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工程英雄

（文 / 胡泳）

天下何人识君

惠斯勒（Whistler）的肖像画、版画和夜景画不知感动过多少人，尤其是那幅《艺术家的母亲》。泰德·哈波尔德（1930～1996）有一次不无酸涩地说，每个人似乎都知道惠斯勒的母亲，但没有人了解，惠斯勒的父亲是一位素负盛名的工程师。

哈波尔德的职业正是工程师，悉尼歌剧院和巴黎蓬皮杜中心都打下了他的印迹。他还可以再加上一句：惠斯勒的伯父也是工程师出身，1828年远赴英国学习铁路工程。学成归国之后，他建造了美国的第一条公用铁路。

不过所有人都听说过惠斯勒的伯父在英国所拜的师父的大名：乔治·斯蒂芬森。他以发明蒸汽机车和修筑第一条载运旅客的铁路而闻名，被尊为“铁路之父”。在斯蒂芬森时代，工程师们享有大名。1760年之后的几乎整整100年，他们因自己的伟大创造而占尽风华。高峰出现在1851年伦敦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工程史学家L.T.C.罗尔特把它称作“英国工程技术的鼎盛之日”。

当乔治之子罗伯特·斯蒂芬森（他是其父的助手，建造了多座大跨度铁路桥梁）和伊泽姆巴·布鲁内尔（第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轮船的设计者）在1859年相继辞世之后，英国人举国悲恸。罗尔特写道：“英国的工程师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之高的礼遇；这一职业再也未能这样耀眼。”

工程师的形象何以走向衰落？这是一种应得的结果吗？本世纪的工程师真的表现得不如他们的前辈吗？他们造就的东西失去了从前的灵气吗？

罗尔特对第一个问题给出过答案。“从某种程度上说，工程师的形象淡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随着知识的急剧增长，职业出现了分岔。由无名专家组成的团队取代了单个天才成为新建设项目的主持人。”不过对建筑师而言，还没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贝聿铭等等与他们同时代的工程师相比要出名得多。

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可谓近年的一桩建筑盛举，但要想说出谁是它的设计师却几乎是不可能的。隧道的设计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英国的一家老牌设计所Mott MacDonald或许最有资格把这项成就归功于自己，但它也乐于承认，它得到许多设计师的帮助。

光是设计还不行，还得有人建造。隧道的建设也不是赖一家之力能够完成的，建设者是10家英国和法国顶尖的工程承包商组成的Transmanche集团。工程的规模之大、复杂程度之高意味着隧道必然是集体贡献的产物。

不做苦行僧

建筑师比工程师的社会形象更为突出，并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工作重点不同，这里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建筑师通常被归入艺术家一类（他们也自认如此），而工程师则不然。工程师优先考虑的事情是：第一，工程必须经济实用，这不仅是指成本要低，而且还意味着用料要精；第二，工程中力量的流动必须均匀。工程师厌恶浪费原料，而建筑师不太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他们有许多其他追求。

由此，工程师们致力于找到一种尽可能直截了当的方法，使静载（即结构本身的重量）和动载（结构被设计用来承受的重量）形成有机的结合。他们期待这种力量的流动能够在结构中清晰地体现出来。马赛尔·布罗伊尔是工业时代建筑艺术的探索者（他曾设计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厦和纽约惠特尼艺术博物馆），他大胆采用了许多新技术、新材料，但优秀的芝加哥工程师法兹鲁尔·汗却对他孜孜以求的哲学的纯粹性提出质疑。汗的办公室里摆着一把布罗伊尔设计的由悬臂支撑的椅子，这种椅子被目为“现代经典”；汗不解的是，明明椅子的承载可以轻易地用4条椅子腿来消化，为什么偏得动用悬臂呢？

