得还不够。进步之处在于，假货的存在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抛开了君子国的幻想，认识到人是自利的动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打假者的存在意味着一种市场化的制衡机制已经萌发，有人开始明白造假固然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打假却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不足之处在于，明白这道理的人还是不多，尤其关键的是，还有那么多的消费者不懂得忍让有时也是一种纵容，也是一种对自己和对社会的罪恶。让王海自喜的是，他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了这一点。

不同的价值观点也指引着郭振清和王海不同的打假之路。从目前的境况来看，郭振清的道路越走越窄，王海的道路却越走越宽。这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深重的悲哀？

王海无疑是比郭振清更为聪明的消费者。他在纷扰复杂的社会解构与结构之间敏锐地捕捉到了商品时代的脉搏，并以此实践着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全新的道德梦想。

然而，这种由金钱筑就的道德与我们几千年来代代恪守并以此安居乐业的传统美德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本能地质疑和抗拒。它是那样的有力，以至于我们不惜以崇高的名义重新塑造起另一个传统美德的化身予以还击。这难道不是一种怯懦吗？

也许真的有一天，假货不再猖獗，郭振清可以安然地过他好人的生活。至于王海，或许已经是腰缠万贯，他不会寻找不到新的领域去走完他的实践道路。

每个人都会衷心地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它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但那一天到来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每个人都需要明白，正如郭振清和王海都一再强调的：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因为那是权利，更是义务。雷锋也好，刁民也好，英雄也好，侠客也好，都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