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顾：20世纪的超级间谍

（文 / 舒善）

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尔后又是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背后，是一条无形的战线——间谍战。它是非常规的战争，唯有目的而不择手段。窃听、偷盗、收买、绑架、暗杀、爆炸、煽动、颠覆，无所不用其极，当然也永远离不开女色和金钱。

在神秘的面纱背后：玛塔·哈丽、川岛芳子、埃利沙·巴茨纳和“大老板”特雷佩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巴黎，在灯红酒绿的夜生活中，跳裸体舞的明星玛塔·哈丽（Mata Hari）红极一时，各种沙龙欢迎她，富豪们迷恋她，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曾给她送过鲜花，可是谁又会想到，她从1915年起就成了德国军事情报局的一名间谍。德方希望这位享有盛名的女性能在英国军官和法国军官的客厅里获得军事情报。不过，她的间谍身份很快败露，并于1917年秋被一支法国小分队枪杀。她死后，有关她的传说犹如她的面纱，朦胧而又神秘。据说，她是爪哇一位亲王的女儿，真名是玛·盖·策勒（Margaretha Geertruida Zelle），1876年出生于荷兰的吕伐登。成年后，她和一名在印度殖民地的荷兰军官同居，婚姻失败，她不名分文回到欧洲。为了养活自己的女儿，她曾在巴黎当过裸体模特儿，后来才以跳异国情调的舞蹈而成为明星。在周游好几个国家之后，这位40岁的中年女子终于转向德国人。可是，尽管她到处被爱慕者包围，这位冒牌公主却不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业绩不佳，使德国情报机关大失所望。英国秘密情报局新近公布的档案表明，这位轰动一时的所谓高级间谍没有提供过一份真正重要的情报，而她的声名却已不胫而走，遍及世界。

写过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传记的几名日本作者几乎异口同声把川岛芳子比喻为东方的玛塔·哈丽。川岛芳子是中国满族人，清末王族肃亲王善耆的女儿，生于1906年，起名金璧辉，后来肃亲王将她过继给自己的日本密友川岛浪速，取名川岛芳子，所以她又是日本人。1927年11月，她和一名蒙古贵族结婚，不久离异，从此一副男装打扮，有“男装丽人”之称。她姿色不凡，能流利地说中日两种语言，又会说英语，又会开汽车，加上她的出身门第，使她有机会结交中日两国的军政显要，直至东条英机、汪精卫、孙科等人。她的得意之举是，她曾接受日本关东军密令，将溥仪的“皇后”婉容秘密从天津接到旅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内孙科等人的责难而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下野。在此之前，川岛芳子通过舞会的机会，和行政院长孙科接触，抢先得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然后密报日方。日本报刊据此提前报道了这一新闻。蒋介石大怒。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川岛芳子单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炮数。她还秘密地到19路军蔡廷锴军长的住所与蔡密谈，探听虚实，获知蔡军长抗日态度十分坚决。她向日方提供的上述情报，对日军侵占上海的战略部署起过很大作用。上海沦陷后，孙科被怀疑向日本泄露情报而遭蒋介石弹劾，川岛芳子设法让孙科坐上日本商船从上海到达广东。可见，川岛芳子是在中国统治集团的最上层周旋，她向日本提供的情报也绝非一般。战后，川岛芳子于1948年3月25日在北平被中国当局处决。

传奇式的女间谍玛塔·哈丽  

德国间谍巴茨纳，代号“西塞罗”    

其实，玛塔·哈丽无法和川岛芳子相比拟，所相同的仅仅是，她们在间谍活动中都借助于自己女性的魅力。女间谍的美貌犹如面纱，掩盖了自己的真相，而男间谍表演的另一副面孔也同样可以迷惑人。一个貌似忠厚老实的男佣把一位英国绅士蒙骗了两年之久，他就是二次大战时的德国间谍埃利沙·巴茨纳（Elyesa Bazna）。1952年，好莱坞以当时还活着的巴茨纳为原型，拍摄一部名为《西塞罗案件》的间谍片，风靡世界。巴茨纳是阿尔巴尼亚人，1904年出生于科索沃的普里什蒂纳。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为第三帝国效劳，是因为英国人枪杀了他的父亲。1943～1944年间，当他为英国驻安卡拉大使休格森爵士（Sir Hughe Knatchbull Hugessen）当室内男佣时，被德国情报机关收买。休格森是英国贵族，一派绅士风度和漫不经心。巴茨纳利用工作之便，从大使馆的来往通信中截取大量绝密材料，并从大使的保险柜里偷窃了有关盟国首脑会议和美国为苏联人提供装备物资的报告，甚至有关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指示。希特勒驻安卡拉大使巴本（Franz von Pa-pen）用古罗马善于言辞的政治家西塞罗的名字作为巴茨纳的代号。第三帝国安全总局驻当地代表称巴茨纳提供的情报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可是柏林的最高当局却始终怀疑这些情报，希特勒认为这些来自安卡拉的密报是英国人玩的把戏，因而从未当回事。巴茨纳得到的报酬达30万英磅，但全是假钞，由当年德国外交官格·冯·瓦尔特（Gebhardt von Walter）转交。此人后来曾任德国驻北约组织大使和驻莫斯科大使。战后，巴茨纳曾向波恩要求赔偿，未获结果。1971年，巴茨纳死于伊斯坦布尔。