建筑师们向汗解释说，悬臂可以增加椅子的弹性。但汗觉得这样的解释不足以服人。他认为布罗伊尔是想出奇出新。工程师带有更多的苦行色彩，他们对新奇的东西往往敬而远之。

使力量行所当行：这是工程师的最大心愿。然而由于他们对美学效果不大在意致使公众很难对其工作产生认同。即便如此，工程师们的杰出之作还是会散发出震撼力。以大桥为例，最好的桥梁会把人带入一种高洁的境界。对于苏格兰工程师托马斯·泰尔福特所造的桥，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骚塞曾写下充满敬畏的赞美之辞；他引用一位行人的话说，它仿佛“天空中的蛛网”，是“由神或人所创造的最美的事物”。

我在瑞士求学时，对它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叹为观止。瑞士是一个地势崎岖的国家，但这并不能妨碍聪明的瑞士工程师把铁路修上高山。它的山区火车线可以算是工程史上可圈可点的成就之一。瑞士工程师跻身于世界上最优秀的桥梁建设者之列。罗伯特·迈雅（1872～1940)是第一位把强化水泥用作独立的建筑材料而不仅仅是石头的替代品的设计师。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戴维·瑞林顿这样形容他的桥梁工程：“无可怀疑，它是人力而不是天工的产物。它不是源生自任何有机的、自然的形式，而纯粹脱胎于一个工程师的想象。一切都恰到好处，没有丝毫浪费的地方。”

本世纪最显赫的工程天才是欧夫·阿拉普（1895～1988）。他是丹麦人，但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度过。他创建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事务所是世界上最大的设计事务所之一，与许多著名的建筑师都合作过。

阿拉普说由于自我感觉做建筑师的天分不够，他才转入工程师这一行。他一生都怀有做建筑师的未竟梦想，也许正是为此，他才提出“完整建筑”的思想，即令建筑和工程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随着事务所的发展，大家意识到工程并不仅仅是建筑的仆人。有人认为，工程技术在悉尼歌剧院、蓬皮杜中心、香港汇丰银行大厦这类建筑中所起的作用比建筑师的设计要大得多。而悉尼歌剧院和蓬皮杜中心都是阿拉普门下的工程师完成的。

建筑的辉煌通常归功于建筑师而很少归功于工程师，但上述两座建筑的故事却显示了这样做是不恰当的。乔恩·乌松为悉尼歌剧院所作的建造设计在实地情况下是无法建造的。他的贝壳状的屋顶呈不均匀的几何形状，完全照图施工极为困难。最终，是阿拉普找到了一种可行的屋顶形式。创意是乌松的，但只有借阿拉普之手才能实现。

竞标建造蓬皮杜中心是泰德·哈波尔德的主意，他劝说阿拉普加入进来，目的是造一座地板可以活动、外表是巨大广告牌的好玩的建筑。最后出来的东西并非如此，哈波尔德称该中心“在建筑结构上是不道德的”，意思是说力量被迫以一种非自然的方式表现出来。

不过，蓬皮杜中心揭幕后却大受欢迎，即便围绕它的争议不断，它还是站住了脚。然而工程师在建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遗憾地被忽略不计。阿拉普事务所的一位工程师抱怨说，建筑界“显然不认为工程师在一个项目中能发挥任何创造性作用”。工程师公开站出来挑理，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除了桥梁和大型民用工程等等以外，本世纪工程上的突出事迹还表现在摩天大楼的建设上。前面提到的法兹鲁尔·汗功劳甚伟，他建造的110层西尔斯大厦曾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现在则已风光不再）。这幢大厦结构上富于创新性，基本上是一种工程结构而非建筑结构。

如果工程师们感觉不被注意、不受爱戴，他们有什么办法令此改观呢？首先，他们应该向建筑师学习，多出风头，不能只干不说。至少在英国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1988年实施的英国《版权法》规定了一种叫做“道德权利”的东西，建筑物的“作者”，无论是建筑师还是工程师，在该建筑物被公开提及的时候，有权要求指明自己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工程师们可以睁大双眼，留心自己的名字是否湮没无闻。这样，他们才可能夺回应享的荣光。 惠斯勒悉尼歌剧院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