一副大老板面孔的利奥波德·特雷佩尔（Leopold Trepper）是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的上校，自称是加拿大进口商，“大老板”是他的代号。他是在波兰出生的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二次大战时，他在德国占领的西欧地区组织了一个间谍网，经费则来自他开设的“外国高级雨衣公司”（The Foreign Excellent Raincoat Company），该公司在巴黎、布鲁塞尔等地均设有分行，专做希特勒国防军的生意。大老板的成员窃听德国使馆和军事机关的电话，甚至窃听德国国防军反间谍机关的总部，从而截获大量重要情报，包括德军向苏联进攻的日期。1941年12月，德军测到了大老板在布鲁塞尔的无线电发射台的位置，一举捣毁了这个据点，并把这一间谍网起名为红色合唱队。30名最重要的成员被捕。1942年末，大老板本人也在一次看牙医时被人出卖而被捕。不过，他再次迷惑了对手，他假装愿意为德国人充当双重间谍而乘机逃脱。斯大林虽然在此之前把将军衔授予他这名在国外最重要的间谍，可是当他回到莫斯科后，他被逮捕并蹲了10年监狱。1973年，大老板从苏联到达以色列，9年以后死于耶路撒冷，终年77岁。

罗森伯夫妇（1951年）

苏联间谍特雷佩尔，代号“大老板”

1980年东德情报机关的几位首脑：沃尔夫（左2）、米尔克（左4）  

为政治信仰殉难：理查德·佐尔格和罗森伯夫妇

1941年10月23日清晨5点钟，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少将向柏林发出密电，报告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林被日本警察逮捕。奥特大使和在东京的其他德国同胞一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直言不讳的说法：佐尔格是间谍。奥特从1934年担任驻东京武官时起就与佐尔格相识，他是大使馆的常客，也是奥特大使的密友之一。大使从未想到，佐尔格早已是一名共产主义者。1895年10月4日，理查德·佐尔格在高加索出生，父亲是一名德国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1919年，佐尔格在汉堡参加德国共产党。1925年1月，他以德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总部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奉命参加共产国际情报局工作。1933年9月，他以记者身份经美国到日本，为共产国际收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情报。1943年9月29日，东京地区法院判处佐尔格死刑，判处马克斯·克劳森终身监禁，判处他的妻子安娜·克劳森有期徒刑3年。1944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那天上午10点20分，佐尔格在东京被绞死，终年49岁。在二次大战临近结束美军空袭东京时，马·克劳森险些被烧死。他很快被转移到秋田监狱。1945年10月8日，他在那里被美军释放。是年，在东京的苏联官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克劳森夫妇从美军当局管辖地区劫持出来。克劳森夫妇在苏联逗留了一个时期后回到东柏林。1964年10月初，东德安全部长米尔克（Mielke）在公开的仪式上授予这对夫妇以金质人民军勋章。1964年11月5日，在苏联提前庆祝十月革命的纪念大会上，理查德·佐尔格被追认为最高苏联英雄。1965年春，苏联发行佐尔格纪念邮票，面值4戈比，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上面是佐尔格的正面肖像。苏联此举的背景是对斯大林的批判，认为斯大林未能预见1941年6月德军突然进攻苏联这场灾难，从而造成惨重损失。斯大林对各方面提出的纳粹即将入侵的警告掉以轻心，其中包括佐尔格提供的极其重要的情报。但不管怎么说，当年面无惧色、默默走向绞刑架的佐尔格现在终于可以瞑目。而另外两名殉道者却至今尚未正名，那就是罗森伯夫妇。

柏林间谍战的热点  

1950年6月16日清晨，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纽约逮捕了朱利叶·罗森伯（Julius Rosenberg）和他的妻子埃塞尔·罗森伯（Ethel Rosenberg），罪名是把原子能机密情报出卖给苏联。1951年4月5日，纽约地区法院再次开庭，考夫曼法官一上来就说，陪审团已裁决有罪的这几名被告所犯的罪“比凶杀还严重”。他说，这个阴谋集团“在我们的科学家预测俄国人能制造原子弹之前好几年，就把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出卖给了俄国人”。他对被告说：“你们的叛卖行径毫无疑问已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对我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最后考夫曼向被告宣读了判决书，判处罗森伯夫妇死刑，并定于1951年5月21日的那一周里用电椅执行。被告表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就在上诉法院审理过程中，一场拯救罗森伯夫妇运动席卷全世界，声势之大空前绝后。自1951年底成立“要求公正审理罗森伯夫妇全国委员会”起，它的分支机构在美国许多城市出现，至1952年底，它的活动已遍及24个国家，要求赦免罗森伯夫妇的示威游行接连不断，反美怒潮一浪高过一浪。在群情激愤之中，许多本来非常冷静的人这时也开始觉得，真正的问题已不再是罗森伯夫妇是否清白的问题，而是他们不该被处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当时写了封公开信说，如果赦免罗森伯夫妇，美国的人道姿态就会受到广泛称颂。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3年2月11日发表书面声明，拒绝对罗森伯夫妇表示仁慈，总统说：“已经发现的罪证表明，他们的罪行实际上是背叛了全体美国人民。”1953年6月19日晚刚过8点，罗森伯夫妇被用电椅处决。他们至死都没有招供。20年后的1973年，全美大众事务电视中心拍摄了一部罗森伯案件的纪录片。1978年，该电视片被改写成书，与此同时，罗森伯夫妇的几个儿子和当年法庭上的辩护律师成立了“纪念罗森伯夫妇被处决25周年委员会”，打算为罗森伯夫妇翻案。但联邦调查局也并不示弱。一名当年参加侦破的该局特工在80年代出版了一本数百页的回忆录，详述此案的经过（此书中译本的书名是《谍战秘闻——联邦调查局与克格勃之战》，（美）罗伯特·J·兰菲尔、汤姆·夏彻特曼著、任宜敏等译，团结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这位兰菲尔在书中写道，1950年2月他成功地破译了1944年克格勃和在美国的苏联间谍之间的来往电文密码。美国正是根据这些破译的电文侦破了包括罗森伯夫妇在内的一系列间谍网，因此证据是确凿的，但迫于当时必须保密的原因，美国政府在法庭审理时只能说，“确凿的证据出自绝密的来源”，而丝毫不能透露来源于破译的密码电报。美国最高当局知道内情，而一般公众则不甚了了。克格勃正是利用这一点，煽动和操纵不明真相的人在世界各地掀起反美浪潮。兰菲尔在书中列举了一大批当年和罗森伯夫妇有过联系的苏联间谍，他们先后回到苏联，替克格勃工作，其中包括1962年2月和U_2飞机驾驶员加里·鲍尔斯（Cary Powers）交换的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Rudolf Abel）。他说，鉴于罗森伯夫妇的幽灵至今不散，他才决定把真相公诸于世。

他谁也不相信：金·菲尔比和他的好友吉姆·安格尔顿

其实，克格勃完全清楚美国调查罗森伯夫妇的每一步进展情况，因为当时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6处（M16）驻华盛顿站长金·菲尔比（Kim Philby）就是潜伏的苏联间谍，而他的好友吉姆·安格尔顿（Jim Angleton）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部门的主管。莫斯科之所以没有采取营救措施，是因为怕暴露了菲尔比。

安格尔顿早在二次大战时就认识菲尔比。1949年，菲尔比到华盛顿任职，从此两人定期聚会，共进午餐。正在努力向上的安格尔顿把年长的菲尔比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每次请饭都含有答谢之意。当时又是美英两国情报部门为共同对付苏联间谍而亲密合作时期，因此两人之间无论是公谊还是私交都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就在饭桌上菲尔比获取了大量美国的绝密情报。就在频频举杯之间，数百名西方间谍被他出卖。

吉姆·安格尔顿，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部门主管多年，是菲尔比的好友，曾共进午餐36次以上，泄露大量美国机密，史称“Jim and Kim”会晤  

  加里·鲍尔斯（1960年）  

早在30年代中期。菲尔比就和其他4名英国青年一起，被苏联间谍收买。他们都是贵族中学的毕业生，以后又都在剑桥的著名学院上大学，并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5年后，他们都进入到英国上层社会。菲尔比、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4人如愿以偿地在秘密情报局工作，第5位朋友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是外交官。其间，由于菲尔比1934年和一个女共产党员结婚，并为共产国际工作过，不断有间谍的密报怀疑到他身上，可是他有许多朋友。伦敦的领导阶层不相信这位风度翩翩和上层人士来往的同胞是一名变节分子。1951年，这个“剑桥5人小组”的秘密电台被美国破获，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率先逃到苏联隐藏起来。从此菲尔比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因为伯吉斯是他的朋友并在他家里住过。菲尔比经受住了各种审问。但他的上司为安全起见还是让他在1951年7月退休，并给予4000英镑补偿费。麦克米伦首相还在下院发表了一项致敬声明。此后菲尔比在贝鲁特当记者。1963年，他向军情6处的一名特工承认，他从1934年起就为苏联从事谍报工作。接着他就逃到苏联。菲尔比的供认使他在伦敦的当年同事目瞪口呆。华盛顿的安格尔顿在震惊之后很快恢复了镇静，尽管菲尔比的叛逃仅仅是西方情报界一切灾难的开始。当被问到他们午餐谈话的记录时，安格尔顿冷淡地说，“我把它们都烧毁了。整个事件都令人非常生气。”据官方事后计算，他和菲尔比的午餐谈话有36次以上。他妻子说，“这是一次非常沉重、非常可怕的打击，是我丈夫永远不会忘记的。”从此以后，这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强人几乎谁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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